由于之前的法官经历，威廉·韦伯斯特将那种刚正不阿的意识引入了联邦调查局。所以，在1987年5月里根总统决定调任韦伯斯特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时，使用另一个联邦法官来继任韦伯斯特在联邦调查局的位置，似乎是个绝妙的主意。
里根后来果真提拔了圣安东尼奥地区最高法官威廉·塞森斯出任新一届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并于1987年11月2日宣布就职。一头白发的塞森斯，戴着圆形眼镜，拥有灿烂的笑容和迷人的双眼。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庄园里长大的乡村男孩，操着一口得克萨斯口音，跟人们讲述着那些他愿意分享的故事。
塞森斯十分享受他的工作带来的额外好处。他每天都会戴着他的黄铜质地的联邦调查局徽章，一直把它别在自己的衬衣上。即使是与退休的特工交谈，他似乎把自己当做另外的第三个人，称为“你的局长”。这些个性癖好让一些特工非常不爽，他们认为除非特工执行逮捕任务，否则他们都是把徽章放在工作证件的袋子里。
塞森斯很快就在联邦调查局内博得了“啦啦队长”的名声，因为所谓的“塞森斯表达方式”。
“他总是说话含糊不清。”拉瑞·罗尔说道。拉瑞是当时的特工总管。“每次的特工会议，总会有一段完全无法理解的讲演，就好像一个不停发出声响的计量器一样。塞森斯一起身，这个‘计量器’就发出嘟嘟嘟的声音。他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说家。但是当他讲话的时候，每个人都带着一脸疑惑相互对视，‘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特工们尽量挑选那些非常重要的事件向他汇报，却发现他的视线穿过他们，落在了电视机上。他最令人难忘的贡献莫过于给大家提供曲奇饼干。出差的时候，他甚至于会打断一次关于间谍案件或是黑手党案件的汇报，转而询问大家当地的名胜景观。
塞森斯的办公室整齐简洁。他对于能够每天清理自己的邮箱收件箱感到无比自豪。但是他治理的联邦调查局简直就是乱七八糟。作为一个科技迷，他总是不停地给助理局长发送邮件，要求他们进行某些方面的研究—这些所谓的研究纯粹就是无稽之谈—他完全忘记了类似的问题之前已经提出过。
曾经有一次，塞森斯问乔伊·斯特尔一个问题，后者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塞森斯的安保。当斯特尔找到答案回来向他汇报时，他没听就直接走开了，嘴里还吹着“得克萨斯的黄色玫瑰”的口哨。
1990年12月，塞森斯出差到大西洋城，与总检察长迪克·索恩伯格一起参加一次公共发布会，主要是关于以下的信息：基于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取证，司法部将要提起一次民事诉讼，针对这个城市的赌场员工组成的最大工会。在路上，塞森斯要求纽瓦克办事处的特工给他介绍一下关于这个调查的相关情况。正当介绍到一半的时候，他便开始哼起一首广告歌曲：“布莱克瑞姆（一款男用发油），只要轻轻一点就能满足需求。布莱克瑞姆，用过之后就魅力无限。”
与韦伯斯特完全不同，塞森斯认为没有必要去了解每个案件调查的细节，自然他对这些事情也没有半点兴趣。取而代之的是，他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人事、技术以及系统方面，试图为女性和少数民族提供晋升的机会，并推动联邦调查局成为DNA鉴定的先驱。他把负责案件调查的权力都下放给级别较低的管理人员。
韦科和红宝石岭的僵局，注定是灾难性的。两次事件都开始于其他特工未能及时对相关人员进行逮捕。红宝石岭大骚乱开始于1992年8月21日，当时美国执法人员正在靠近兰德尔·“兰迪”·韦弗的住所。韦弗，一个自称为基督教的白色分离主义者，与家人居住在偏远山区的小木屋里，该地区靠近爱达荷北面红宝石岭。在出售了手头的债券之后，韦弗因为售卖未登记的轻武器而受到指控，但是他并没有出席预审听证会。韦弗手头上的武器正是他花费450美元从烟酒枪械管理署的一个内线人士那里购得。
正当４名执法人员要检查韦弗的居所时，他家里的狗开始狂吠，让执法人员们不得不放弃进一步搜索。一场枪战随即展开，执法人员威廉·德根与韦弗14岁的儿子山米在双方火拼中丧生。其余的家庭成员仍旧待在小木屋里。
当执法人员向联邦调查局请求救援后，由理查德·罗杰斯带头的人质救援小组乘坐两架C-130于8月22日到达目标区域。人质救援小组的特工们并没打算等着嫌疑人主动弃暗投明，他们采取了主动行动，分派11名特工围住韦弗的小屋。鉴于已经有一名执法人员惨遭杀害，韦弗已经被定义为极度危险分子，当时主管犯罪调查部门的助理局长拉瑞·波特随即下令，现场特工们可以执行特殊条款，即在韦弗家里的特工“可以并且应该”对每一个拿着武器的成年人开枪。
在匡蒂科联邦调查局总部接受武器装备培训的时候，每个特工都需要牢牢记住联邦调查局的极端武力条款：如果一名特工确认他和队友已经处于将要被嫌疑人枪杀或重创之时，他才可以开枪。如果在其他情况下开枪，正如一名法官所说，是“明显违背宪法赋予每个警察的权利的”。
另外一条反复向新进特工灌输的条款则是：在某些情况下，无所作为就是最好的作为。随着时间拖延下去，嫌疑犯自己也会感到疲倦、饥饿与无聊，最终可能就会和平解决问题。在处理所谓的危机管理时，特工们则需要“孤立、包容以及协商”。
显然，这两条重要的条款在红宝石岭都被无视了。事实上，罗杰斯想出的袭击计划是：如果在两天之内韦弗和他的家人都没有缴械投降，就派遣两辆装甲车去把韦弗的房子直接推倒。
下午5点刚过，人质救援小组的狙击手就已经在小木屋附近部署就位。在这样一个雨雪的天气里，一个小时过后，一架联邦调查局的直升飞机降低高度，打算把房子周围巡查一遍。当直升飞机在屋顶上盘旋时，韦弗、莎拉（韦弗16岁的女儿）以及凯文·哈里斯（韦弗的养子）手里拿着来复枪从房子里走了出来。这时，特工龙·何瑞驰开了枪—因为他认为其中一个嫌疑人似乎正打算朝着直升飞机开枪。因为何瑞驰认定嫌疑人准备开枪，所以他首先开枪这个举动似乎是符合联邦调查局关于“极端武力条款”的定义的。而他开枪击中的，正是兰迪·韦弗。
正当三个人撤回房里之时，何瑞驰又向同一个人继续开了枪—他觉得那个被瞄中的人回到屋里后可能还会继续威胁直升飞机的安全。然而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韦弗身边都被女人和孩子包围着，对于何瑞驰来说，要想直接瞄准韦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结果，子弹穿过房子的木门，直接射向了维姬·韦弗的脸庞，后者正是兰迪·韦弗的妻子。子弹从维姬的大脑里穿出，击中了哈里斯的手臂。维姬·韦弗当场死去。直到维姬的尸体被发现，何瑞驰才意识到是自己杀害了这个女人。
何瑞驰的第二发射击起因于他认为嫌疑人会对直升飞机造成进一步威胁，所以，这似乎也符合局里的规定。韦弗在自己家里与联邦特工整整对抗了10天之后才投降。
后来，有人向联邦法院起诉了何瑞驰的犯罪行径，但是一名联邦法官认为特工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根据需要做出的判断，不应定罪，联邦法庭需要通过听证会来定夺。结果，法庭驳回了上诉。
之后，韦弗被控杀害美国执法人员德根。1993年7月，联邦法庭陪审团认为是执法人员先开的枪，所以宣告韦弗无罪。同时，关于他持有枪械一事，也未被定罪。最终，司法部同意支付兰迪·韦弗310万美元，作为对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赔偿。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次围攻中，联邦调查局犯了很多本不该犯的错误。但是最终，红宝石岭事件只是被定义为一次意外的枪战：何瑞驰并没有故意射击维姬·韦弗。对于执行任务给予更多的权利，其实到头来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每个使用武器的人都知道，击不中目标那是常有的事，更何况是在如此强度的压力之下，犯错在所难免。几乎每天，都会报出警察开枪误伤嫌疑人的事件，然而，如果不是涉及种族的问题，针对这种事情的公开抗议通常少之又少。
红宝石岭事件之所以成为政府暴政的一个标志，主要是右翼势力逮住了这个机会，大做文章，把这次事件变成了一个重大事件，闹得满城风雨。
接下来的韦科事件，又是一桩类似的大事件。这个悲剧发生在1993年2月28日，韦科城东部10英里，得克萨斯州卡梅尔山的一处需要修理的建筑内，烟酒枪械管理署在这里上演了一幕灾难性的袭击。在那里，33岁的大卫·考雷什和他教会里的狂热信徒囤积了大量的非法枪支弹药和爆炸物，准备迎接一场考雷什所谓的血腥对峙，目标就是那些没有信仰的人。
在45分钟的火拼中，大卫的追随者枪杀了4名烟酒枪械管理署的探员以及打伤其他15名探员。烟酒枪械管理署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撤退，克林顿总统当即下令联邦调查局介入此事。在圣安东尼奥办事处特工主管杰弗瑞·贾马的领导下，2月28日下午，人质求援小组的特工包围目标建筑，并希望通过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问题。
但是一个月的时间过去后，联邦调查局突然觉得他们解决问题的战略似乎对考雷什不起作用。考雷什本答应了出来，但是后来又说上帝告诉他让他等着，别忙着出去。与此同时，在被围的建筑内的情况也每况愈下。从那些出来的人们那里了解到，大卫和追随者们所待的地方，都是人类的排泄物和上一次袭击中遗留下来的死尸。而且，大卫还一直跟他的妻子们生活着，而这些所谓的妻子都是些12岁左右的孩子—这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虐待，更是足以构成法定的强奸罪。
在获得塞森斯和总检察长珍妮特·雷诺的许可之后，贾马决定选择4月19日清晨，推进这次任务。早晨6点还没到，风速放缓，联邦调查局执行任务的特工通过扩音器警告考雷什及其追随者：“这并不是一次袭击！不要开枪！现在出来，你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对于建筑内的一些人来说，这段警告无疑证实了考雷什对世界末日的预言。考雷什的副手，斯蒂夫·施奈德中断了通讯，挑衅地从前窗扔出他正在使用的一个电话。
几分钟之后，一辆改装的M-60坦克开向目标建筑，重击入口处，撞出许多个大小不一的门洞，然后坦克从底部释放CS催泪瓦斯。大卫一伙开始射击坦克，但是特工们掌握了他们的火力。早晨9点，坦克对前门进行了重重一击，让屋内的人方便出来，同时也把建筑物西北角的一扇墙撞出了一个洞。中午的光景，联邦调查局的队伍已经把外墙全部拆除。持续了51天对抗终告结束。
中午12点05分，在建筑物的西北角出现一缕青烟，随即一股小小的火舌冒出。到12点20分，火势已经蔓延到整个西面的部分，当时风速每小时达到30英里，这大大加剧了火势。两分钟之后，特工们从坦克中出来，包围建筑物。一个教徒从楼顶上坠下，火焰立马席卷过来。看到这名教徒试图将身上的火扑灭，特工们帮他脱掉着火的衣服，还把他安排进装甲车内。接着，一个精神恍惚的女人从火里冲出来，身上还冒着烟。正当她要跑回燃烧的建筑物的那一刻，一名特工及时抓住了她。特工们冲进建筑，试图找到孩子们，却陷入一个搅拌混凝土的大坑，里面充斥着肮脏的水、人类排泄物，还有漂浮着的尸体和游走的老鼠。
从现场执行任务的特工到留守总部的工作人员，任何一个看到这一幕场景的人，都会惊骇至极。
一项关于纵火的调查发现，火势是从建筑内部开始蔓延的。除了有明显的迹象—滚滚的黑烟，促进剂的使用，联邦调查局的空气红外摄像仪的结果也表明，至少有分散在半个街区位置的四处火源，同时出现在建筑物内部的不同地方。
除了红外摄像技术，狙击手透过玻璃窗户也看到在火势起来前几秒，大卫追随者们倾倒某种液体。特工们还看到信徒把手摆做酒杯状，就像点燃了的火柴。在那些坚持说联邦探员率先开火的幸存者的衣服上后来检测到汽油和柴油残留物。通过电子手段放大录像带里的监控录音，联邦调查局发现当火势起来之后，大卫追随者们就口口相传：在建筑物的周围要多倾倒一些燃料。
80名大卫追随者被确认在大火中丧生，其中包括25名儿童。包括考雷什在内的7名抵抗者，被发现头部中枪，极有可能是自杀留下的痕迹。后来的尸检报告显示，其中一部分儿童是被武器刺死或是被棍棒击打致死。
然而，灾难性的结果把那些甘冒生命危险去解救大卫追随者的联邦特工们推到了舆论的风头浪尖，饱受媒体、幸存者以及死难家庭的指责。为什么联邦调查局没有选择继续等下去，而是主动采取了措施？这个问题直击要害。谈判人员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罗杰斯领导的人质救援小组却选择采取一种更加激进的办法。
“我们已经等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罗杰斯告诉我，“对于一个政府部门来说，怎样做才是合理的？４名政府官员丢了性命，还有16名受了重伤。他们手里持有武器，还用那些武器对付直升飞机。谁能告诉我所谓的最小武力该如何界定？催泪瓦斯也许算是其中之一吧。但是如果我们放任他们那样下去，如果他们都因为感染疾病死亡，大家又会说些什么？每个人都希望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去结束这一切。”
塞森斯持有同样的态度。在袭击发起之前的4月17日，塞森斯与总检察长雷诺共同参加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塞森斯显得很情绪化，有些激动，不停挥舞着他的臂膀：“他们（大卫追随者）就把联邦调查局当猴耍！”
“大部分压力都是来自于罗杰斯。”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丹尼·考森在袭击爆发前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也就是3月23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抱怨道。
考虑到最终造成的后果，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认为执行任务的特工应该要像局里处理其他人质救援的任务一样，要等，等大卫追随者们宣布投降，而不是采取那么激进的措施。尽管很多未成年儿童遭受凌辱，但是，阻止这样的行径并不意味着可以打消大卫追随者们疯狂自杀的打算。
由于当时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来自不同部门—人质救援小组的队员、谈判代表、犯罪分析师—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所以，人质救援小组选择了主动出击，联邦调查局也就被算为主动出击的那一部分。
缺乏各方的协调，“我们自己其实才是真正的敌人！”总谈判代表拜伦·圣吉总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