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其中一名骑兵斯蒂芬·博伊德的描述，当他靠近驾驶室的时候，芒福德摇下乘客位置的车窗，出示了她的联邦调查局工作证。尽管芒福德只是一名内部员工，她却持有所谓的“软质工作证”，配有一个专用的工作证的壳儿，看着就跟执行外勤任务的特工们的一样。很明显，她当时认为摇晃一下联邦调查局的工作证明能让她免掉罚单。芒福德告诉骑兵，她是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助理，她们家就在执法部门，“你每晚回家，你的孩子们会认为你是一个很好的人，接着你就来做这样的事情”。
博伊德告诉我，他没有理会芒福德说什么，直接给了她一张罚单。他给芒福德解释说，如果她的儿子能够寄上一张照片，证明玻璃上的颜色都被清除了，那么法官可能就会不予以追究。
在博伊德开出的罚单底联上，芒福德附上了她的联邦调查局名片。过了一周，博伊德决定拨打名片上的电话，投诉当天发生的事情。他的请求立即被转接到联邦调查局职业操守办公室，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联邦调查局针对芒福德的行为展开了调查。
在知道塞森斯滥用职权的这些“事迹”之后，我将所有内容整理成文，打算用于《联邦调查局》一书的编写，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得到当事人塞森斯关于这些事件的评论。公共事务办公室拒绝为我安排就相关事情对塞森斯进行采访。就在这个时候，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格林利夫，建议我将内容逐条记在信件上，邮寄给塞森斯。
在1992年6月24日寄出的信件中，我列出了许多滥用职权的事情。由于联邦调查局有义务让职业操守办公室（OPR）了解高级别联邦官员的不道德行为，所以OPR也收到了那10页纸的信件。之后，职业操守办公室又将该信件正式地交给了司法部门。
后来，总检察长威廉·巴尔又收到第二封检举塞森斯的匿名信件，据称是一名退休的联邦探员书写的。该信件于1992年6月25日寄出，主要是揭露塞森斯假借公务出差，实为私人旅行的事实。这封信出现在联邦调查局收到我的信件的第二天，很可能意味着这位匿名作者看过我的信后，才做出这样的举动。
基于两封检举信，OPR的司法部门对塞森斯的行为展开了调查，同时将调查范围也扩大到了莎拉·芒福德。
一个半月之后，塞森斯终于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在会议室的面谈中，塞森斯声明他不会回答任何关于检举信中涉及的问题。而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听到的都是他的训话之词。
塞森斯指出，他已经破例让我进入联邦调查局，确保每个人都很合作，还免除了那些公共事务人事部门所要求的例行手续。他还认为我的书只应该将关注焦点定位于报道联邦调查局的丰功伟绩而不是负面的事情。对于我深挖联邦探员的家庭琐事，尤其是涉及他太太的事情，他表示非常的不满和失望。
可以肯定的是，爱丽丝·塞森斯自然发表了她自己的看法。在与《圣安东尼奥光报》的一次访谈中，爱丽丝暗示那些所谓的证据都是被编造出来的，而她的丈夫“从昏迷中苏醒，意识到他已经拥有的一切”。有人把这篇报道钉在了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公告栏上，题词曰“爱丽丝梦游仙境”。
在调查已经深入到塞森斯对于联邦调查局专属飞机的不当使用之际，他还不知道检点和收敛—塞森斯公然带着爱丽丝搭乘联邦调查局的萨布里莱纳喷气式飞机，出席金沙酒店的波修瓦芭蕾剧表演，并在1992年11月27日光顾大西洋城的赌场。金沙酒店从他们门票上得到100美元的收益。
最终，1993年1月，OPR司法部门得出的调查报告还包括了更多其他的证据，证明塞森斯滥用权力，以及缺乏基本的判断力。这个报告就如同晴天响雷一般，161页的报告全文所揭露的内容被《纽约时报》称作“挖国家墙角，饱己私囊，无止无尽”。
除了让联邦调查局买单那种安保级别很低的家用围栏，报告还提到塞森斯滥用政府交通工具为己私欲，不止一次把安保小分队用于私人差使以及授予他的妻子可以不接受安全调查就随意进入联邦调查局大楼。
报告中还４次提到，在他当值期间，塞森斯与其妻使用联邦调查局的官方飞机往返旧金山，探望他们的女儿，共度圣诞假期。为了让这几次出行能够符合公务出差的要求，他们还让局里找借口给他们去当地的政府部门溜上一圈。爱丽丝曾出席过一次她并没有被邀请在内的早餐会议，之后，她居然还好意思跟一名特工道出实情—为了证明她的旅行是正当的公务出差，她必须得出席这个会议。
就在调查报告整理期间，1992年的圣诞，塞森斯又安排了去旧金山的行程。而在另一次行程中，塞森斯则安排联邦探员用公家的车帮他们家运送柴火，从康涅狄格州的索尔兹伯里到纽约州的波基普西，然后再将柴火空运到华盛顿。
OPR的报告指出，内部调查发现的这些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总统先生应该决定塞森斯的去留。总检察长命令塞森斯偿还政府为他家的围栏所花费的9890美元，支付他使用联邦调查局交通工具应缴的税费，并将他的房屋贷款协议提交给OPR，同时还要偿付政府在他个人旅行期间支出的旅行费用和每日开销。
OPR的报告在比尔·克林顿任职总统的前一天出炉。在了解了报告内容之后，克林顿的发言人乔治·斯蒂法诺普罗用“令人不安”一词形容它。在一篇题为“威廉·塞森斯时限已到”的社论中，《纽约时报》呼吁将他革职。
在给媒体的评论中，塞森斯把问题归咎于除他之外的每一个人，而且试图发起一次感人的游说活动。他跟《华盛顿人》杂志诉苦说，其实他自己是我们这堆人阴谋策划的牺牲品。指代的阴谋集团包括了我、胡佛党（胡佛的拥护者）、联邦调查局里的顽固派、职业操守办公室司法部门的麦克·沙欣以及总检察长巴尔。塞森斯对于本书的出版也未作任何评论。
塞森斯这个谜一样的人物，却远不如韦伯斯特的翻版，后者不断总结以前的失误和不足以避免出现任何的不当。尽管塞森斯担当了联邦调查局“啦啦队长”一职，但事实上他和他的妻子并不信任联邦调查局，而且还对联邦特工们极其蔑视。
塞森斯并非如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和善可亲。巴尔以及其他检察官，还有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都觉得他实际上就是一副骄傲自大的嘴脸。不然，还能用什么词来形容他屡次违反规范所有人的法规条令呢？
就在塞森斯和下一任局长上任之间的这段时间，联邦调查局里的大小事情似乎都陷入了瘫痪—行政、人事、立法、预算等等都无从着手。随着犯罪案件不断上升，联邦预算不断被削减，联邦调查局急需提高它的科技办案能力。几个月来，类似的意见书不断堆积在塞森斯的办公桌上，却没人理睬。
塞森斯两次会面珍妮特·雷诺，都是在对他的指控做一些无用的反驳。雷诺连续两次拒绝塞森斯的请求—乘坐司法部的飞机去探望住在圣安东尼奥的儿子和住在旧金山的女儿。每一次，塞森斯都借故公务需要申请出差。就像比尔·巴尔一样，只要每次听到塞森斯的名字，雷诺就会开始嘟哝抱怨。
“我知道我应该待在迈阿密，”当听到塞森斯近期对权利的滥用，她说道，“他那是自作孽。”
1993年4月6日，司法部的院子里，雷诺刚结束一次讲话，塞森斯就朝她走去，很明显，他想找雷诺谈谈。雷诺故意回避了他，从相反的方向走开。最终，雷诺通知塞森斯某个星期天早上去司法部见她。那天刚好是1993年7月17日，白宫法律顾问伯纳德·纳斯邦也在场，雷诺告诉塞森斯，如果星期一他不主动辞职，克林顿总统就会亲自赶他下台。
结束与雷诺的会谈之后，当着在场的所有电视台和报纸的摄像头，塞森斯摔倒在司法部前的台阶上，肘部受伤。在医院包扎完毕之后，他回到家里。在家门外，他公然告诉记者们，由于涉及到一个原则性问题，所以他绝对不会请辞联邦调查局局长一职。除了他自己大肆宣扬的个人兴趣爱好之外，谁也不知道他所坚持的那个“原则”是什么？公然违背克林顿的好意，塞森斯在为这个职位做无谓之争时，却不知道已将联邦调查局推入了骚乱的深渊。
星期一，克林顿发表了早应该在6个月前就出台的声明。在白宫接待室，总统声称他已经电话告知塞森斯本人被解雇一事。与克林顿同时在场的还有雷诺，她证实根据OPR报告所列举的事实，塞森斯过往的种种表明他本人“严重缺乏判断力”。
最后，遗留下来的唯一问题就是：塞森斯是否会自己离开联邦调查局总部，还是需要特工们“帮助”他离开？为了确保克林顿总统下午3点50分的电话能够被塞森斯接到，副总检察长菲利普·海曼提前来到塞森斯的办公室，提醒他总统的电话马上就会进来。海曼给塞森斯还介绍了后续的流程。与其他任何特工离职一样，局长离职的时候也必须交出他的工作证件和徽章，能带走的只有个人物品。同时，克林顿还签发了一份传真给塞森斯，通知他被正式免职。但是，直到3点59分，塞森斯还赖在他的办公室里不走，克林顿这就又打了个电话过去，这次的言辞更为坚决：免职条文立即生效，容不得半点拖沓。
最终，塞森斯自己算是真正明白了。根据之前交代的流程，塞森斯将工作证交给了海曼。没有任何身份的塞森斯，顿时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访客，他不得不在安保的陪同下走出联邦调查局的大厅。在总部做的最后一次媒体见面会，塞森斯说他自己是屈从于“无耻的攻击”，他还发誓将会继续“坚决捍卫联邦调查局的独立性，绝对不会让联邦调查局被政治所操纵”。
塞森斯离开联邦调查局总部的时间是下午6点。他的安保小分队最后一次提供服务把他护送回家。当然，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联邦调查局局长被炒鱿鱼。
联邦调查局内部，大家欢呼雀跃，偶尔点缀着零星的感伤，稍微给事件抹了些悲剧色彩—塞森斯的秘书，达莲娜·菲兹西蒙斯哭了起来。
“塞森斯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人，只不过受到他妻子和莎拉·芒福德的操纵而已。”达莲娜告诉我。
而那些“桃花心木行”的秘书们，则开了一瓶香槟庆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