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8点45分，当罗伯特·斯旺·穆勒三世正在计划一顿跟记者们一起共用的简易午餐时，他的秘书让他打开电视。
新上任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立即从自己位于第七楼的办公室冲出来，穿过光秃秃的白色走廊，奔向战略信息操作中心（简称“SIOC”）。这是斥资2000万美元打造的集电话、安全电脑以及视频为一体，用于监控和协调重大突发事件的20个房间的综合设施。穆勒在一周前刚刚搬进他的新办公室，对于这个新的角色，穆勒还在紧张地学习中，但是他面临着双重打击：其一是解决已经发生的攻击，其二是制定计划解决那些可能发生的新攻击。这些事情已势在必行。
乔治·布什总统提名的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毕业于普林斯顿。曾在越南战争中服过役，被授予美军青铜星勋章以及紫星勋章。结束海军陆战队的生活，穆勒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联邦特工。在这个愿望的鼓励下，1973年他从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加入联邦调查局，而是首先成为了一名检察官，一开始就职于旧金山美国联邦检察长办公室，后来调任到波士顿办公室。这一路上，与他相伴的，是他的妻子—他在高中时候的心上人。
1990年，穆勒被任命为助理总检察长，负责司法部的犯罪部门。在那个位置上，他主管了与约翰·高帝、涉嫌在洛克比空难中制造爆炸的利比亚嫌疑犯以及巴拿马独裁者曼纽儿·诺瑞嘉相关的起诉案子。
1993年穆勒离开司法部，成为波士顿黑尔多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但是穆勒非常讨厌私人案件。一天，他给华盛顿地区的美国联邦检察长艾瑞克·霍尔德打了电话。穆勒当年任职犯罪部门的时候，霍尔德直接汇报给他。但是现在，穆勒打电话却是为了谋得一个新的职位。
“他的电话来得很意外，他在电话里说他想试试凶杀案件，”霍尔德说道，“我当时说，‘什么？’这个人，他曾经是助理总检察长，犯罪部门的头儿。却来美国律师办公室，排队等案子。”
1995年，穆勒放弃了一年40万美元年薪的合伙人工作，再次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开始着手一些涉及刀枪的案子。他接电话的第一句话就是：“穆勒，凶杀部门。”
1996年，穆勒升任美国联邦检察长办公室凶杀科主任。后来在旧金山成为联邦检察长。布什总统任职后，穆勒升任执行副总检察长。之后布什任命66岁的穆勒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
在他的任职听证会上，穆勒被问到是否愿意参加测谎测试。当年，费瑞赫口口声称他愿意参加测试，但是实际上从未实现自己的诺言，而穆勒却恰恰相反，他回答道：“从我在海军陆战队的日子中，我知道你最好不要要求别人去做你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我已经参加了测谎测试。”
“你是怎么做的？”议员奥林·黑池问道。
“我不是正坐在这里吗？这就是我要说的。”穆勒回复道。
与费瑞赫不同，穆勒是一个新技术的拥护者。1989年，他为自家买了一台盖特威计算机，这样他就能更容易地用一种快捷的程序将税务条目计算清楚。他还在旧金山做联邦检察长的时候，他曾让一名很有才的电脑程序员设计一款程序用于追踪案件。这个程序就是艾卡兹岛—后来被运用于美国联邦检察长办公室系统。
就在成为联邦调查局局长前几周，穆勒会见了联邦调查局电脑专家鲍勃·迪亚斯。穆勒提出需要在他的电脑上安装类似微软办公软件一类的标准电脑软件。迪亚斯告诉穆勒，他可以为穆勒的电脑安装好所有需要的东西，但是这些软件都不能跟局里其他任何东西兼容工作。穆勒当时被惊得目瞪口呆。
就在“9·11”之前，穆勒开始订购上千台新的戴尔电脑。但是局里的主结构电脑系统却是一堆垃圾，使得发送的备忘录特工没有收到，而且更没有办法让发送人员知道一份备忘录是否有被收到。为了在联邦调查局的自动化案件支持系统里存储一份单独的文件，居然需要12台不同电脑的命令。在这些绿色屏幕的终端，联邦探员可以搜索“飞行”或是“学校”—每次都要检索上百万份文件—但是如果是把两个单词连起来一起搜索“飞行学校”，那么这个工程就将是一份没有任何一个联邦探员能够完成的复杂任务。相比之下，中央情报局在1958年就可以在它自己的电脑上搜索类似“飞行学校”的“复杂词汇”。
由于失事飞机上的空乘人员曾经点到一些劫机犯的座位号码，联邦特工们就开始在旅客名单上将具体的座位安排与劫机犯的名字对应起来。特工们查询了所有的信用卡和电话记录。那些曾与劫机犯同住一个屋檐下，或是同住一间宾馆房间的人立即就被添加到监视的名单中。
在“9·11”袭击发生的几天之后，总检察长约翰·阿什克洛夫让联邦调查局出具一张可能已经处于监视之下的恐怖分子的名单。他被告知联邦调查局没有这样的名单。文件被分布在全国各地，而且所有的文件都是纸质记录。当阿什克洛夫质问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在电脑上没有保存这些信息时，他被告知尽管联邦调查局里存在至少40种电脑系统，但是，每种系统之间并没相互连通。
因为自动化案件支持系统如此的原始，特工们只能自己设计“快速启动”。这个临时的电脑程序能够为执行突发任务的特工追踪调查报告，但是这个系统从未打算用于大的案件。显然，由于费瑞赫对于科技的概念，这些已经是所有联邦调查局的家当了。关于恐怖袭击的报告和线索大量涌来，“快速启动”系统已经满超负荷，完全无法检索文件。这就又导致了更长时间的延迟。
更糟糕的是，由于“快速启动”系统没有与办事处连接，所有的报告都必须先下载，然后传送到每个办事处的自动化案件支持系统。除了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之外，这个过程本身也不靠谱。所以战略信息操作中心的特工们通常需要打电话或是用传真的办法才能把信息发送到各个地区。数十台传真机并排靠着墙，整个战略信息操作中心似乎淹没在了纸张的海洋。
“有些时候，尽管实际上只需要一队人马就够了，却会有三支队伍的特工被派遣到一幢目标房屋，就因为一个命令被重复三次发出。”迪亚斯说道，“而且在同一个时间段，我们其实非常需要这些多出来的特工去执行其他任务。”
在有些案子中，由于下载的资料一直都没出现，也就没有跟进项目的电话，更没有进一步的传真发出。关于任务的信息很多天都没法接触到。
恐怖袭击发生之前，执管反恐部门的罗伯特·布利兹尔就说过联邦调查局根本没有能够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资源。那些很早就意识到恐怖主义严重性的联邦调查局官员，诸如巴克·瑞威尔和比尔·贝克的特工早已离开局里。而留下的那些人却没有能耐想出解决威胁的方案。就算他们能设计出一个战略，费瑞赫也未必能听得进去。
“我不认为费瑞赫曾经信任过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布利兹尔说道。
布利兹尔记得，在“9·11”事件发生之前，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国家安全局以及国防情报局已经收到很多的恐怖威胁和内线情报，并将这些重要的信息转给了联邦调查局。但是，联邦调查局却没能把这些信息全部分析出来，以至于没能跟进每条信息可能带来的结果。
“由于缺乏信息来源，联邦调查局没法分析和深挖关于奥萨马·本·拉登的所有情报。”布利兹尔说道，“我办公桌上的文件都快堆成山了。太疯狂了！就算周末搭进来，剩下的事情还是无边无尽。我们每年都会收到成千的威胁。我会问自己：‘我们应该怎么做？这都是真的吗？还是诡计？我应该把这些威胁往什么地方送？’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事情变得合理些。但是我从不认为我们掌握了要领。”
当恐怖主义分子通过互联网上的代码相互沟通和联系的时候，我们特工的电脑上居然没有安装光驱。由于缺乏分析师和电脑硬件，“我们到底有些什么？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贝尔·布莱恩说道—前任副局长，“我们甚至于不知道我们到底掌握了什么。”
尽管穆勒从没有在公开场合褒贬过路易斯·费瑞赫，但是一名副手曾经说过，当穆勒从费瑞赫手里接手联邦调查局的时候，他非常“震惊”—费瑞赫留下的技术部门和行政部门就如同“废墟”一般几乎失去了基本的职能。联邦调查局对于在这个国家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分子知之甚少，这让穆勒感到非常沮丧。
作为新任局长，穆勒开始重新整顿联邦调查局，强调先进科技的运用、分析以及在总部对恐怖分子的分析集中化。这些变化明白无误地表明了穆勒对于费瑞赫以及他的那些政策的“评价”。1996年6月25日，在沙特阿拉伯达朗，费瑞赫花了大量时间充当一名案件特工，解决美国军事人员宿地里的炸弹袭击事件。就在费瑞赫待在联邦调查局的最后一年，也就是“9·11事件”发生前夕，费瑞赫接受了《纽约客》杂志艾尔莎·沃尔什的8次采访，刻画了当年在霍巴塔炸弹袭击一案中，费瑞赫本人对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起到的明星式的作用，以及他与沙特阿拉伯官员会晤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跟费瑞赫不一样的是，穆勒更愿意把自己当做一名管理者而非一个案件特工。他阅读关于管理的书籍，还向一些商业领袖请教管理经验，比如，穆勒就曾咨询过IBM的郭士纳。他引进哈佛商学院的师生来做一个针对联邦调查局以及他实施的变革的案例分析。还有一点跟费瑞赫不同的是，穆勒不会宣传，吹捧自己。在我跟他进行的访谈中，他拒绝透露为什么他获得了青铜星勋章以及紫星勋章。他只会说他“曾经在枪林弹雨里待过”。或者再加上几句：“你从不会因为勋章可能是你应得的而最终获得它们。你通常是做了一些你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事情，然后，你获得了勋章。”
但是，我还是从海军陆战队得到一些跟青铜勋章有关的信息。据说那是1968年12月11日，穆勒指挥的野战排遭遇了越南武装部队的火力攻击，越南的武装部队使用大量轻武器、自动武器以及榴弹发射器。
“在悄悄地建立起一道防御半径之后，第二中尉穆勒勇敢地从一个位置挪动到另外一个，精确指导排里的炮火攻击，不停地向士兵喊着鼓励的话语。”海军陆战队里流传的故事如是说。
接着，穆勒不顾自己的安危“巧妙地指导了伤亡人员撤离危险地区，而且，曾有一刻，一名受到致命伤害的海军士兵倒在了友方射程之前，穆勒就亲自带领一个小分队的火力穿过子弹扫射的区域去把这名士兵给救了回来”。
这是一次经历战火的真正考验，使他变得更为坚强，足以应对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所要面对的挑战。
“在我看来，他认为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像一个大公司的CEO，而不是局里最大的项目特工，因为你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保证这个机构能够拥有调查案件所需要的所有工具。”丹尼尔·莱文说道，莱文是穆勒上任第一年的办公室主任，“这个工作，很大一部分并不是那种让人兴奋，吸引人的工作。但是，它却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涉及到技术的、记录的管理，人事系统，招聘适合的人，并让他们能够有动力投入到工作中并获得成长。他都极度严肃地对待所有这些事情。”
就像一艘远洋巨轮一样，联邦调查局不会迅速改变航道。穆勒不得不与这样一个经常抗拒变革又总是没有直接答案的地方“战斗下去”。一开始，穆勒就将谢拉·侯兰调离反情报部门执行主任的职务。除了发现谢拉本人总体上对于这个职位并不很适合之外，穆勒还发现谢拉在一个涉及洛杉矶联邦探员詹姆斯·斯密斯的中国情报案件上没能给他详细汇报，并且没能及时提醒他与案子相关的问题。史密斯隐瞒了他与一名联邦调查局被调查者卡特里娜·梁的关系，他因为对局里撒谎而受到指控。最后，他对自己的指控供认不讳。司法部门认为梁是一名为中国工作的双面特工，她曾经将极度机密的文件传给了中国，但是她并没有被指控参与间谍活动。
穆勒对于侯兰工作调动的这一点，就足以看出这位新任局长与费瑞赫的不同。费瑞赫习惯于惩罚那些不同意他的人或是带给他坏消息的人。与此相反，穆勒则是驱逐那些不告诉他事实的人。
穆勒不是一名会玩弄“外交”手腕的人。他还在司法部犯罪部门当领导的时候，曾在家里举办过员工聚会。他会通过让灯泡忽明忽暗，来告知大家欢宴已经结束。作为一名前任海军军官，穆勒希望自己的命令能够按照原样执行下去。但是他不会手把手教导下属该如何执行命令。然而，如果联邦官员的家人不幸离世，他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慰藉。
“他表现得就像一名你必须去以他为中心的前海军军官—尽管没有废话，也不取笑别人。”麦克·布罗姆维奇说道。麦克是前任司法部监察长。
“早些年，如果你没有事实在手上，他就会用他那机关枪式的语速指出来你手头没有掌握事实：‘这个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到底怎么回事？’”奥特·卡明斯说道。卡明斯负责反恐和反情报两个部门。“别指望会为了答案稍作暂停。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没有这个案件的信息，而且也没有那个案件的信息。所以，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下次没有正确的答案就别来这里耗着。’”
时间长了以后，穆勒的盘问也逐渐变得没有那么痛苦了，卡明斯说道：“但是他仍然是一语中的，而且非常直接。”如果官员没能符合穆勒的标准行事，或是忽视了他的指令，他就会悄悄地促使他们去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在穆勒手下的联邦调查局，再一次成为“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