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观”、“观自”，达到“观自在”。或者换言之，能够达到“观自在”的，都是菩萨。《心经》开头前五个字，是“观自在菩萨”。它并非专指观世音菩萨，而是指所有愿意做自我的旁观者，既体会到自我的存在，又不执着于自我的人。
如今却说张慧能。在驼城的长城矿业公司出任财务总监本来就是一个闲职，甚至一度在股东之间的残酷斗争中蜕变为“虚职”。但张慧能没有丝毫的失落感，他十分珍惜这难得的空闲时间。他不仅遍访了驼城的历史文化遗迹，而且还深入穷乡僻壤采风，沉浸在驼城黄土高原信天游文明的搜寻和探索中。不光如此，张慧能还用了一个月时间朝拜了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在雄浑的五台山，他开悟了文殊菩萨的大智；在险峻的九华山，他聆听着地藏菩萨的大愿；在毓秀的峨眉山，他实践了普贤菩萨的大行；在海天佛国普陀山，他吸纳了观音菩萨的大悲。在婆娑世界，在大乘佛教的佛刹中，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并列为释迦牟尼的两大胁侍。文殊菩萨驾狮子侍奉在释尊的左侧，普贤菩萨则乘白象侍奉在释尊的右侧。文殊象征智、慧、证三德，普贤则彰显理、定、行三德。而在修行上，文殊重在一切般若，普贤重在一切三昧。这两位菩萨德行的配合，象征这大乘精神最究竟的完成。而观世音菩萨在亚洲的大乘佛教信仰圈最为人熟知。观音菩萨以慈悲救济众生为本愿，并示现“三十三身”或“三十三观音”的形象，为众生现身说法。地藏菩萨自从发心修行以来，已过无量数劫。其智慧、功德早已与佛相同，按理说早就成佛了。由于他发的本愿在度一切众生，所谓“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所以，在众生尚未完全解脱之前，绝不成佛……这一路的朝拜和修行，张慧能深深体会到，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有生、老、病、死；世界是幻灭的，有成、住、坏、空；万物是流转的，有生、住、异、灭。在这个世界上，任你有倾国倾城的容颜，任你有如花似玉的年华，任你有经天纬地的才能，任你有如日中天的名气，任你有炙手可热的权势，任你有富可敌国的财富……到头来，所有的繁华和奢华，都不过是一场旧梦，一掬残沙。诚如《金刚经》所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明白了这一点，张慧能有一种大悟大彻的快感，用释迦佛的术语描述就是“法喜”和“禅悦”。过去的无法留恋，将来的无法把握，诸行无常。活在当下吧！珍惜眼前的每一刻，善待每一刻，分享每一刻，或许才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先是钱进一个电话，打断了张慧能优哉游哉的旅行。钱进告诉他自己和赵总这边与张登高和解了，谅解备忘录已签。双方继续做长城煤业公司赴美国IPO的工作，让张慧能马上赶到驼城的合资公司上班，最好和张总打个照面，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特别要交代的事情。张慧能答应明天就赶到驼城，顺便在西安拜见张登高董事长。要说张慧能确实心里有点愧疚，因为差不多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公司发生太多变故，自己没怎么参与，也没怎么上班。始终是个旁观者。当然工资却照领不误。
也许是都姓张的缘故，抑或是张登高与钱进、赵牧之刚刚和解，心情爽快的原因，总之张登高对张慧能很是热情，那神情好像是遇到失散多年的亲人。张总话也特多，话题特杂，张慧能在受宠若惊的同时，也感觉稍稍有些不自在。
张登高颇感兴趣地询问到张慧能的专业，他问道：“你是喝洋墨水的人，怎么想到跑大老远学了个人类学专业。它究竟是研究什么？有什么用处呢？”张慧能思忖片刻，回答道：“人类学就是从生物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人类的本质。从大的方面分类，就有以研究人体形态、遗传和生理现象为主体的自然人类学；有以研究风俗、文化和语言为主体的文化人类学；还有以研究史前的人体和文化为主体的史前人类学。至于说到用处，你知道，社会科学是基础学科，没有直接用处，如果非要扯上一点用处的话，那就是善于跟别人聊天和沟通。”张登高笑着说：“这就足够了。你想想看，有了跟别人聊天和沟通的能力，你就能成就一番大事，并且具备了领袖才能啊。说到这儿，我倒是想问问你，你不是研究人的吗？你说说看，咱合资公司的股东王建国、李海峰、高举、你姐夫钱进，还有赵牧之，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呀？”
2
张慧能谦虚地说，说研究谈不上，但是毕竟和他们打过交道，自然对他们的为人和做派有个大概的认识，对他们的品质和德行有一些近距离的了解。张总既然愿意探讨，我就不揣浅陋，权且抛砖引玉好了。在我看来，高举、王建国、李海峰与钱进、赵牧之的分野和区别是生意人和商人的分野和区别。先说生意人。什么是生意人？生意人就是不遵守基本原则，唯利是图，有钱就赚的人；而商人呢，就是遵守基本原则，在赚钱时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生意人只在乎自己的收益，为了个体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他们认为既然政策、法律体系给予他们敛财的机会，他们就常常打着政策和法律的幌子，甚至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肆意敛财。赚钱是他们的唯一目的，也是永无休止的目的。就好像是钱包的鼓胀是他们唯一的兴奋点，而肆无忌惮地挥霍钱财成为他们无聊生活的调剂。为了赚钱，他们可以不顾是非，不问事实，不讲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他们可以不管社会舆论，不在乎大众评说，不考虑社会责任，对于他们，手段会不知不觉地成为目的，而目的也会应时地成为手段。
你就说高举吧，他父亲在群英煤矿因病早逝，他高中毕业后顶父亲的职进了这个国营煤矿。那时的煤价也就三四十块钱一吨吧，根本没钱可赚。高举进矿上因个头小，先是被安排当仓库保管员，后来又做了出纳，那时矿长根本没人干，是个苦差事不说，收入甚至还没有矿工高。高举偏偏阴差阳错地被上边领导指名道姓推了出来，当上这个矿长。一年后，算他运气好。群英煤矿被古城区挑出来搞国企改制试点，搞中外合资。在改制过程中，尤其是与A货港商王建国、李海峰的交谈中，高举似乎闻到赚钱、发财的机会。他先是配合王建国夫妻俩糊弄区政府的相关领导，隐瞒王建国、李海峰假外商的身份；接着在中方持股中又以代持领导股份为由，巧妙取得中方股份份额中51%的股份。当然，这一部分的确有30余位领导的股份，但高举本人至少拥有其中一半。高举在整个合资公司运营的这几年里，像一根墙头草，始终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只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当他得知王建国、李海峰夫妻没钱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投向钱进、赵牧之的怀抱。按说王建国、李海峰通过检察院把他关进看守所期间，赵牧之四处托关系救他出来，对他是有恩的。没想到他一出来就又上了王建国、李海峰这两位昔日仇人的贼船。全是因为王建国给他吐露了那个“石破天惊”的关于那个历史遗留问题的秘密，并承诺与他三七分成。在这个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他认贼作父，忘恩负义，借给王建国、李海峰1300多万元现金，而当时这笔钱的直接后果便是让自己的仇人打败自己的恩人（当时钱进、赵牧之正在跟王建国、李海峰开辟了香港、内地两个官司的“战场”。眼看王建国他们已弹尽粮绝，马上就要束手就擒，高举给他们及时提供了“弹药”。而且是挪用的合资公司资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建国、李海峰给高举画的那个饼似乎越来越没有指望，高举的天平又一次发生倾斜。接下来煤矿的“透水事故”和“巨额账单报销事件”又使得高举和王建国、李海峰的矛盾达到白热化，所以“5·20”血案就不可避免。
按说王建国、李海峰因策划“5·20”血案被关进看守所，故意伤害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的话至少要判2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高举又一次被金钱击中。用800万的赔款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你当时也积极做工作，据说这个800万还是你拿出来的。后来……
张登高打断张慧能的思路。他说：“后来的事我全程参与了，你就不用说了。没准儿我比你还清楚呢。那王建国、李海峰呢，他俩为什么也只够格称生意人呢？”张慧能接着说道——
王建国、李海峰是半路夫妻。他俩在海南从邂逅到结婚更像是做了一场买卖。一个刚死老婆，又被炒了鱿鱼的中年男人正迷茫着呢，遇上一个错过花期、待字闺中的老姑娘。两人相逢在天涯海角，那种氛围，这种“买卖”自然容易成交。驼城这个项目，两人除了启动资金200万，几乎玩的是“空手道”。先是招商引资引来钱进、赵牧之这个二人组合。钱进将合同文本轻轻改动加了两个字，“投入”变成“融资投入”，实为小聪明使然，没想到深深刺激了王建国、李海峰的神经，扎扎实实给他俩上了一课，从此也就埋下未来所有矛盾和斗争的祸根。而王建国、李海峰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争取利益的最大化——他俩先是过河拆桥，赶走合作伙伴钱进和赵牧之；眼看高举不听话，还跟着钱进、赵牧之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王建国、李海峰不惜动用国家机器来教训高举；当高举和我拒绝给他俩的“天价账单”报账时，他俩居然花钱雇人砍倒了我和高举。后来即便在看守所，王建国、李海峰也丝毫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赔罪过，甚至忏悔过。你买了他们的股权，把他俩救出来，他俩出来后，马上就变脸。说什么在驼城投资受到当地人的栽赃陷害和敲诈勒索等等，而且反戈一击，检举揭发高举挪用、侵占资金，并将高举抓进了牢房。你说他们哪有什么原则？哪有底线？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对他们而言连个屁都不是。
张登高点头称是。是啊，张慧能全程参与了驼城长城煤业这个合资公司的运营，并近距离得以和公司的主要领导层以及股东接触。所不同的是他始终又是一个旁观者，冷静而又理性，他自然就看得清清楚楚。张登高有点后悔，怎么没有更早地和张慧能做这样的促膝长谈呢？也许当初是碍于他是钱进的小舅子，等于就是钱进的耳目。而我正在和王建国、李海峰进行股权交易，并把钱进、赵牧之作为假想的敌人，未来竞争的对手，所以对张慧能就自然不感冒，而且还故意冷落之，对他设防……张登高抬头看着张慧能，大有相见恨晚的遗憾和喟叹，他说：“你留学海外，看问题通透、精辟。那你说说看，为什么你姐夫钱进和赵牧之是商人而不是生意人呢？他们与高举、王建国、李海峰有什么区别呢？他们难道不是一丘之貉吗？”
3
张慧能说，商人是一个比较理性的群体，他们固守自己的基本原则。他们虽然也有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但他们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前方。他们不会为暂时的利益而违背自己的准则；不会为局部的利益而不顾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不会为一时的兴致而无端挥霍钱财；不会不考虑民众的情绪和社会的评价。他们很在乎个人甚至企业的影响力，所以不失时机地会利用捐助、资助和抚助作秀一番。他们认为在政策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正当的方式获利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也没有必要肩负似有似无的社会责任。对于他们，手段是手段，但目的有时也是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