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半百的仁青平措从南峰山上下来联系物资的运输。他站在我的面前，我望着他的手——被冻伤而截掉了六根手指的手。他憨笑着朝我摇摇手，表示这点儿老伤无所谓。这是1975年登珠峰时，在海拔8600米的高度，他从冰壁上滑坠了近200米，差一点儿葬身冰谷而留下的永久纪念。右手的四根手指、左手的两根手指被截去了，他成了三等残废。在此后的登山过程中，一到艰险地段，他必须用牙咬住保护绳向上攀登。而他那辉煌的战绩，也恰恰是在他成了三等残废之后创下的！——他骄傲地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登上三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的人！
1981年，希夏邦马峰（8012米）。
1985年，卓奥友峰（8201米）。
1988年，珠穆朗玛峰（8844.13米）。
……在多次登山活动中，他都任攀登队长。在梅里山难发生后，又是年近半百的他率队员自西藏星夜赶往云南协助救援搜寻。他的出现，会给无数登山者带来信心和希望。他似乎只是为山而存在的。他是喜马拉雅的骄子，更是祖国和藏族人民的骄子！
他数次侦察、攀登过南迦巴瓦峰。1984年正式攀登南峰时，他曾准备把生命交给南迦巴瓦。乃彭峰上，至今鸣响着他请战的回声——”我下去。下去上不来了，就是我‘光荣’了，这也算指出这是条绝路，队友们就别下去了……”七年后，他已48岁，又来了，当高山协作队员，为战友们运输物资。
他心中的滋味，是不屈而又怅然的，年龄在那里，注定他不能成为南峰的第一批登顶者。一个登山者，心中隐忍的痛苦，能有比这更大的吗？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背起物资，为战友扑进茫茫的风雪之中。
仁青平措的人生之路，浓缩着很多藏胞自农奴时代迈向新生活的光明之路。他194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奴之家，从小就给领主放牛羊，他和他心爱的牛羊爬过多少座山？数不清了。数不清的，还有茫茫人世的苦难。西藏和平解放之后，他才有权利选择了登山这个毕生的事业。山，给他的太多了，带给他的是一个全新的人生和世界。第一次到北京来集训，他才知道，山外还有这样一个花花绿绿又真真实实的世界！再站到山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看到了过去看不到的地方。他饱尝过人生的苦难，怀里才有一个永远明亮的今天和明天。所以，雪崩、滑坠、生死线，他出没往返，从不回头。
山的儿子，应是骄子。
登山界的朋友们都称他为“小愚公”。我听到这个称呼的时候，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1988年，我在北京登山基地的宾馆里，参加一次全国体育报告文学评选。一个黄昏，我在水边散步时遇到了他。我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第一次端详着这位英雄。看着他被截去六根手指的手，一种强烈的愿望在心中升起——我要为他写一篇报告文学！
一直到这次登山之后，我才认识了一个真正的仁青平措。他丝毫不“愚”，相反却固守和珍存着一个最崇高的登山者的情怀。1981年，他作为高山协作人员，协助一支中日联合女队攀登希夏邦马峰。协作人员的任务，就是运输等协作，不允许登顶。但他被接近顶峰的日方女队员田部井淳子的不屈精神打动了，甘愿违犯规定，拉起田部井淳子，攀向顶峰……在顶峰，田部井淳子强拉他合影，仁青平措却谢绝了，这意味着田部井淳子单独登顶成功。田部井淳子感动得一边流着泪，一边掏出了中国的国旗。峰顶，那飘扬着的祖国国旗，分明显示着整个中国的阔大胸怀和对世界人民的深情厚意……1985年，他任攀登队长，带着队员向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冲击。这是中国第一次向该峰进军。在山上，按规定，每一个行动都必须无条件听从大本营的指挥，否则，一切后果将由下令者负责。仁青平措当然懂得这一点意味着什么，但是，他未向大本营请示，就率领着八名队员突击顶峰，终于成功……事后，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山的儿子，必是骄子。
还是听听他的几句话吧——登山回来，和别人一聊起，自己也真有些害怕。家里人哭，我也哭。算是高兴地哭吧。我这人没有文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的孩子将来能到内地上大学。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将来干登山也行。不过，不能再像我这样没有文化。
他没有文化，他对明天只有这个小小的祈愿，祝他如愿，也一定能如愿！我想对他说的却是：“不，平措，你有文化。你在无数座你所攀登的高峰上，在那登山途中的狂风暴雪里，已为我们的后代创造了一种文化，那是珍贵的山文化，她给予人们的东西远远超出了登山，人们会记住你的名字……”
加布从山上的营地撤下来了，他在喇叭口修路时伤了脚。队里为了保存突顶力量，让他下山医伤，休整后再上去。
司机群央背上一支枪穿过原始森林去迎接他。下午，我正在食堂的帐篷里采访老炊事员瑞师傅时，远方突然传来了一阵歌声。我一听就是群央，赶快跑出帐篷，见群央一边扶着加布从林中走出来，一边高声唱着歌。加布一瘸一拐，看来脚伤得不轻。大本营里的战友都跑上去迎接他们，大家都惦念着加布的伤。群央帮他脱下鞋，见他的脚踝肿得像发面馒头，大家赶紧打热水的打热水，取药的取药。加布笑着说：“不要紧，过两天就又能往山上跑了。”大家这才放了心。
加布正当而立之年，曾于1990年5月，在中美苏和平登山队攀登珠峰时登顶。
我挂念着山上，便和加布聊起天来。
加布说：
建军这次不容易，父亲得了癌症在北京住院，母亲在新疆。谁知他父亲还能活几天？连在身边照顾一下都不可能。干我们登山这行的，都对不起家里人。1984年我在北京集训，准备一年后攀登那木纳尼峰。我母亲为我们受了一辈子苦，我长大了才明白母亲带我们有多难。我一去登山，进了山就想她。她更想我，为我夜夜睡不着觉。母亲有个愿望，就是要到拉萨去朝拜。1983年，我带她去了，这是我唯一感到安慰的，要不然我会后悔得哭死。那一次是我和她见的最后一面，早知道，我一定会多陪她几天。就在我到北京集训时，她病了，不久就去世了，死前最后还叫着“加布，加布……”。直到登山结束后，我和次仁多吉、大齐米等撤下来到了拉孜县，那天，我还去庙里给母亲请愿，愿菩萨保佑她老人家。晚上，我们围在一起喝酒，大家都不说话。我很奇怪，看到队友们喝得比往日都多，眼都红了。我没喝多少，但心里不知为什么不好受，就回房睡了。谁知，次仁多吉摇摇晃晃地进了我的房间，发呆发了半天才说：“加布，有件事，不知怎么对你说。”我呼地爬起来：“说吧，怎么说都行！”我感到不好了。“你母亲去世了。”我不信。大齐米也说：“是的。加布，你别难过。”这时我才知道，母亲死了都快一年了……那几天，我不吃不睡，也流不出眼泪了，只拼命抽烟，一根又一根，一包又一包。我再去寺庙，花了很多钱，不能祝母亲身体健康和平安了，只求她原谅我，求菩萨早日超度母亲，在西天不再受苦。当天我赶到拉萨，进门就问舅舅，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舅舅哭着说：“你母亲也不让告诉你，怕你登山时心里着急出事……”我放声大哭……我去大昭寺请回酥油，在母亲死时的床前，点上长明的酥油灯……这，也是一个山的儿子。
为了山，他永生都感到对不起母亲。慈母之恩，今生今世无法报还了。
不仅是一个加布。
加布讲到的陈建军，父亲在癌症晚期时，千里迢迢从新疆赶到儿子工作的北京住院，却见不到儿子。我因为回京给日方《读卖新闻》社送资料而提前下山了，便带着从大本营的话筒里录下的他给父亲的话，来到老人住的肿瘤医院。我握着老人的手，打开了录音机：
爸爸，您那么远到北京看病，我又不能在床前伺候您……您要多多保重，等着我！等着我回去……老人曾是一位军人，是他把儿子送进登山这个行业的。他那慈祥的脸上，泛起了欣慰的微笑。但是，他的双手在抖……老人对我说：“请告诉他，我很好，就说我的病快好了。叫他和同志们紧密团结，完成好登山任务。”
还不到一年，老人就去世了，带着他对儿子的爱和对登山这项事业的理解。愿他在另一个世界安息！愿我们任何时候提起山来，都不要忘记这些登山者坚强的父辈及所有的亲人！
建军及所有的汉族队员们，也完全可以骄傲地说——我，是喜马拉雅的儿子！
喜马拉雅。祖国所有的雪山。雪山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