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必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艰难时期。当这艰难的时期来临后，最需要的是什么？登山者已做出了回答。这一点，也是这项运动的意义所在。1993年的元旦刚过，我就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自己在一片水晶般的冰雪世界里行走，面前的一切都是晶洁而透明的。我肩上是背包和冰镐，手里握着雪杖。我登上一座雪山，又登上一座雪山，许多的雪山便向我飞来，最后，连我自己竟也和雪山一起飘飞起来……新年伊始，做了这样一个好梦，使我有一种预感：有一件好事要来了。
果然。
第二天，我便接到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曾曙生的电话：“速来登协，有要事相商。”
我急忙自报社赶往登协。
一进二楼老曾的办公室，见除了老曾外，中国登山队的教练于良璞也在。老于是中国登协《山野》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我这时也在帮助他们办这个刊物，老朋友了。不知为何，老于望着我在窃窃地“坏”笑。
老曾围着我转了一圈，在我肩上重重捶了一拳，问道：
“贵体怎么样？”
“棒极了！”我准确地预感到什么了，自己擂了自己胸口一拳。
“主要是心脏和血压，没什么病吧？”
“没有，保证不会出事！”
“你知道是什么事就下这个保证？先不谈这个。单位会放你出去3个月吗？”
“没问题！只要能进山，单位的工作我来做。”
他突然话锋一转：“你这个文人，磨着进山干什么？无名、无利，又那么苦，还要冒险。在北京多舒服啊，你这不是犯傻吗？……”
“没办法了，我做梦都想着去犯犯这个傻，跟着你们这帮傻子！”
他哈哈大笑，一拍手说：“好！痛快。我正式通知你，中国登山协会和台湾登山界联合组成‘海峡两岸珠穆朗玛登山队’，下月进藏，特邀你为全队唯一的一个记者。具体情况以后再向你介绍。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待体格检查以后再最后确定。”
我一边欢呼，一边指着老于说：“好啊，你串通老曾‘刁难’我。”老于笑着说：“这天下还有没有公理？多少记者在争这个名额，我先给你抢了下来，你不请我喝酒，反而倒打一耙！”
这倒是实情。前年，我第一次进藏去南迦巴瓦峰采访，就是他帮的忙。那一次进藏归来之后，他问我：“怎么样？大记者，感觉如何？”
“不满，大大地不满！我问过登协的老主席史占春，怎样才算进过山？他笑着说，‘你进山之后，大大地后悔，心中骂，上了他们的当了，下次打死我也不来了！谁让你进山你就骂谁——真有这样的体验，才算你真正进过山。’可我去了这一趟，怎么一点儿想骂你的欲望都没有呢？”
老于哈哈大笑：“野心不小啊你！你知道老史说的是什么地方？就是珠穆朗玛！好，有你这句话就行，到时候别打退堂鼓！”
如今，这一天真的来了。
老于也去，任这支登山队的秘书长。
真要去珠峰了！
心里是种什么感觉？
33年前，我第一次听到珠穆朗玛峰的名字。
那是1960年6月，我11岁，正上小学五年级。
那是北大荒的一个农场，在一片茫茫荒草中建场还不到两年。整个北大荒，来了十万转业官兵。他们脱下军装就来到了这片祖国最东北的亘古荒原，在这第二战场，为祖国向荒原要粮。
6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天上下着雨。由于地里太湿，拖拉机下不了地，全农场紧急动员，人工下地抢播大豆。我们小学也停了课去点种大豆。没有雨衣，一人顶着一条麻袋，手里拿着一根一头被削尖的棍子，在地上扎个眼，点上几颗豆。6月的北大荒天气还很凉，再加上下雨，冻得我们浑身发抖。因为是抢播，过了这季节豆子就种不上了，所以人们天一亮就下地，直到天黑看不见了才回家。下雨，就顶着雨播，好在那天的雨不大。傍晚，场长骑着一匹白马飞跑到地里，兴奋地向大家扬起一张刚刚收到的报纸。大家便聚集在雨中听他念这张报，有两个人还在他的头上扯起一件军用雨衣。
报纸上刊登的，就是中国登山队1960年5月25日登上珠峰的消息。
雨中，官兵们喊起了口号：“向英雄学习，向荒原要粮！”那一张张激动和自豪的脸，那一种征服艰难的勇气和信心，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点豆的进度一天比一天快，有人甚至在夜里提着马灯下地。
大家都说，这是在向登山英雄们学习。
记得老师为此给我们布置过一篇作文，我在文中写了这么一句：“将来我也要去雪山……”
老师给我划去了，批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就不要这么写。”没有想到这正是可能的事，尽管那已是33年之后。
1960年，正是共和国最艰难的“三年困难”时期。而中国登山者在这时第一次从北坡登上珠峰之顶，对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的鼓舞有多大！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必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艰难时期。当这艰难的时期来临时，最需要的是什么？——登山者已做出了回答。这一点，也是这项运动的意义所在。
那么，在今天呢？登山者的价值何在？
我要说一位我同行的朋友。
他叫曹玉春，原是《新体育》杂志的记者。1988年，他作为随队记者去了珠峰，采访报道那一次举世瞩目的中国、日本、尼泊尔三国队员联合攀登珠峰和在顶峰的大跨越。从珠峰归来之后，他的变化很大，和我有过两次深谈。他说：“进了山，一和登山队员们接触，在雪山和他们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在现代文明社会，人身上丢失的东西很多。例如勇敢、纯真、情谊、真实、善良、美好等等这些人类身上最宝贵的东西，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其价值体现不足。不少人一方面埋怨社会给他的理解和温暖太少，另一方面又从来不愿为社会和别人付出一点点，这不是走进一个怪圈吗？我更担心的是一些青少年，他们的生活太优越了，所以越来越多的孩子过多地去讲享受，而人身上起码的优秀素质反而缺失了。品质、胸怀、自信心、信仰和理想，好像都比不上享受重要。这样的一代，走上社会之后可怎么办？有一次我和他们谈雪山、谈登山者，他们很吃惊：‘真的吗？'’真有这样的人吗？‘才明白生活中原来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多。是的，不能总怪孩子，他们太小，但社会呢，社会该怎么做？……所以，我感到我目前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把真真实实的登山者介绍到人们面前！登山者带给我们社会和人生的东西太丰厚了……”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久，玉春调到了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开始编辑一部系列电视片《山魂》。然而，此片第二集尚未完成，他的血液便出了毛病，从珠峰归来仅四年之后，他竟一病不治，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他临终前只有两个要求，一是穿着1988年去珠峰的那身登山服，二是带走一根有特殊意义的木棒。这根木棒，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时，他到西藏去拍摄李宁和一位藏族女孩自青藏高原采集亚运会的火种时，用做火炬把手的那根木棒。
这是一个记者离别这个世界时最后的请求。
在他的追悼会上，我站在他的遗体边，看到他身上的那身登山服和那根木棒。我明白他想诉说的一切。
在他生命的终点，傲立着西藏和珠峰。
我仿佛听到了他在说：“我感到自己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把登山者的一切告诉人们，告诉下一代，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勇敢、纯真、善良，这些优秀的品质不能在他们身上退化。”
我感到了肩上的责任。
如今，我将沿着他走过的路再去珠峰。临行前不久的一个夜晚，我在灯下为他写了一篇《雪山呼唤的英魂》，并很快在《中国体育报》发表了。我把文章剪下来，夹进了我准备好的采访本里……此文如下：
玉春，我来了，很多人都来了，就站在你面前。
可你躺下了，这样安详。
你选了这样一张遗像：穿着一件运动服，是在采访珠峰时拍的，你还在笑。你选了这样一身遗装：从帽子到鸭绒背心，都是你1988年在珠峰山脚下采访“中日尼三国横跨”时的那身行装。这是你最后的愿望，我懂。你想那些登山的战友，你还要到天国去采访他们。你一边哭，一边编出的那部电视纪录片《山魂》中，梅里山难中的登山队员孙维琦，就是你在珠峰采访过的好友……就在这里的灵堂，我送走了维琦，今天又来送你。
去吧，带上你的采访本，背上你的摄像机，和维琦他们一道，再去祖国壮丽的雪山。雪山，在呼唤你们的英魂。
玉春，你看谁来了？登山协会的战友们来为你送行了。张江援、李致新、赵小欣……他们代表所有的登山者，来看你。维琦的妻子小欣—维琦遇难后你代表中央电视台采访过她—她手里举着一个素洁的鲜花花篮，轻轻走到你的面前。花篮的缎带上写着“山在呼唤你！”……你听见这句话了吗，玉春？你写过一篇文章，叫《男儿只流两次泪》。站在你面前，我不该流泪，但我的泪水仍是流了下来。我最明白“山在呼唤你”这几个字，带给你的是什么。
我看见你安详地微笑了。你无比欣慰。
你又看见了那魂牵梦绕的珠穆朗玛。珠穆朗玛雪山在呼唤着35岁的你，你的英魂。你，就是从这座雪山开始认识我们的登山者的。今天，他们来了，他们为你带来了雪山的问候和祈愿。那圣洁的雪山将永远安顿着你的魂灵，那圣地之上的佛国梵天将为你祈祷，为你超度。世上有生有死，生就是死，死也就是生了。但你离别这个世界的时候挂念着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钟爱的事业和辉煌的雪山。你是幸福的人。一位大师圆寂时，曾留下最后四个字：“悲欣交集”！如今，悲留给了我们，欣却属于你了。
所有的登山者，知道你和认识你的，都在怀念你，你这个普普通通的记者。还记得中日尼三国横跨时，大本营里你的那位顶头“上司”、中国登协副主席曾曙生吗？他听到你故去后，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小张，拜托了，代我们所有登山者写几句吧，给玉春……”
我早已写了。听到你离去的当天，我正在赶写一部关于山的长篇报告文学。我在文中写道：“此文刚写到这里，惊悉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的朋友曹玉春病逝。甚痛！他曾在西藏工作过，到《新体育》杂志社后又专门采访和报道过登山，和许多登山者都是好朋友。他调到中央电视台后，编辑制作了一部关于登山的纪实片《山魂》，听说他边制作边配音边流泪，他认识孙维琦等一些献身雪山的登山者，他想他们……去年，他血液出了毛病，今又患肝病，身体终于不支。—谨此向玉春弟志哀，愿他安息。”
今天，我又在电脑前写了此文，不仅是为完成登协的朋友之托，也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我就要和老曾及许多登山者（还有台湾登山界的朋友）去珠穆朗玛峰了。我将替你去拜谒你心中的那座珠穆朗玛，我将久久站立在山脚下那片登山者的墓地前（你也曾久久地在此站立过），为不屈不死的登山英魂们，为你，燃起一盏永远长明的酥油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