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也跟回家差不多。重要的是在山上可以寻找到自己，寻找到世上真正最好的一切……这体验丰富而迷人，下了山眼睛亮，心地宽，再看世界就和没上山的人不一样了。别人争的东西，我再不去争；别人不理会的东西，我能看出它的价值。
珠穆朗玛，你给了我什么呢？
第一次进藏去南迦巴瓦峰归来后，朋友们问我：“你在雪山上，感触最强烈的、收获最大的是什么？”我说：“对人的尊重和热爱。这是那些登山者和大自然暗示我的。”如今，在珠峰，这种感觉更为强烈。
远离了亲人和朋友之后，看上去离他们远了，但正是这遥远，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这，就是生活的哲学吧。多少人，天天在一起工作，甚至朝夕相处，但不知为什么，不仅心灵无法沟通，而且冷若路人；不少人都会埋怨世态炎凉，可又有多少人能冷冷静静地反思自己曾为他人、为这世界付出了多少爱呢？
雪山，能给你这种反思的勇气和力量。
在珠峰，当高山反应还没有过去时，真有一种对世界很冷漠的感觉，那完全是一种病态。但是，活过来，有了人气儿，马上就开始分外想人了。想朋友，想亲人，甚至想念吵过架的伙伴，觉出自己的自私和霸道。这里离世界那么远，可又那么近，能听到好友唱给我的美丽歌声，甚至能听到他的呼吸。生活着，多么美好！人生，是可爱的。从此该珍惜人世间宝贵的一切。
所有登山队员都是这样，他们是最热爱人生的人。
一位登山者的妻子曾对我说：“丈夫一走，我马上便有一种感觉：嫁给一个登山者，是我一生的错。你爱山，就和你的山过日子去，别要家要孩子啊！弄得我常常半夜惊醒，成天为他提心吊胆。可他从山里一回来，一看他被风雪折磨的那个鬼样子，又马上感到，这才是属于我的男人！你说怪不怪？”不怪。
这里，我想用笔记下几个山上的“镜头”，来回答这位妻子和登山者的亲人，还有所有理解、关心他们的人。
3月16日这天，队员罗申坐卧不宁。我以为他有高山反应，悄悄问他要不要吃药。他摇摇头，俯在我耳边说：“今天是我妻子的生日，真想对她说几句话，或写几个字，但不能……”（大本营有海事卫星，可往全世界打电话，但太贵）罗申，实力最强的罗申，十几天后上山遇暴风雪冻伤了两根手指，须马上返京治疗。上车时，他流着泪望着珠峰，车走出很远了，他仍望着珠峰。我懂，这将是他一生的遗憾……台湾队员伍玉龙，是台湾玉山公园的巡山员。他和我们藏族队员一样，也喜欢吃风干生肉，所以，他一有空便扎进藏族队员的帐篷。他在台湾的未婚妻常打来电话。他呢，一听“小伍，电话！”就光着脚拼命往外跑。于是，谁要和他开玩笑，只需喊一声：“小伍，电话！”大家看他慌张跑来的样子就笑，他却说：“受这个骗也不错，起码听到时高兴！”马欣祥的女朋友在成都，在拉萨时，到邮局打电话比山上便宜，他就经常去打。有几次我和一个台湾队员看到他在电话间里通话时间太长，竟坐在地上打，就编排他：“打电话打得晕倒在电话间，把电话线打红了！”上山前，他对我说：“张老师，我只有一个要求，多发点儿稿，让她知道我们在山上的消息……”说完，他背起背包向珠峰出发，头也不回……
炊事员小李，是我们从拉萨部队借来帮助工作的。他老家在河南农村，上山后，他的妻子正值临产期。他一忙完，就自言自语：“生哩，生哩，到日子哩。生了个啥？女的？还是‘带酒壶的’？不知道，真他娘急得慌……”藏族队员次仁，新婚刚刚七天。
藏族队员加措说：“我一登山，妈妈就到寺院为我烧香祈祷，这次，她一定又去了。去寺院的路，好远啊……”
队长、老登山家曾曙生对我说：“1988年中日尼三国横跨珠峰后，我回到北京，十岁的儿子到车站来接我。下了车，我就站在他的面前，可他不理我，急着往车上东张西望。我们在山上几个月风里雪里，脸上裂开了皮，又黑又瘦，胡子拉茬的，他当然认不出我了。可不理我就不理吧，这个小兔崽子，朝着日本队长斋藤扑过去喊爸爸！我凑近他跺着脚喊道：‘小子，你真长本事了，连爹都认错啦！哈哈！……’喊完，抱住儿子，我的泪就流下来了。”台湾队员黄德雄，既是队员又是《民生报》记者。他显得比较深沉，暴风雪紧急下撤之夜，他曾在冰雪中冻了整整一夜才摸回来。他说：“我一上山，妻子就说把我丢了；我一下山，她说再把我捡回去。可我感到，在山上可以寻找到自己，寻找到世上真正最好的一切……这体验丰富而迷人，下了山眼睛亮，心地宽，再看世界就和没上山的人不一样了。别人争的东西，我再不去争；别人不理会的东西，我能看出它的价值。”队员们相互之间的友爱，也是纯真的。台湾队员伍玉龙和藏族队员几乎成了一家人。
藏族队员都比较憨直，不太爱讲话，你说什么，他就在一旁听，一边点头，一边笑。
台湾高山族队员伍玉龙，也不爱讲话，笑起来也抿着嘴，甚至有点儿腼腆。
藏族队员一干起活儿来，登起山来，厉害得吓人！
伍玉龙一到拉萨，没有什么高山反应。队里安排藏族队员去装车，他和藏族队员一起爬上车就干起来。
藏族队员爱吃酥油茶、糌粑、风干生羊肉。这些东西，伍玉龙样样都吃。我看着他吃生羊肉，有些目瞪口呆，就问他缘由。
他说：“我是第一次来内地，第一次接触藏族队员。你说怪不怪，一见面我就特别喜欢他们。他们的故乡是西藏的雪山，我的故乡也在山上。我父亲是农民，我从小在玉山长大，14岁跟着父亲上山打猎。我爱山，藏族队员也爱山，这种爱是说不出来的。还有，我们都是苦出身，他们的经历和我差不多。这次来珠峰，我原想，和内地的队员不熟悉，一定会孤单的。谁知到了西藏一接触，哈，这么多好朋友！内地队员待人都这么好，好人在一起，就马上是朋友，就像早已熟悉了一样。”藏族队员关心人，是没有多少话的。暴风雪那天，藏族队员从3号营地最早下撤了，伍玉龙也跟着他们撤下来。过了1号营地，伍玉龙渐渐感到体力跟不上藏族队员了。走在最前面的加措发现了，他抹了一把眼睛和嘴上结成的冰霜，走到伍玉龙身边，两只大手一提，就把伍玉龙的背包放在了自己的肩上。伍玉龙很过意不去：“加措，不行，怎么能让你背两个背包呢？”加措笑了笑，向他挥了挥雪杖，向前走了。
伍玉龙很感动，说：“怎么回报这种友情呢？这友情是钱能买来的吗？”我也要说说我的体验了。
这次来珠峰，行前的几天，我便常和女儿说话。女儿小羽虽说已上高中了，但在我眼中仍是个太小的孩子。奇怪的是她的话突然很少，总是我在说。一天，她终于问我：“爸，别人说去那里很苦很危险，氧气又少，弄不好要……真的吗？”我望着她，突然感到这孩子长大了。我说：“那里是很苦，但这苦队员们能吃，爸爸也就能吃。爸爸为什么去，你会懂得的。至于危险，绝不会有，你信吗？”她点点头，说：“信。”离京前夜，夜已很深了，女儿仍没有睡着，不住地翻身。她知道我也没有睡，悄悄下床推开里屋门，站在了我的床边。
“爸，明早我要去上学，不能去机场送您了，给您个小东西吧。”她把一只手伸到我的眼前--哈，一个很小很精巧的小毛线娃娃，还有两条可爱的小辫儿。“爸，让她替我陪着您去珠峰吧。我等着看您发回来的好消息！”我接过，亲亲她的头说：“谢谢，谢谢女儿。从今天起，这小娃娃就是一个小‘你’了，爸爸会一直把这个小‘你’带在身边的。”她笑了一下，笑得有些勉强，朝我摇摇手，转身默默走了。
在珠峰的冰天雪地之中，这个小毛线娃娃一直挂在我铺位上的帐篷顶。多少次，暴风雪来了，她就为我晃着，跳着，翩翩起舞，看我和队员们一起谈笑着，笑傲帐外那漫天喧嚣的风雪。
从拉萨进山前，我给家里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小羽在电话中急切地说：“爸，您不是带着‘随身听’吗？它能收听电台广播的。我去电台给您点了一支歌，什么歌先保密，播出时间还没通知，您注意收听啊！……”我高兴极了。她点的歌我已猜出，准是三毛的《橄榄树》。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支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为了这支歌而一再进藏进雪山的。
一到珠峰，我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队友们。大家都很兴奋，台湾的队友更是激动：“张记者，你有这么个女儿，好让我们羡慕！听歌的时候，我们得一起分享啊！”我笑着说：“这是咱们的孩子为咱们送来的歌。”一有空闲，尤其是晚上，我便拿着“随身听”拨来拨去寻找。暴风雪之夜，伙伴们常围着我期待地问：“有了吗？”或静静地把耳朵贴在我手中的“随身听”上，边用力地倾听，边嘴里说着：“快了，下一个，下一个就是……”风声。只有帐外呼啸的风雪之声。那么狂暴、那么喧嚣，似要吞没这天地。
一群抛家舍业的男子汉，在冰天雪地的帐篷里，这样执著地在收听一个孩子送来的歌，这本身就是一首无声而动人的歌了。
珠峰离北京太远，收音机中杂音很大，且只能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播出这支歌的是哪一家电台？波长是多少？播出的时间等等都不知道，要收听这支歌真是很难。但我又感到这些并不重要，女儿送来的这颗小小的温暖的爱心，我已收到了，收到，也就化成了我对这世界的一种深情和厚爱！我不就是为了寻此而来的吗？我身边的所有登山者，代表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来珠峰寻找的，绝不仅仅是辉煌的登山之梦，更是对人世间的一颗爱心，一颗热爱生活之心。
暴风雪终于过去，几天后，队员们要告别大本营上山了。这一去，他们将在山上与风雪及死神搏斗一个多月。临行前，台湾实力最强的队员吴锦雄进了我的帐篷，他转一转，看看我，没说什么又走了。
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望着我笑笑，坐下不语。
我问他：“锦雄，你像是有什么事？”“……没有，没有。”“说吧，别瞒我。”他不好意思极了，半天才支支吾吾地说：“张记者，明天我要上山了，今天夜里我想……听听妻子给我录的一盘录音带，那里面……有我五岁的女儿对我说的话。可我的‘随身听’坏了，所以想借你的听听。我知道，你一直在收听你女儿给你点的歌，如果就在今晚播出那首歌怎么办？……向你提出这个请求真不好意思……”我望着他，马上把“随身听”放到了他手里。
他不住地感谢：“明天一早，我就还你！”说完起身要走。
我一把拉住了他：“锦雄，明天早上也不要还我，放进你的背包里，带上山吧！让它代我陪着你，愿你保重。我等着你的好消息！”他一愣：“那……那怎么行？你还没有听到女儿给你点的歌呢！不行不行！我绝不能这么做！”“听到了，我已经听到了，真的……”他望着我，我望着他。我们的手握得很紧，很热……次日，我送他和伙伴们上山。走出很远了，他还不时地转过身来，挥着拳头向我示意。那是所有队员的决心。当看到他再次感谢地向我挥了挥手，转身大步向珠峰迈去时，我仿佛听到了那歌声：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涧清流的小溪……”女儿小羽为我点的歌，我在北京的很多朋友都听到了。有的朋友就是听到了这支歌才知道了我的行踪，专门去订了一份《中国体育报》，天天关注着我们的登山进程。一位好友也去电台给我点了一首《归来吧，美丽的五月》--因为我们将于5月底返京。一打听，当时应听众点歌的只有北京音乐台，而我们在西藏是收听不到北京音乐台的。
播出女儿点的这首歌的，恰是北京音乐台：“我爸爸随登山队去珠穆朗玛峰了，他在冰雪之中一定很艰苦很寂寞。我很想他，愿他听到这首他最喜欢的《橄榄树》……”好女儿，爸爸听见了，那歌声动人而美丽，将永远响在我的耳边……这些，当然是我下山后才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