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可以通过许多理论和天性来阐述上述道理。当我们思考管理这个世界和众生的普遍原则时，就会发现，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庞大世界里，任何一种美德都会得到回报和鼓励。除了极为特殊的情况外，人们的期望也不会总是落空。每一项事业的成功，都是勤劳、节俭、谨慎的报答，但也许有些美德终生都得不到报答。财富和敬意是对美德最好的回报，但这些都是不难得到的。周围人的信赖和尊重，最能促使人们保持诚信、公正和慈善。有些被人敬重的人并不追求飞黄腾达。财富的积累不会给诚实公正的人带来真正的快乐，他们的快乐源自别人的信赖，那些美德通常这样回报他们。不过在一些不幸的事故中，好人也可能成为坏人的替罪羊，从此遭受人们的误解和憎恨。虽然他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却因此失去了一切。不过一个对生活谨小慎微的人，也可能死于地震或洪水。和这种事故比起来，遭遇冤枉的概率要小得多。想得到身边人的信赖和尊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做到诚信、公正和仁慈。一个人的个别行为容易被误解，但是他整体的特征却不会被看错。除非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一个清白无辜的人会被人误解，但是出于对他一贯的了解，即使他的罪证确凿，仍会有很多人为他辩解。同理，坏人在品行还没有暴露的时候犯罪，也许不会遭人指责。但是当他的恶行和底细广为人知时，即使他没有作恶，也会经常被人怀疑。罪行和美德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并且在普遍规律的规范下，这些报答和惩罚终会公正。
依照哲学的眼光进行冷静的思考，那些决定命运的普遍原则通常会使人适应他们所处的境地，但他们未必和人类那些天然情感相一致。我们对某些美德怀有天然的好感，希望给予它们所有的荣耀和报答，甚至把一些本应给其他美德的荣耀和报答也归于它们。相反，出于对某种罪行的反感，我们希望他们遭到各种不幸和耻辱，甚至遭到那些本不属于他们的不幸和耻辱。我们喜欢宽容、慷慨和正直，希望权力、财富以及荣誉都是这些品质的报答。其实这些回报与那些美德并无必然联系，而应该属于勤劳和节俭。从一个角度看，当我们看到引起我们厌弃和蔑视的欺骗、伪诈、残忍等行为取得了好处时，我们就会感到不公和气愤，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行为也具备勤劳的品质，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好处。一个坏人辛苦耕作，一个好人懒于劳动。最终谁应该得到收获，谁应该忍受饥饿，谁应该得到富足呢？坏人也许会得到上天的照顾，但人们的本性却喜欢偏袒好人。人们觉得，坏人的勤劳使他得到的回报过多，而好人的懒惰使他得到的好报太少。因为人类制定的法律，勤勉的叛国者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热心公益事业的好公民即使疏忽大意，也会得到补偿。此时，我们奉行的原则与上帝自己遵守的原则不尽相同。于是在上帝的指引下，我们按照他遵循的原则，对财产进行重新分配，我们努力使各种善行和恶行恰如其分地得到我们的敬爱和憎恨。上帝没有涉及我们的思维和激情中的各种品德的优劣，单纯地惩恶扬善。在上帝看来，他的规则是合理的；对我们而言，人类遵循的规则也是合理的。这两者都是为了那个伟大的目标：人间的安定和人性的和谐。
我们已经习惯按照自身的理解去改变财务的分配状况，并像诗人歌颂神灵一样，为了惩恶扬善，我们屡次用特殊的手段对现实进行干预。但我们还是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善恶的命运。天地万物迅猛发展，远非我们有限的人力所能左右。虽然这个自然进程的规则因最睿智、高尚的目的而制定，但后果有时却让人的本性激动不已。大集团优先于小集团，对人生有所计划的人总会胜过毫无目标的人。各种计划只有按照上帝规定的方式才能得以实现。这些规则不仅客观存在，而且也能合理激发人们的勤劳和专注。按照这种规则，如果真诚和正义被阴谋诡计打败，每个旁观者的心中一定会燃起强烈的怒火。对不幸的无辜者，我们报以同情和悲痛；对成功的阴谋诡计，我们报以强烈的愤慨。冤屈使我们感到愤怒，但我们对此却无能为力。当我们对人世间的希望丧失信心时，我们自然会呼吁上苍，希望伟大的上帝降临到我们身边，亲自指导我们的行为，并亲手完成他为我们部署的各种计划。我们希望每个人在今世的所作所为，在来世得到报答。这样我们就会虔诚地相信来世，这不仅源于我们的弱点和人类的天性，也出于对真诚的本性，出于我们对善良的热爱和对罪恶的厌恶。
雄辩而睿智的克莱蒙特大主教，对此夸张而富有想象力地评论道：“听任自己创造的世界处在无序的混乱中，这和上帝的伟大相符吗？听任篡位者废黜善良的国君，忤逆的儿子杀死父亲，凶悍不贞的妻子谋害丈夫，这些与上帝的伟大相符吗？难道那高高在上的上帝，可以像看戏一样对这一切而置身事外吗？难道因为上帝的伟大，就应该在这些暴行面前表现为软弱、不公甚至暴虐吗？因为人的卑微，就应该放任暴行或者冷漠善行吗？如果这些就是我们崇拜的那个上帝所具有的品格，我宁可不承认你是我的父亲，我的保护人，我痛苦时的安慰者，我怯懦时的鼓舞者，我忠诚的报答者。你不过是个懒散荒诞的暴君，为了你自私而无聊的虚荣，牺牲人类的幸福。你创造的人类，不过是你在无聊时摆布的玩物而已！”
这番话尽管有些不恭，但上帝就是这样，被看做是人类行为普遍规则的制定者。上帝考察我们的言行，并在来世对我们进行奖惩。任何相信上帝的人都会认为，指导我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应该是顺从他的心意。只有大逆不道、极端自负荒唐的人才敢违背他的意志。如果一个人对具有无限智慧和权力的上帝无动于衷，无视他下达的指令，那是极其令人厌恶的。人的行为总会出于利益因素的考虑，我们也明白，即使我们的恶行可以逃脱世人的惩罚，但无法逃脱上帝的眼睛。很多人经常反省这个问题，他们深知这是限制我们冲动的最后一道防线。
毫无疑问，宗教强化了我们本性中的责任感。于是很多人认为，虔诚的信徒诚实正直，值得信赖。他们认为，这些人不仅受到那些普遍原则的约束，同时也重视名誉和理性以及他人对自己的赞美和评价。这种动机对俗人和普通的信徒同样有效。除此之外，信徒还会受到一种约束，他的任何行为都极为谨慎，就像上帝在他身边，最终会根据他的行为对他进行补偿。所以虔诚的人值得人们信赖。无论哪里的宗教，只要没有卑鄙的小团体和宗派，只要把道德责任当成首要责任，只要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烦琐的宗教仪式和教义上，更不会通过宗教的形式进行欺诈，我们就完全可以对那些虔诚的信徒给予充分的信任。
论责任感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动机
宗教赋予道德如此强烈的动机，并通过抵制罪恶的诱惑来保护我们，以致许多人误以为宗教原则是行为的唯一值得称赞的动机。他们表示，我们既不应该因感激而报答，也不应该因愤恨而惩罚；我们既不应该根据天然的感情保护自己不能自助的孩子，也不应该由此赡养自己老弱多病的双亲。虔诚地信奉上帝，恭顺地把他的旨意贯彻到我们的一切行动中，才是我们最为重要的感情，对其他事物的感情都必须为此让路。我们不应为了报恩而感激，为了仁爱而宽厚，为了爱国而热心公益，更不必为了人性的爱而大度正直。我们履行职责的唯一动机，只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在此不准备对这个观点做专门的考察。但我认为，上面那些说法一定不会被真正虔诚的人接受。他们会笃信两个原则：其一，用我们的全部的智慧、灵魂和经历去爱我们的创造者；其二，像爱自己那样去爱我们的邻人。我们爱他人的同时就是在爱自己，而不是被动去做的。基督教的教义中没有提到“责任感是我们唯一的行动准则”，但哲学或常识都会告诉我们，责任感起的是某种纲领性、决定性的作用。
何时我们的行动要完全听命于某种责任感？何时应该由其他情感对我们的行为起主要指导作用？这个问题的答案分为两种情况：其一，那种使我们置普遍原则于不顾的情感是可爱还是讨厌的；其二，那种情感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行为。
那些可亲的感情可能会让我们作出优雅和令人尊敬的行为，这出于对普遍原则和对这种感情本身的尊重。如果一个人帮了别人大忙，受恩者对他没有感激，只是出于责任感作出报答，他就会难以接受。一个女人只是因为身为丈夫的妻子而与他亲热的话，丈夫也难以满足。一个儿子对父母只是例行公事般的尽赡养义务，而非对父母真正的感激和尊敬，父母也会抱怨他的态度。我们乐于看到责任感束缚了这类亲切的社会性感情，而非增进了它们。当我们看到一个父亲必须压抑对子女的溺爱，一个人尽力克制自己的慷慨本性，一个受恩者竭力抑制自己过分的感激时，都会让我们感到由衷的快乐。
但对那些邪恶的有害社会的情绪，应该适用相反的标准。当别人对我们行善时，我们应该对他表示感激应和报答，不用考虑自己的做法是否过分。但对于我们受到的伤害，我们应客观地给予惩罚，而不应作出过激的报复。这意味着，面对伤害最适宜反应应该是对那种恶行本身的合理愤恨，而不是因为自己被伤害而产生强烈的报复感。像公正的法官一样，只考虑特定的伤害并予以相应的回击。在实施这个准则时，他对受惩罚者的痛苦甚至超过对自身的关注。虽然他对自己受到的伤害感到愤怒，但还是努力用温和得体的方式去实施这个原则，并尽可能地减少对受惩罚者的措施。
据上所述，自私和冲动在任何方面都处于社会性和非社会性的感情之间。在普遍情况下，为个人目的进行的活动，应该来自对普遍行为规范的尊重，而不应该出自对自身利益的冲动。在重大场合，如果目标本身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兴趣，我们就会有失格调和风范。当我们为一个先令而斤斤计较时，别人就会觉得我们已经堕落成一个庸俗的商人。即使一个人经济拮据，也必须用自己的行动表现出即使生活窘迫也不会撼动他内心的宁静。他的经济境况也许让他非常节俭和勤奋，但这种行为的动机是尊重普遍的行为准则，而非对财务状况的关注。节约三个便士不是他省吃俭用的目的，赚取十个便士也不是他不停劳作的动机。他对行为准则的尊重导致了他在生活中为人处世的标准。吝啬鬼关心的只是钱财本身，而真正勤俭的人是出于对自己行为标准的关心。
但那些会严重影响我们个人利益的事物，标准就全然不同了。一个人如果认真投身那些对他个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活动，就不会让人觉得卑劣下贱。一个君主如果努力征服或建立一片领土，就会令人刮目相看。一个没有头衔的绅士若不尽力用正义的手段去获得财富或者要职，就会被我们轻视。如果一个议员对自己的选举不竭尽全力，就会失去朋友和公众的支持。就连一个商人，若不努力赚取利润，也会被别人视作懦弱之辈。富有事业心和无所作为的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种勇气和热忱上。对个人地位影响巨大的私人利益就是个人抱负的冲动目标。在谨慎和正义范围内的冲动，会显得非常伟大和引人遐想，即使有些过分也会让人尊敬。一个吝啬鬼对半便士的疯狂也许和一个野心家征服一个帝国的狂热不相上下。但伟人和卑劣者的不同就在于他们是否有宏大的目标和卓越的胆识。英雄、征服者或政治家们的行为虽然不都是正义的，比如黎塞留或者雷斯主教，但只要有胆略就会受到人们的一致推崇。
在我看来，决定我们尊重普遍原则的程度的高低，还在于它本身的精确或者含糊。那些支配谨慎、宽容、慷慨、感激和友谊等美德的各种普遍原则，大多没有明确的定义，并且常有例外，经常需要进行修正，所以通过这些原则很难指导我们的行动。那些以日常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关于谨慎处世的谚语和格言，也许是最好的行为准则。但固执地坚守这些格言是极为迂腐和幼稚的。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美德中，感恩应该是定义明确，例外最少的了。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做到感恩，甚至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们对此没什么异议，但若稍加观察，就会发现感恩的含义也是非常模糊的，甚至有很多种例外。比如，我们生病的时候被某人照顾，当他生病时我们就一定要去照顾他吗？我们应该如何去照顾他才能报答那些人情呢？如果我们经济紧张，曾经借钱给你的朋友也经济拮据，那我们应该借钱给他吗？借多少？何时借？借多久？可见这些问题无法通过任何一条普遍规律找到答案。自身的品质和境况的不同，可以让你对他抱有诚挚的感激却不会借给他半个便士。或者你借给他的钱比他当初借给你的钱多十倍，还是会有人指责你忘恩负义，只知道逃避感恩的责任。虽然感恩的定义不是百分之百的精确，但它还是我们品德中最为高尚、神圣的。除此之外，其他那些美德，它们的普遍原则就更含混不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