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族而居在从事畜牧业的国家里是一种普遍的情况。这种居住方式对他们共同防御外来入侵是十分必要的。从地位最高的到最低的所有人在这种居住方式下都可以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这种感情，不和则会削弱和破坏这种感情。但在他们家族成员之间，他们的联系要比与外部的多得多。同一家族中即使关系最远的成员也有某些联系。不久之前，在苏格兰高地，酋长习惯把自己部族中最穷的人看成是自己的堂表兄弟和亲戚。在鞑靼人、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中，部落的首领对同族人也会特殊关注。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些同族中关系很远的人所期望得到的关注也比其他人多。我认为，这种情况在其他的民族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我认为天伦之情在很大程度上更多的是道德联系的产物，而不是父母和子女之间血脉联系的产物。比如，一个疑心重的丈夫，总是怀疑自己的孩子是妻子不贞的产物，尽管他和这个孩子在伦理上还是父子关系。
心地友好的人们常因为必要的交流而产生一种友情，这种友情和家人之间的感情相差不多。办公室中的同事、贸易中的伙伴，常常彼此称兄道弟，并且感到对方真的像自己的兄弟一样。他们的亲密和谐很有好处，而且如果他们把握得好的话，他们也会和谐共处，人们也都认为他们应当这样做。如果他们之间出现了不和，人们会把那看成是一种丑事。罗马人用“必要”这个词来表述这种互相依附的关系。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它似乎表示的是这种依附是环境对人的必然要求。
住在同一个乡镇中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细节也会对道德产生某种影响。如果有一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从未冒犯过我们，我们不愿意去伤他的面子。邻居之间可以给彼此带来很多便利，也可以给对方带来很大麻烦。心地善良的邻居们总是自然地和平共处，并且都不愿与恶人为邻。所以，邻里间存在着某种细微平等的互助是被我们赞同的，并且邻居得到我们帮助的次序应该排在其他人之前。
人的天性总是习惯于去迁就别人，从而达成一种和平共处的效果。这就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原因所在。一个常常与有智慧、有美德的善人打交道的人，自然会对智慧和美德产生一种敬意，虽然他自己不一定会成为同样的人。同理，一个整天和荒淫无耻之徒混在一起的人，即使他不会变得同样堕落，也至少会很快不再去厌恶那些品行。因此，我们经常看到不同家庭成员表现出相同的品质，除了遗传因素之外，我认为可以部分地归因于这种原因。
如果我们对一个人的高尚行为产生了尊敬和赞同，并在长期的交往中证实了他的高尚品质，我们就会对他产生最牢固、最被尊重的友情。这种友情是很纯洁和自然的，因为它不是出于任何其他勉强的因素，而确实是高山流水的知音和志同道合的同志。但这种纯洁的友情只会在具有智慧和美德的人中间存在，他们彼此之间完全信赖，坦诚相待。有些狭隘的人认为这种友情只能发生在两个特定的人之间，我认为那是把纯洁的友谊和充满占有欲的爱情混为一谈。虽然年轻人之间的亲昵行为，与之有些细微的相似，但其实与这种高尚的友情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的那种亲昵主要建立在同样的关注焦点、娱乐或者消遣方式上，或者建立在某些一拍即合的奇谈怪论上。而这些是很浅薄的，因此这种朝三暮四的亲昵行为不能和真正深刻的友情相提并论，不管它们多么令人快乐。
但是，在人类天性的调节次序下，我们最希望善待的人中，还数那些曾经给过我们帮助的人。上帝曾教导我们对帮助过我们的人知恩图报。虽然人们的感激并不足以回报他的善行，但是旁人对他的赞同和感激，却足以与他付出的善行同等。所以，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一定会得到回报。即使不是每个受人恩惠的人都能够报恩，而有些人却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被同道热爱是我们都渴望达到的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也是同样热爱他们的。
我们在给予别人仁慈的关爱和热心的帮助时，没有去想他们和我们是什么关系，没有去想他们的个人品质如何，或者他们过去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在社会中，施舍人与被施舍人往往地位相差悬殊。被施舍的人往往贫困潦倒，而施舍人往往非常幸福、富裕而有权势。社会的安定与有序需要依赖这种明显的等级地位的区别，而这种区别主要依靠人们对有权势的人由衷的尊敬来支撑。整个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远比个别不幸者的痛苦更为重要。虽然伦理学家告诫我们要兼济天下、普度众生，不被显贵的地位所诱惑。但是人们对富贵的倾慕比对智慧美德的倾慕更多，人们都想成为富人。实际上，判断智慧和美德的操作性是很差的，而财富和门第更容易比较，所以我认为以财富权势划分的社会等级地位，更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和秩序。人们这么想是有好处的。而在上述所有作为我们关心对象的事物的序列中，善良和智慧也同样是明显的。
如果人们对权贵的崇拜和对善行的钦佩结合在一起的话，就会激起更多善行的诱因，就会促进更多善行的发生。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达官贵人们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美德很多时候会引起我们的崇拜和倾慕，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抛弃我们的妒忌之心的话。而且，尽管达官贵人不缺少权力和智慧，但他们受到的痛苦却不比那些同样具有美德但地位低下的人少。这在悲剧和恋爱故事中有很多表现：善良、高尚的国王和王子们常常遭遇到不幸。如果他们能够运用智慧摆脱他们的不幸，夺回他们原来的地位和权势，就会得到人们更大的甚至是过分的热情和赞赏。于是，我们原先对他们的地位和品质自然怀有的倾慕之情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精确地规定人的何种感情在先、何种感情在后的做法是不现实的，因为人的各种情感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在何种情况下，友情应当让位于感激，或者感激应当让位于友情；或者个人亲情与全局利益哪一个更为重要，都应该把它们交给我们的心灵——这个冷静的旁观者、我们行为的伟大法官和裁判者来定夺。只要摒弃外界的喧嚣，认真、客观地思考我们的处境，从真实的内心出发，我们就能作出正确的决定。不要用独断专制的准则来指导我们的行为，那些教条式的准则常常不能使我们觉察到不同环境、品质和处境中的各种细微的差别和区分。
天性致使我们关注支持社会团体的次序
用以指导把个人作为我们关注对象的那种先后次序的原则，同样指导着把社会团体作为我们关注对象的那种先后次序。正是那些最重要的、或者可能是最重要的社会团体，首先和主要成为我们的关注对象。
对于我们来说，孕育了我们的生命，并保护我们平安生活的政府或国家是最重要的社会团体。我们的高尚行为可以为它带来很多好处，而我们的恶行也会为它带来灾难。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包含于国家之中：我们的孩子、父母、亲戚、朋友和恩人，他们的幸福和安全都依赖国家的繁荣和强盛。所以，国家很自然的成为我们首先关心的社会团体。而我们的爱国之情不完全是出于私心，也出于我们自身仁慈的美德。因为祖国与我们休戚与共，它的繁荣和强大也会使我们感到光荣。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比别的国家优越而感到骄傲；为它比别的国家落后而感到耻辱。我们总是带着过分的赞美去看待祖国在过去时代中所涌现出的杰出人物，并且总认为他们比其他民族的人物更为杰出。因为那些英勇献身的爱国者们，为了国家的安全和荣耀，表现出了一种最合宜的行为。他们根据自己内心那个公正的旁观者的赞同情感来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他们内心的那个公正的旁观者告诉他：他仅仅是大众的一员，为了多数人的安全、利益或者荣誉，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一种义务。因此，他们决定了自己要做的事情。要作出这种牺牲是多么的不容易，能够这么做的人又是多么少，虽然这种牺牲是必要的、高尚的、有意义的。所以他们的行为不仅应该得到我们的赞同、佩服和赞赏，还应该作为最高的美德受到推崇和赞扬。反之，那些不顾良心谴责的卖国贼，企图用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一点点自己的私利，只能成为人们唾弃的对象。
爱国之情总让我们充满猜疑和妒忌地看待任何一个邻邦的繁荣富强。所有独立又互相接壤的国家，都生活在对彼此的不断恐惧和猜疑之中。每个君王都别想从邻国那里得到好心的对待，于是他有理由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他们。一些独立国家声称它们会在相互交往时遵守对别国法律的尊重，而那只不过是装腔作势罢了。即使为了最微小的利益，他们就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些原则，或者无耻地逃避这些原则。当邻国的实力不断增长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感觉自己面临着被征服的压力，而爱国的高尚感情总被这些当权者拿来充当国家斗争的工具。比如老加图，每次的元老院演讲的结束语总是：“这同样是我的看法：迦太基应当被消灭。”他因为某国给自己的国家带来那么多苦难而愤怒得近乎发狂，这句话正是他这种粗野之人强烈的爱国心的表现。而斯奇比奥·内西卡在他的一切演说结束时也经常说一句话：“这也是我的看法：迦太基不应当被消灭。”它所传达的是一种更为胸襟开阔和慷慨大度的态度。在他看来，即使对手已经衰弱到对他的国家无法构成威胁的地步，也可以允许它有一天恢复繁荣。法国和英国都害怕对方海军和陆军实力的增强。但是，如果它们妒忌对方国家的繁荣昌盛、土地的广袤、工业的发达、商业的繁华、港湾的坚固与众多、人文与自然科学的进步，那么这两个伟大民族就要互相伤害了。因为那些使人妒忌的东西，正是世界的真正进步。我们因这些进步而得益，并且因此变得高贵起来。所以在这样的进程中，每个民族不仅应当尽力赶超邻国，而且应当出于对人类的爱，去促进相互间的进步而不是去阻碍它的发展。别国的进步应该成为我们追赶的动力和目标，而不应该成为我们偏见和妒忌产生的原因。
由此可见，爱国情感并不是来源于普遍的人类之爱，因为它丝毫不受后者的支配，有时还会出现对立。举例来说，法国人口是不列颠人口数量的3倍，那么，从人类大家庭的总体考虑出发，法国的繁荣要比英国的繁荣重要得多。但是假如一个大不列颠的国民看重法国的繁荣要比看重英国的繁荣要多，人们却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好公民。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仅仅因为它是我们生长的祖国，并不是因为它是人类家园的一部分。智慧的上帝在决定人类情感的时候已经断定：把人们的爱引向人类大家庭的一个特定部分——即我们的国家，会极大地促进整个人类的利益。
临近的民族容易被相互间的偏见和仇恨所影响。英国和法国都会愚昧地彼此敌视，但却不会去妒忌遥远的日本或者中国的繁荣富强。虽然他们也很少能有效地运用与这些遥远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
政治家们的善行是最广泛和最具效力的公益行为。他们为了保持力量均衡而与临近的国家结盟，或者通过谈判保持国际间的安定和平。然而政治家们在谋划和执行良好的政策时，也只会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虽然偶尔也会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在签订《蒙斯特条约》时，法国大使阿沃伯爵，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使条约有助于恢复欧洲的安定。而威廉王很热心地帮助欧洲大部分的主权国家恢复自由和独立，但他的这种热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法国怀有强烈的憎恨。安娜女王的首相似乎也怀有这种极端仇视法国的心理。
每个国家都由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组成，这些阶层和团体都被分配了特有的权力。每个阶层和团体中的成员的利益与名誉都彼此关联。因此，每个人同自己所在的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关系自然比他同其他阶层或社会团体更密切。他会自然地去维护本阶层利益，会雄心壮志地去为本阶层谋得更多的利益。
所谓国体，就是指如何划分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如何分配它们的权力、特权和豁免权。
而国体的稳定性，取决于每个阶层或社会团体维护自己的权益免受其他阶层侵犯的能力。某个阶层地位的升降，也都会带来国体的改变。
但所有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稳定和发展都依赖于国家的保护。只有凭借国家的繁荣和独立，各个阶层才有立足之地。虽然所有阶层的成员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国家的生存发展需要牺牲他所属阶层的利益时，他就未必会顾全大局了。这种狭隘虽然是不合理的，但是也不是没有一点用处：至少它抑制了一味的开拓，保持了这个国家已经划分出来的各个不同阶层之间的平衡。有时它似乎阻碍了政治体制的变更，但实际上它却促进了整个国体的巩固和稳定。
爱国的情感牵涉到两条不同的原则：第一，对已经确立的国体和社会结构的尊重；第二，对维护同胞们的安全、荣耀和幸福的希望。至少，一个爱国的人不可能是一个不尊重法律和不服从行政官的公民，他也不可能不为增进同胞们的福祉而努力。
并且，这两个原则常常保持一致并引发同样的行为：如果我们的政治体制能够切实维护同胞们的利益，为了增进同胞们的安全、荣耀与幸福，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护现有的政治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