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谭嗣同这次进京，没有到武昌去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没有去看望他的父亲、湖北巡抚谭继洵。他选取了乘宜昌去上海的客轮，再由上海经海路去北京的路径。
经过武汉时，客轮在江汉关前停泊了约一个时辰。他按照夫人的安排，让老家人谭福上岸去，给老父和继母送去了一担香粳糯米，一担鸡鹅鸭蛋，一担咸鱼腊肉和土产瓜菜等，并且要谭福代候二位大人的金安，问大人有什么吩咐，然后再回长沙去禀明夫人，写封书信到北京去告知。他自己却留在船中，并未上岸。
他倚在船舷上，遥望对岸，只见武昌城内屋瓦烟树，清晰可辨。蛇山逶迤如长蛇，斜贯城中，直抵江岸。著名的黄鹤楼就矗立在蛇山头，雄峙江天，高出云表，远远望去，俨如那巨蛇头上一丛翘起的冠冕。
蛇山那边，就是湖北抚院衙门和他父亲的邸宅了。
他凝神远望，思念老父，禁不住落下了几滴思亲之泪。
但是，他几番思索，仍然决定不上岸去。
他知道，父亲对他的期望是很殷切的，只希望他能够获取功名，致身仕途，不坠门庭；然而他自己却性格乖僻，厌弃科举，不乐仕宦，年过三十，仍然是半生蹉跎，一事无成，为此常常令老父伤心。过去，他们父子相见时，就曾多次因彼此性格之不同和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的差异，而产生过不少的矛盾，时常弄得彼此都不愉快。以致这些年来，他总是有意回避，不愿与老父相见。
这一次，情况却不同了。
他早已听人说过，张之洞对他这次应召进京十分重视，已经作好各种准备，将对他进行最隆重的迎送。本来，皇上亲自召用，这在官场中来说，也的确是一件光耀门庭，令亲人喜悦的体面事情。可是，他是一个最不爱张扬的人，一想到可能遇到的那些应酬礼仪，就感到心烦。特别是经过最近一段的深思熟虑之后，此时此刻，他更不愿意上岸去会见父亲，以免在来日可能遭遇的任何风险中，给老父带来可怕的牵累。
汽笛鸣响时，他深情地望了一眼江东的景色，便怏怏地回舱去了。
他回到舱房内，让罗英把唐才常在长沙交给他的那些文件找来，准备利用在江轮上的这段时间，好生地看一看。
这些文件，全都是近十余年来，亚洲各国的革命文献和宪章典籍，都是华侨们暗中传抄，在国内很难看到的秘密资料。
谭嗣同顺手拿出其中一件，看那题目乃是日本自由党一八八一年发表的宣言，距今已有十余年了，那译文却也通俗：
自由是人之天性，保卫自由系人之正道。然而，人为的权势动辄抑制着天赋的自由，损害自由之天性，使得人类自由之权利不能保全。于是，为我们人民所最宝贵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无法保障，一切都只是任凭统治者的摆布。如此情况，实属万分危险……人为之权势，处处束缚我人之自由，甚至妨害着为培养自由知识所必须之言论出版自由，以为只有压束政治思想，才能保持社会之融洽。因此，内则人民萎靡不振，没有进取之气象，文明自由之开放和国民参政权利之实施，都遥遥无期；加以财政困难，日以紧迫，全国经济中到处都弥布着严重的灾祸，而无救治良方。至于对外方面，则常为欧美各国所轻侮；外交日益退缩，不能取得与外国平等之权利……处此情势，究应怎样？
惟有组织一自由政党，发挥协同一致之精神，扩大天赋之自由，抑制人为之权势，上以改良政治，下以推进自治……
谭嗣同看到这里，不禁掩卷叹息。他想到，日本弹丸之地，自欧风东渐以来，奋起直追，早在十五年前，就已有如此革命之组织，能发出如此深刻之呼声了；而我中华大国，常诩有数千年之文化传统，可今天又有几个这样的热肠志士？又有几篇这样痛快警辟的文字？且不说像这样的政党，中国尚不可能成立，而且，就像前几年出现的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也还要遭到人为权势之攻讦和查禁。对比之下，怎能不令人感叹和焦虑！
接着，他又翻看下一份文件：《卡的普南十诫》。这是一篇言简意深，文采斐然的箴言。也不知是出于哪位海外华侨或兴中会人士的译笔，那文字竟是完全的白话口语，而且十分简明优美。其中有这样的话：
不能奉献于崇高和正义目的的人生，正如不能遮阴的树一样，是一枝毒草而已。
……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论肤色是黑是白。一个人的智慧、容貌和财富可能比别一个人优越，但作为人，他们都是平等的。
……
不要浪费时间。失去的财富还可以找回来；逝去的光阴却一去不复返！保卫被压迫的人，同压迫者作斗争。
……
不要以为女人仅仅是供人消遣的东西，而应该把她看作人生困难中的助手和伴侣。在她们的脆弱方面要尊重她们。并且要记住你的母亲。她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在你的童年照料过你。
凡不欲施于你的妻子、女儿和姐妹者，就不可施于他人的妻子、女儿和姐妹。
一个人的伟大，不在于他是一个国王，或者是他有高高的鼻子，白色的皮肤；或者是他是代表上帝的传教士；也不在于他在世上据有多么高的地位。伟大而高贵的人是这样的人：他虽然生长在森林里，并且除了本土语言之外，没有其它知识，但是他具有良善的品质，忠于自己的诺言，重视自己的尊严和荣誉；他不去压迫别人，也不帮助压迫者；他爱护和关心祖国的福利。
宣传和遵守这些学说，当自由的太阳，从这些不幸的岛屿中升起，它的光芒把无限幸福照耀着同一种种族的团结一致的儿女和兄弟的时候，那些已经牺牲的生命和我们遭受的痛苦与灾难，将会完全得到补偿。
读着这些单纯而美好的言词，谭嗣同心中感到无比的畅快。他觉得，对于人生来说，这短短的诗篇有着多么美好的思想，比我国那些圣贤的经书似乎还要简明、亲切、感人得多。
最后，他又仔细研读了一八八九年日本颁布的第一部宪法——《日本帝国宪法》。
他合上这些难得的典籍，冥想着当前的世界情势，禁不住心潮澎湃。自从十七世纪，英国议会，通过“光荣革命”，推翻了专制政体，建立了君主立宪国家，制定并颁布了世界上的第一部宪法以来，宪章运动的浪潮，便席卷着整个世界。现在，英、美、法、德诸国都已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保障公民权利，体现自由、民主、平等精神的宪法，推行宪政和法治，并在实施过程中，反复修订，使它日臻完善。这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一股巨大的潮流。放眼今日之世界，凡属立宪国家，无不迅致富强：英国称霸于世界，日本雄峙于东方。回顾我中华情况，却仍如龙钟老人，酣睡未醒，思想闭塞，舆情昏昧，政治腐败，科技落后，实在令人痛愤！
他手抚秘文，心情郁闷，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只见门外走进一个人来，长身伟立，容貌清奇，头带切云之冠，身披芰荷之衣，对他微微点头，却不言语，牵住他的右手，竟向那窗口腾空而去。他熟视那人，心中恍然大悟：这不就是楚之三闾大夫屈原先生吗？先生已经作古千年了，今日为何能到这里？他正在纳闷，准备发问，那人已将他扶上一条螭龙之背，霎时间，风呼云涌，腾入了万古洪荒的混沌之中。谭嗣同紧紧抓住龙鬃，回首下望，但见茫茫宇宙之中，有一地球，圆如巨卵，正在那云烟缭绕之中，不停地转动。地球上有亚细亚洲、欧罗巴洲、亚美利加洲、阿非利加洲、澳大利亚洲等，山川凸凹，五彩缤纷，历历如绘，只是除欧美二洲，略有一些光点，灿若明星之外，其它大陆则皆昏暗朦胧，杳如黑夜。谭嗣同瞻念故国，留意搜寻，但见神州大地黑暗如漆，不禁忧心如焚。他随手摘下一颗星斗，便欲向祖国大地投去。突然，轰隆一声巨响，从那地球上的东半球，北温带，千年古国、首善之区，升起了一团黑雾，翻翻滚滚，直冲上来，惊得谭嗣同坐下的螭龙，猛然一抖，便把谭嗣同颠下背来，落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深渊，吓得他心惊胆裂，魄散魂飞！他翘首上望，见那极似屈原的古仙人，正站在云霄之上，向他招手。他大叫了一声：“先生救我！”不觉挣出了一身大汗，睁眼看时，只见舷窗之外，蓝天渺渺，白云悠悠，江声浩荡，鸥影翩翩，罗英正站在他的身旁，推他快醒。他自己手中还拿着那份《日本帝国宪法》，身上却是一身冷汗，把全身上下的内衣都汗湿了——原来是做了一场恶梦。
这时，巨大的客轮正离开江汉码头，沿着芳草萋萋的鹦鹉洲，在万里长江的滚滚波涛中破浪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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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父亲，湖北巡抚谭继洵已是年逾六旬的老人了。这位老成持重的地方官，与他的儿子谭嗣同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他忠诚谨慎，恪守圣贤的教导，服膺朝廷的官箴，从不妄言一语，妄行一步。他早年曾跟随左宗棠，经营西北，任甘肃道员，不以才华见称于士林，而以勤谨取信于有司，虽无突出之建树，却有可叙之劳绩，因此，被左宗棠推荐，得以擢任湖北巡抚之职。近年来，维新之风大盛，皇上督责，舆论推扬，全国响应。湖广总督张之洞本是热心洋务的人，为了迎合皇上的旨意，更是极力应承。每当推行一种新政时，他总要来找谭继洵签名，来个共同发起。谭继洵却总是推谢，即使张之洞责怪他思想陈旧，不入时，他也决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一个朝廷命官，主要是忠于皇帝的诏谕和朝廷的法令，下安黎民百姓就行了；不能像张之洞等人那样，侈谈洋务，哗众取宠，作非份之举，扰民而无利于国家。即使是办交通、厂矿等事，他也认为应该让绅民自己去办。官府插手，与民争利，他也是极不赞成的。所以，他和他的顶头上司张之洞之间，也经常发生一些龃龉。张之洞常笑他太古道，太保守，落后于时代的潮流；他则认为张之洞太浅薄，太圆滑，必将贻误国家之大事。
他对谭嗣同是喜爱的，是寄望深厚的。他和原配徐夫人共生了三个儿子，前面两个儿子都不幸过早地夭亡了，现在，就只剩下了谭嗣同一个人还算是他和心爱的原妻徐氏留下的一点血肉。对亡妻的怀念和对亲子的情感，使他对谭嗣同充满了舐犊之情。而且，谭嗣同自幼品行端正，聪慧异人，吟诗作文，出语不凡，这也是很令他欣慰的。他让谭嗣同从小就跟随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先生学习；刚长到十七八岁，又让他到新疆刘锦棠幕中去经受锻炼；后来又让他到南京去候补，学习从政的经验。对于培养谭嗣同，他可真是花了不少的心血。
可是，随着岁月的增长，在这一对互相深深爱着的父子之间，却逐渐产生了性格上的对立和感情上的裂痕。
许多人以为，谭继洵和谭嗣同父子之间的矛盾，是由于谭继洵的再娶和谭嗣同受厄于继母而逐渐形成的。这自然有它一定道理，但却肯定不是全部的原因。谭继洵再娶时，谭嗣同还在童年。母亲的去世和继母的到来，本来最容易在孩童的心灵上投下难忘的阴影，因而使孩子对父亲在心理和感情上产生某种距离，这完全是可能的。不过，在封建社会里，母死父娶，乃是极常见的现象；特别是像谭嗣同这样豁达的人，在成年之后，对父辈的这些问题，显然是不会去太多计较的。
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其成因显然要比上述缘由深刻、复杂得多。
老人最易固执。谭继洵年岁愈高，愈是对谭嗣同不习科举、不乐仕进、不近人情的脾性感到恼火。他并不是不知道八股取士的荒谬和科举方面的积弊；但是，他认为科举制度既已推行了数百年，一时又不可能改变，一个识时务之人，就应该适应它、从而取得一个为国效力的职位。一个读书人，没有考取功名，不是进士出身，在社会上就会站不稳脚跟，受人轻视，哪里还谈得上有什么建树和成就呢？
这两年，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谭嗣同在长沙积极参加活动。他虽然远在湖北，身居武昌，他的心却时刻都挂在儿子身上。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对新派的攻诋，张之洞对《湘报》的指责，长沙新旧人士之间激烈的斗争等，都令他十分焦虑。他虽然一如既往，始终坚持自己的处世态度，对湖南的纷争，决不介入，也不表示任何的可否。但是，他内心却是很不平静的。他深深同情自己的儿子，也很同情陈宝箴。他知道他们完全是为了兴利除弊，造福乡梓，为国家黎民谋利益。但是，他对他们的某些作法和言行，又并不同意，认为是躁进贾祸，必有不测之虞。后来的许多争斗，在他看来，都完全是在意料之中的。他对叶德辉一流的嚣张，感到很憎恶。他很熟悉这些土豪劣绅、学阀文霸的腐黑心肠。他知道，这些人虽然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为了沽名钓誉，为了他们的私利，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因他们别有用心地攻诋自已的儿子而憎恨他们。但是，他的理智又告诉他，胜利是必然将在那些人一边的。因此，他又为谭嗣同的处境，经常焦心，往往夜不能寐。
这次，皇上两次降谕，宣召谭嗣同进京，同僚们闻讯后，都纷纷向他祝贺。他表面上不动声色，行之若素，内心里却充满了忧虑。接讯不久，他就派心腹司员秘密回湘，暗中告诫谭嗣同，要他称病不出，坚不奉召，千万不要去招那巨大的风险。后来，谭嗣同果然沉疴在身，回乡养病去了，他才稍稍减去了心头的重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