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5：隐形绳
泽尔达拥有不可思议的怪癖和力量。
一天傍晚，在这紧急时期的高峰时段，我们在佐巴格大街的本地邮差骑着自行车来到我们家门口，泽尔达一见到他时发出了一声低沉的怒声。这太奇怪了。泽尔达认得我们的邮差；他每天早上都会过来，泽尔达从来都不会表现得焦躁不安。难道只是因为他在不寻常的时段出现让她心烦意乱吗？一开始我是这么觉得的。可是，邮差接下来递给我一封特快专递信件，看来是个不祥之兆。信封上标注着“印度政府”的字样，封口处还盖着一个官方的红色蜡封。
里面的信函令人心寒。信件发自“审查总长办公室”，信中包含官方的警告之辞：“查考特先生，我方注意到，你未能向审查总长办公室提交你为美联社所撰写的全部通讯稿副本。这一行为明显公然违反了印度的审查令。关于此事如继续违反规定，你将立即被驱逐出印度领土。谨上……”我读了两遍警告，然后低下头看着泽尔达，心想：“她难道有可能察觉到……？”
顷刻间，我将这一想法抛之脑后：“得了吧。别胡思乱想了！”可是，后来又发生了其他的事情，让我诧异万分。
比如说吧，一天上午，伊达和我带着泽尔达出门去佐巴格大街的当地市场休闲散步。泽尔达喜欢拖着狗链走路，除此之外她很守规矩——等走到我们家附近那间猪肉铺的时候，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到了离肉铺门口还有二十步远的地方，泽尔达夹着尾巴，绷紧腿部，不肯移动。我对她又是捅又是哄，最后还给她下了指令，可泽尔达就是不肯就范。我又坐到她面前，试图拽着她经过猪肉铺，可她竟然将四个脚掌紧贴地面，倾尽全力往后拉扯着狗链。最终我们只得后退至十码开外，绕开肉铺直至安全距离之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因为肉的味道吗？还是怕会被里面的人宰杀？难道是猪肉铺里的人曾经抓起扫帚打她？伊达和我无从得知。
此外，还有噩梦事件。泽尔达在起居室的沙发上或在她的狗窝里睡得正酣，可突然间她会在睡梦中开始哀嚎悲吠。紧接着她会开始全身发抖。这个可怜的姑娘饱受折磨。在她发作的时候，我会抚摸着她的脊背，再轻轻地挠着她的耳朵，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直到噩梦平息为止。我这辈子养过好几只狗，但从来没有一只狗像泽尔达这样深受惊梦困扰。是什么让这只小家伙不得安宁呢？她的体内到底有什么奇怪的力量在烦扰她呢？
接下来，有一天伊达和席拉注意到另外一件蹊跷事：席拉在晚上七点左右会往狗碗里装上食物，然而泽尔达要一直等到我回家了才肯吃晚饭。有时一天的报道任务很繁重，麦伦和我要到很晚才能交稿，我或许到了半夜甚至更迟才能回到家中。不管怎样，泽尔达一直要等到在门口迎接我确保我平安无事之后，才肯吃东西。一开始伊达和我认为这不过是泽尔达异乎寻常的一个小怪癖罢了，席拉却有着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印度妻子，”席拉解释道，“在丈夫回家之前是不能先吃饭的。”
印度妻子？这只狗狗吗？
我所能做的只是惊讶地摇摇头。泽尔达可真是一只稀奇的动物，印度则是一个稀奇的地方。久而久之，我渐渐地将泽尔达视为印度及其一切不解之谜的精华缩影：她狂野稀奇，总是令人着迷，常常叫人心烦，长期受到违背一切逻辑和理性之奇特隐力的驱使，不断地将我们带入远远超乎我们想象力范围的领域。
比如，有一次我到印度的圣河恒河旅行，参加印度教朝圣活动中最神圣的大壶节开幕盛典。天还没亮，我就坐上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在安拉阿巴德的街道中穿行；除了车夫的咕哝声和车胎摩擦路面时节奏分明的呼呼声，其他的一切静寂无声。不过，等我们拐进了一条通往河边的漫长土路之后，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数百辆色彩鲜艳的公共汽车——来自印度各地乃至印度国外——沿着路边杂乱无序地停放，每辆车里全都挤满了前来圣水中沐浴的朝圣者，不分男女老幼，需要救赎的灵魂寻求着心灵的洗涤、治愈和新生。
在这一神圣的日子和神圣的地方，四百万到五百万的印度教朝圣者会来到圣河，等我到达河岸边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一百万以上的人了，沿着河岸排开，一望无际。我一路行走，时而做记录，时而拍照片，我见到众多圣徒身着橙黄色长袍，吟唱点头；我见到成群的虔诚苦行僧，赤裸的身子上涂满土灰；在水面上，我见到一批又一批的朝圣者乘着小船前来，有的以风帆为动力，有的靠划桨行进，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船头架起的金属锅里点着小火照明路程。在我的周围，印度教朝圣者齐齐涉入河中，男性穿着T恤衫和内裤，女性身披纱丽或宽松的直筒连衣裙，不少女性手里还拿着小银碗，在清晨的薄雾中隐约闪现。男人和男孩会游到河水深处浸泡全身，女人和女孩则呆在岸边，用碗盛起圣水洒过头顶和颈部，沿着手臂流淌至她们的指尖，沿袭了她们先人数千年来的习俗。
印度的哲学家们谈论宿命和生命之轮；就在这里，恒河河畔，生命轮回似乎就在我的眼前转动。在河岸上，一个个婴儿诞生了——对于印度家庭来说，这是大吉之兆——在河水中，我望着年纪最大、身体最虚弱的朝圣者费力地行走到河水最深处，逗留最长时间，企盼着、祈祷着死神能伸出手来迎接他们，就在这片最神圣的地方，伴着最甜蜜的祝福。这就是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之精髓，这就是生与死的赤裸相见，这就是灵魂的激情与热忱，其信仰之深我实在无法丈量。
接下来还要说说特蕾莎修女。
一天上午新德里没有什么新闻可报道，于是我搭乘印度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加尔各答去拜访特蕾莎修女。我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新闻报道：英迪拉·甘地在她统领印度生活的领域中是一位大人物；特蕾莎修女同样也是她所在领域中的大人物。为了通过美联社的全球网络向全世界恰如其分地报道印度，我感觉自己必须与她面对面，亲眼见识她为穷苦中的至苦者所做的工作。
在加尔各答机场，我找了辆出租车，告诉司机我想去的地址。“啊，院长，”他说着露出了会意的微笑。“你是来拜访她的呀。这很好。非常，非常好。”
特蕾莎修女的仁爱传教会总院坐落在市郊的一处破落地区，我到那里的时候，一大群人已经聚集在外面。我的司机解释说，这一幕每天都会上演：修女为任何有需要的人准备了一顿热餐。我刚一下车，立即就被挤进了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成群的小孩，眼睛里透出忧伤，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的妇女，拄着拐杖的老人，四肢残缺的人，眼睛失明之人，患病之人，垂死之人——宛如一幅受难痛苦之人的集体像。围着我打转的还有一大群流浪街头的野狗，每一只都像我们的小泽尔达之前那般饥饿与绝望。印度是泰姬陵和其他光辉荣耀的故乡，但是这也是印度的写照：原始状态下的生活，赤裸裸的生活，在这片动荡不安的土地上，一切恢宏壮丽与一切悲惨困苦全都原原本本地呈现在你的面前。
进入特蕾莎修女的门内，我得以喘息平静下来。里面的一切明亮而欢快，洁净无瑕。许多面带稚气的年轻修女正忙得不可开交，端着餐盘，推着餐车，所有人都在为向人提供食物而做着准备。修女们整洁的白衣衫上镶着独特的蓝色条纹花边，她们动作麻利，拥有明确的使命感。其中一位修女领着我去见特蕾莎修女。她正在书桌前工作，不过她即刻站起身来欢迎我。“非常感谢你的到来！”她说道，仿佛我是她久别重逢的朋友。我双手合十，向她鞠躬行礼，这是印度人的风俗，她以同样的方式回礼。接着她说：“你一路长途奔波，保罗。我能给你倒杯茶吗？”
“迟点再说吧。”我应道。
“好！我们有好多东西想让你看看……”
我即刻被吸引住了。论身材，特蕾莎修女是一位娇小的女性，甚至还不足五英尺高，但她强大的气场却足以遍及整间屋子。她的脸上洋溢着力量与个性。她的牙齿大而整齐，长着肥厚的农民鼻子，一双眼睛深陷在眼窝里，脸上的皮肤就像旧皮靴一样的粗糙而沧桑。她出生于南斯拉夫，她的父母亲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崎岖地带，她从十八岁开始就一直在加尔各答的大街小巷从事传教工作。她经历过和见证过的一切艰辛、一切残酷如今都刻在了她的脸上，不过她的眼睛里却只闪烁着智慧和喜悦之光。
“院长”，所有人都这么称呼她，带我参观了她的收容所，一路上她跟我分享了她的价值观和她独特的观点。“我非常同情富人，”她对我说道，“他们所有的钱让他们变得贫乏不堪。”在她看来，大多数富人完全脱离了生活中的真实美及其深刻含义。对她而言，穷人才是这个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因为穷人与最为神圣、最为重要的事物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穷人给予我们的远远多于我们所给予他们的，”她说，“他们是如此坚强的人，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他们从不咒骂，从不抱怨。我们不必对他们表示怜悯或同情；我们需要的是向他们学习。”
修女们开始为外面的人们供应午餐，院长在她们中穿梭着，将每一个人当成座上宾来迎接，跟他们鞠躬、微笑、握手，搭着他们的肩膀，抚摸着他们凹陷的脸颊。在熟识的人面前，院长会讲起笑话来，和他们分享她古怪的咯咯笑声。“你的工作太出色了，”我对她说。她只是一笑置之：“这不是我的工作，保罗。这是上帝的工作。”
特蕾莎修女在1950年时创立了仁爱传教会，从一开始，为了保持其完全独立性，她制定了不接受印度政府财政援助的政策，只愿意在发展印度多个城市的新项目时偶尔接受土地作为礼物。她在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传教会活动的唯一资金来源于她所筹集的私人捐赠，通常捐献的每笔金额只有几美元或几卢比。她坚持这些钱一分一厘都要拿出来帮助穷人、病人和垂死之人，决不能用来为她本人或修女们支付薪水或安排舒适的住所。
这天下午修女们供应了几百份热餐——一张印度薄饼、一份辣豆子菜和一杯热汤——我很好奇这家仁爱传教会怎么能够每天都这么做，而且不仅在这里是如此，在她们遍及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其他传教会分会中也是如此。院长只是微笑着说：“上帝是我们的银行家。他一直供养着我们，”她对我说，“在这里我们每天要为大约七百人提供食物，但我们从不缺少食物，这种情况一次也没发生过。有一天我们所有的食物都用完了，连一片面包给我们自己的人都没有。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出于某种神秘的理由，那一天很多学校突然停课了，这些学校的面包全都运过来送给我们了。告诉我，保罗：除了他还有谁能做到呢？”
院长察觉到我还是有几分怀疑，于是她又给我讲述了另一个故事。“有一年圣诞节前，一位年轻的修女来找我，想拿些钱给所有人买冰淇淋。我跟她说冰淇淋太贵了。一天之后，有人给我们送钱过来，还附了张便条说这钱可以用来买冰淇淋。知道吗？这就是上帝无微不至的爱。如此的美妙，不是么？”
这的确很美妙。从这里开始，我遵循着特蕾莎修女为我安排的计划，花了三天时间呆在她的传教会里，观察着，倾听着。我参观了健康诊所，旁听了为年轻女孩开设的避孕课程、为年轻母亲开设的烹饪和营养课程，以及为成百上千名先前遭到遗弃、如今受到院长照顾的孩子开设的阅读和数学课程。当最后一天快结束的时候，一位修女带领我走进了一间屋子，她们在里面安置并照顾着患上麻风病的男男女女。麻风病人。
麻风病是一大祸害，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一直被笼罩在迷信、无知和恐惧之中。在亚洲和非洲各地，麻风病人常常遭人回避、污蔑，被关进集中营和聚居区以防止疾病蔓延，那些饱受折磨的病人通常会遭到暴力和奚落相待。而在这里，情况则大不相同。在特蕾莎修女的传教会里，麻风病区的外观和感觉就像是一个小教堂。墙壁粉刷一新，撑起高高的屋顶。墙壁的高处有一排窗户，我到达那里时，黄昏时分夕阳斜照，柔和的紫霞洒落在位于下方的床上。
这些床平行地排成两行，中间是一条宽敞的过道，我见到每一张床都是一尘不染，收拾一新，整间屋子散发着一种尊严自豪的感觉。这里是男病房——照料女病人的区域在大厅的另一侧——每张床上都坐着一名男子，脸上、胳膊上，或手脚上长有皮疹。四位年轻的修女依次为每个床位提供水和松软的枕头，或为男子洗澡和清洗伤口。修女们一边工作一边陪这些男子聊天，与他们接触，跟他们开玩笑，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光明。我真希望自己能够用语言来描绘我在这些修女脸上所看到的表情。对我而言，这些年轻女性看上去光彩照人，宁静祥和，仿佛这是她们在这世上唯一想做的一件事情。
我知道，是院长为她们树立了典范。“我在每个人的身上都看到了上帝的身影，”她曾经说过，“当我为麻风病人清洗伤口时，我感到我就是在侍奉上帝。这难道不是一场美好的经历吗？”
在这三天来，我对她的精神和工作有了全面浸泡式的了解，就在我的体验即将结束之际，特蕾莎修女邀请我到她的私人书房里享用一块饼干和一杯热茶。我们一起坐了好长时间，享受着令人心安的寂静；她知道我深受感动。后来，她温和地对我说：“跟我上楼见见耶稣吧。”
我跟着她上楼，走进了一间宽敞通风的房间，里面除了挂在墙上的十字架之外空无一物。特蕾莎修女跪在冰凉的地毡上，面朝耶稣，示意我在她身边跪下。她用拉丁语做着祷告，声音平静而亲切，接着她的声音越来越轻柔，开始卸下她的包袱。她向耶稣讲述着自己这一天所做的事情，说起这天上午到来的那位年轻修女，谈到这天下午她与一位正在帮她修建附近一座新诊所的市政官员会面时的情形。院长对耶稣无话不谈，仿佛他们俩是最要好的朋友和搭档，继续着他们这天一早就已经开始的对话。我听不见他的声音，但我觉得耶稣肯定在用安慰和支持的话语回应着她。他是她的支柱，是她源源不断的力量和灵感源泉。
等她结束之后，我站起身来，深感震撼，有点无所适从。院长看到我脸上的表情时，咯咯一笑，挽住了我的胳膊。我想她似乎完全明白我此刻心里的想法：一个犹太好小伙在这样的地方做什么呢？
我准备离开时，给了院长一个拥抱，告诉她我希望有朝一日还能再见到她。“啊，你会的，保罗，”她哈哈大笑，“你肯定会的！”
我回到位于新德里的美联社分社之后，写了一篇精彩的故事来介绍特蕾莎修女和她的工作，不过我把精华部分留给了自己。后来我跟伊达分享了其中的一些片断，但内容并不多。此时的文字仍未经润饰，不适合拿出来谈论，我知道如果真能做到的话，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全领会所有的内容，才能将所有的内容融为一体。
一天深夜，伊达给贾斯汀喂完食之后在他身边睡着了，我就坐在前廊上陪伴我的伙伴泽尔达，凝望着月光在对面阴暗处一棵高耸的凤凰木树叶上翩然舞动的身影。此时的我明白了，院长的世界里不分国界或信仰，不分肤色或种姓的差别，不分门别类，不设立限制，不刨根问底。在她的眼里，真理如此简单，显而易见：无论是老是少，是强是弱，盲人还是麻风病人，国王还是乞丐，我们都在共同经历着这一切；我们全都被一条强劲有力的隐形绳束缚在一起，这条隐形绳被一只隐形手紧握着，牵引我们所有人朝着同一个意义和目标前进，而这样的意义和目标是我们自身或许永远没有缘分或缺乏智慧去见识或领会的。
如今我透过院长的眼睛来看待世界，一切顿时豁然开朗。在纽约生活的时候，我只是一个离了婚的孤独男子，当时的我一次也未曾想过会来印度。可是，仅仅两年之后，我身处此地，深陷爱河，成为一位丈夫兼父亲，在那条隐形绳的束缚之下有了一个由多个可爱人物构筑而成的大家庭：伊达、贾斯汀、席拉、麦伦、旁遮普·辛格、道比·杜宾斯基。现在我知道，我们和泽尔达之间也有了这种永久的羁绊。印度有着数百万户人家，这只小狗不知怎的偏偏就找上了我们的家门，而现在，她会调皮地轻咬我的屁股，宛如一名守护天使般倾注所有的爱与付出来看护贾斯汀。
此时此刻，我凝望着夜色，仿佛听到了院长的咯咯笑声。
Chapter 6：流动的盛宴
席拉对泽尔达的爱毫无止境。
清晨，她会给泽尔达准备热牛奶和一大份由肉食、米饭和蔬菜混煮而成的美味炖菜。白天，她会在厨房里给泽尔达弄点肋骨或热乎乎的印度薄饼当小吃，晚上，在她帮伊达哄宝宝入睡之后，席拉和泽尔达经常会坐在一起，来个密友小聚。席拉会给泽尔达来回地挠肚子和耳后根，泽尔达则会温柔深情地依偎着她。如果席拉停下来，泽尔达就会用脚掌拉着她的手，直到她继续挠痒才罢休。“全印度最幸运的狗。”席拉总是这么说，看着她们俩在一起的样子，我知道其实席拉心里也感到非常幸运。我们所有人都有同感。
可是，我知道这一切终将结束。
国际新闻界靠的是报道危机和冲突来谋求发展，而不能依赖于温和的民主执政方式。甘地夫人和她的政党被赶下台之后，新政府很快就恢复了民主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了两年来遏制活跃的印度新闻界的规章制度。眼前的这一幕真是美好动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正在重拾它的方向。不过，一旦危机平息下来，印度的故事很快就从世界各地的头版新闻上撤了下来，我知道，接下来大批外国记者肯定会成群离去。
麦伦是第一个离开的人。就在甘地夫人下台的几个月后，麦伦接到命令：美联社任命他为伦敦分社的社长，负责整个英国和非洲、中东主要地区的事务。这是美联社乃至整个美国新闻界的一份美差。这份工作是对麦伦的多才多艺和他几十年来在整个亚洲次大陆完成出色报道的褒奖。我为麦伦和他的家人而欢喜雀跃，然而对于在新德里的外国记者团也好，本国记者团也罢，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对我而言，这标志着师从名家、接受熏陶的日子就此终结。
麦伦不只是一名杰出的记者。我们共事过两年多的时间，我发现他还是一位有着非凡技巧与魅力的外交官。身为南亚外国记者协会的主席，麦伦在甘地夫人的“全国紧急状态”期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是我们与印度政府之间的特使，是我们与审查总长办公室之间的调解人，他将自己十一年的人生献给了印度——陪伴他的还有他的印度妻子蕾切尔以及两个孩子雅儿和乔什——麦伦单枪匹马地谴责甘地夫人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论调，即“外国记者团就是一群间谍兼国家公敌，蓄意破坏印度的稳定，摧毁印度的前途”。甘地夫人的论断成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但在新德里和其他地方的记者圈和舆论界中，此番言论只会损害她的信誉，抹黑她的门风。在许多人的眼里，与她的政府所发布的所有利己声明和法令相比之下，麦伦冷静、真实的新闻报道反而更有分量。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记者们撤离印度的步伐逐渐加快。比尔·博德斯很快就要离开：《纽约时报》为了嘉奖他在印度的工作，安排他到伦敦分社担任要职。《洛杉矶时报》才华横溢、善于讥讽的记者莎伦·罗森豪斯——也是我们最喜欢的网球兼拼字游戏搭档——在这家报社的洛杉矶总社得到了一份重要的工作，路透社的几名员工也另谋职位。对于伊达和我而言，这是一段特殊时光的结束：印度的这场危机让我们所有人走到了一起，如今我们感觉就像失去了一群亲如一家人的朋友，他们共同见证了我们的婚礼、贾斯汀的诞生、席拉的精湛厨艺，当然还有我们和泽尔达的疯狂历险记。
此时我们的转折点出现了：巴黎。
一方面，我对这个消息兴奋不已——巴黎一职是我自从加入美联社以来一直接受培训和渴望的职务。可是另一方面，我却内心慌乱：席拉和泽尔达怎么办？她们现在是我们的家庭成员了，我们怎么能就此抛弃她们呢？伊达和我顾虑重重。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安排妥当的话，席拉是否会愿意跟着我们离开印度前往巴黎呢？泽尔达又该怎么办？法国政府难道会允许这只小家伙入境吗？
席拉的情况非常复杂。她出生在新德里东南部坎普尔市的一个贫困家庭，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被送到一户英国人家当仆人。这原本会是一场糟糕的经历，但是这家人将她视如己出，即使在他们一家搬回英国以后她还跟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刚到印度那时，席拉拥有一份好工作，为紧急时期开始阶段时任《洛杉矶时报》新德里分社社长的雅克·莱斯利当厨师。可惜，雅克的一篇报道激怒了甘地夫人和她的审查官员，于是雅克当即就被驱逐出印度，席拉也失去了工作——不过她的失业状态只维持了大约五分钟。伊达和我立即将她拉拢过来，她很快就成了我们家必不可少的一份子。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刚一听说巴黎那份职务的事，伊达和我就战战兢兢地将消息告诉了席拉。“我真替你们高兴。”席拉以她一贯亲切的语气说道，但我们看得出她眼里的担忧。“别担心，席拉，”我说道，“神灵会庇护你的。一切都会顺利的。”
我虽然说出了这些话，但老实说，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席拉既没有出生证明，也没有护照，又不懂法语，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带她去巴黎，扶持她过完这一辈子。靠美联社的工资是不可能做到的。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她在新德里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首先，我们的很多朋友都会排起队等着雇用她。因此，伊达和我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我们怎么可能带上席拉呢？可是，我们又怎么可能把她撇下呢？
对于泽尔达我们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我们真的能带她去巴黎吗？我们很可能到了那边会住在一间公寓里；泽尔达怎样才能适应被关在屋里呢？带入英国境内的狗狗需要经过检疫隔离，法国有这类规定吗？我向法国新闻社的分社社长迈克尔·加林核实情况，他肯定地说没有此类限制，不过他建议我直接向高层领导寻求帮助：法国驻印度大使。找大使？就为了一只卑贱的狗吗？好吧，毕竟这是为了泽尔达，于是我打了个电话。
我料想大使对此的反应是嗤之以鼻：什么？你想将一只普通的印度无主野狗带到巴黎这座光之城？我的天啊。不过，我完全搞错了。大使本人原来是一位爱狗人士，他觉得我的想法妙极了。实际上，他说，只要我出示一份官方证明，证实泽尔达接受过正规的狂犬病疫苗和其他疫苗的注射，他就可以给我提供一份致法国海关官员的正式照会。好极了，我心想。我会回去找卡布医生开具证明，我们的小泽尔达就要离开啦。她始于印度臭水沟的神奇冒险之旅很快将会把她带到巴黎的沙龙和小酒馆。这实在是太完美了！
唉，可惜一切并没有这么简单。
第二天我返回总统马厩找到了卡布医生，他很高兴能帮我准备泽尔达必需的文件，然而他也向我发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查特考先生，我可以看出这个小姑娘依然抓住了你的心，但我必须非常坦诚地告诉你：这趟旅程很可能会要了她的命。”
“什么？”
“你没听错，查特考先生，这种情形我见多了。飞往巴黎的航班要花很长时间，对吧？十五个小时或更长时间，不是吗？”
“嗯，是的……”
“她会被关在一个小笼子里，我说的对吗？”
“嗯，对的……”
“这会对她的身体产生巨大的负担。光是脱水就有可能让她丧命。另外，还有许多未知因素。有些航班的货舱会将温度和气压调至合适的水平，但许多航班没有这样的条件。要是飞机因出现机械故障而在地面停留很长时间的话，那么在我们印度这种炎热高温之下，会发生什么状况呢？那时该怎么办，查特考先生？这只可怜的狗狗会饱受折磨的。”
“我明白了……”
“你回去好好想想吧，查特考先生。我知道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至少我希望如此。”
这席话发人深省，至少可以这么说吧。我母亲喜欢说这样一句话，好心做坏事。或许在这件事上她的说法是正确的。或许卡布医生也说对了：这里头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或许，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力在新德里为泽尔达寻找一个好的归属，让她留下。是的，或许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就在我们为席拉和泽尔达而苦恼的时候，恐怖分子发动了袭击——这一次不是我们前院的乌鸦军队，而是心怀杀机的真正恐怖分子。一支日本赤军劫持了日本航空公司一架载有156名成员的747客机，迫使该航班降落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市。恐怖分子威胁要将机上乘客一一处决，除非日本政府支付六百万元美元以上的赎金，并且释放他们被关押入狱的九名同伴。一接到消息，合众社的约翰·尼达姆和我随即搭上了飞往达卡的下一个航班。
当我们降落之后，我们发现这次新闻的状况非常复杂，很难进行报道。一切行动都在机场上演，可当时还没有进入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的时代，无法在现场向世界各地发布新闻。因此，约翰出发去寻找合众社在当地的特约记者，我则前往市区在喜来登酒店设立总部，因为那里有良好的电话和电传服务。一小时之内，我安排了两名美联社特约记者在机场为我提供最新资讯，让他们一有机会向机场官员借用电话就通知我。这一系统准备就绪之后，我通过酒店里的电传服务撰写并提交新闻稿，将报道发往美联社伦敦分社或美联社纽约总部，哪边先接通就往哪边发稿。
这一系统运行得相当好——直到第二天一早。就在黎明之前，我正在撰写一篇最新报道时，我听到酒店前面传来了一阵机枪扫射劈啪作响的声音。一些子弹击中了我的窗户正下方。我探出头往外看，见到孟加拉国军方的一辆坦克正停在楼下的车道上。这到底在搞什么名堂？难道是日本恐怖主义团伙有同伙藏匿在酒店里面吗？不。打了两通电话之后，我大致了解了事态的进展：就在孟加拉国政府和军方高官聚集在机场处理日本航空公司的危机之时，一群叛变的军官决定借此完美时机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他们迅速行动。一群叛军试图控制喜来登酒店，另一群叛军则向重要官员聚集的机场控制中心发起了猛攻——记者团的大多数人也都集结在那里。糟了，我的美联社团队遭到炮火袭击了吗？我的朋友约翰·尼达姆也在那里吗？我无从得知。不过，大约过了一小时以后，约翰冲进了我的房间，脸色白得吓人：“给我来点酒。快！”
是的，约翰之前就在那里。叛军冲进室内拿起机枪四处扫射时，一名路透社工作人员将约翰拉到了安全的地方，子弹从他们俩身旁呼啸而过。幸好，正规军迅速应变，平息了这场叛乱。约翰浑身发抖地离开了现场，但并未受到太大的刺激；喝了一点儿威士忌之后，他又生龙活虎了。“喂，保罗老兄，”他说，“你确定你想离开这里前往巴黎而错过这一切乐趣吗？”
“你呢，约翰老弟？我们怎么可能超越这次经历呢——劫机事件和军事政变合二为一！”
劫机事件最终以日本政府做出让步而收场。恐怖分子们得到了他们索要的六百万美元赎金，他们九名被关押入狱的同伴中有六人获释。日本官员竭尽全力粉饰他们的屈服之举，声称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拯救无辜的生命，这远比他们支付的金钱更为重要。也许如此吧。然而，约翰和我都很清楚，这种结果只会助长全球各地其他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很快，我们这些媒体工作者将再次无奈地成为他们的帮凶，在下一次事件中被迫向国际社会报道他们的任何要求及抱怨。操纵媒体是恐怖分子游戏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却根本无力阻止其发生。
我在达卡市呆了几天，完成最后的报道内容，当我终于回到我们家前门的时候，伊达和席拉带着贾斯汀兴冲冲地出来迎接我。可是，泽尔达却不然。她畏缩不前，压根就不想接近我，甚至连我跪在地上双手撑地恳求她上前来也无济于事。这到底是怎么啦？
席拉知道答案：“她害怕你回不来了。”是的，我看得出来这是实话：我的小小印度“妻子”害怕我就此别离抛弃了她——而且一去不复返。你真是一个疯狂的家伙，我心想。后来，我抓起一个网球，带她回去玩。不久之后，一切既往不咎，不过此时我知道，我们在这件事上已经别无选择了：我们必须想办法将泽尔达带到巴黎。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离她而去。
过了一两天，我开始四处寻找将狗狗运往巴黎的最安全方式。我打电话向好几家提供印度飞往欧洲航线的航空公司咨询，这些航空公司全都热切地希望能接下我们这桩生意。理由很充分：对于远距离的工作调动，美联社出资购买头等舱机票——对于航空公司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一笔收益。然而，在我进一步深入了解各家运营商在飞行过程中处置狗狗的情况之后，我知道卡布医生是对的：在这件事上，这些航空公司的做法极少有听起来靠谱的，有些公司甚至还拒绝在如此远距离的航程搭载狗狗。风险太大。随后，我去见了法国航空公司在新德里的负责人。和法国大使一样，他很乐于帮忙，他坚持称法航的货舱里设备齐全，员工训练有素，适合在长途飞行中搭载狗狗。他向我保证说我们会乘坐头等舱，我们的小泽尔达也一样。“请您尽管相信我们，查特考先生。我们会将这位小淑女安然无恙地送到巴黎的。我以我的名誉向您保证。”
“小淑女？”我忍不住笑了。
当然，风险还是有的，但是伊达和我现在想法一致：泽尔达居然要去巴黎了，还是搭乘法航的飞机。接下来我们制定了计划。泽尔达先跟着尼达姆一家“度假”，直到我们在巴黎找到安家的地方，然后克莉丝和约翰会护送她到机场，预留足够时间为她办理过关手续，让她登上法航航班。约翰和克莉丝既是动物爱好者，又是我们的忠实朋友，所以他们很乐意帮忙。我们又找了个人为泽尔达的旅程做了一个板条箱，卡布医生为我们提供了可以让泽尔达在飞行期间保持平静的一支镇静剂。法国驻印度大使信守诺言，向巴黎海关的工作人员提供了必备的文件。一切准备就绪：我们的泽尔达很快就会出发前往巴黎了。
事实证明，命运也向席拉绽开了笑脸。还是说，是那条隐形绳在发挥作用呢？不管怎样，就在这时，伊达出乎意料地接到了一个电话。打来电话的是冰姆·比赛尔，她是我们在新德里认识的一位非常可爱、非常能干的印度女性。“伊达，”她说，“我打电话是出于一个不同寻常的理由。我正在找一位手艺高超的厨师，一位特殊的厨师。你有没有可能碰巧知道符合我要求的面试人选？”
啊，伊达“碰巧”就知道这么一位人选。不过，曾经当过律师的伊达办事谨慎，并不打算透露太多信息。“你是在帮谁找厨师呢，冰姆？”
“肯和凯蒂·加尔布雷斯。”
噢，天啊。“肯”不是别人，正是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作家、哈佛教授、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派驻印度的大使。加尔布雷思在印度任职期间，冰姆曾担任凯蒂的委任秘书，从此他们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冰姆解释说，加尔布雷思一家非常想念印度，想找一位厨师兼管家到他们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家中工作。当然，加尔布雷思一家会支付前往美国的一切费用，提供优越的住房和丰厚的薪水，外加适当的医疗待遇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噢，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好处，冰姆说。每年冬天，加尔布雷思一家会到瑞士格施塔德住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们的新厨师会跟他们一块去欧洲，当然啦，全部费用由他们来承担。伊达一听立即就想象着席拉途经巴黎时的情景。多么完美的一幕啊！
“这样吧，冰姆，”伊达说道，内容大意是，“我或许恰好就认识这么一个人。我跟她说说看，然后再尽快答复你。”
在伊达的牵线搭桥下，冰姆后来与席拉见了面，知道她是加尔布雷思一家的理想人选。席拉也似乎特别高兴，仿佛这只是某幅她无法理解的宏伟蓝图中的一部分，不过她还是心满意足地接受了这份工作。于是，她们当场就达成了协议：席拉要去美国啦！她今后的生活有了保障——而且她会定期到巴黎看望我们。伊达办事效率神速，很快就帮席拉搞定了她所需要的一切：一份出生证明、一本印度护照，另外在冰姆的协助下，还从美国大使馆那里拿到了必要的签证。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加尔布雷思一家立即就给席拉送去一张飞往波士顿的机票，中途在巴黎短暂停留跟我们见面。对于伊达和我而言，这实在是难以置信，席拉本人却似乎对自己生命中的这一戏剧性转折泰然自若，仿佛她早已料到奇迹终会发生。好吧，我暗自寻思，我想神灵的确在庇护着席拉。
眼下，席拉和泽尔达依然还会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这让我兴奋不已，可旁遮普·辛格和道比·杜宾斯基该怎么办呢？他们现在也和我们亲如一家。一天，我们正在收拾屋子的时候，旁遮普开着他那辆饱经风霜、黑身黄顶的出租车来到我们的家门口。我很惊讶，立刻出门看个究竟。我打算要送给他一份礼物感谢他的帮助和友情，但我还没准备好礼物。“先生，”他说，“您和夫人要离开印度了，我们所有人都觉得非常遗憾。但是，请您务必帮我一个大忙，这事对我非常重要。”
“当然可以，旁遮普。什么事都行。”
“请让我送您和夫人、宝宝去机场，这将是我莫大的荣誉。就像宝宝出生时那样。”
多好的一个人啊！一个裹着头巾的高尚之人。我紧紧地拥抱着他。“旁遮普，”我说道，“我们再乐意不过了。”
几天之后，我们正在门廊上吃早餐，贾斯汀在他那红色的婴儿椅中打盹儿，这时洗衣工骑着他的自行车过来，跟往常一样腼腆地向我们鞠了个躬。接着，他看起来一脸沮丧，开始叽里咕噜地用印地语说话。席拉过来帮我们翻译。“他想跟着你们去美国。”席拉说道。巴黎、美国，对于道比·杜宾斯基来说都是一个样。“他说那边肯定会有好多好多衣服要洗。”
“在这里等一下。”我说。
我走进卧室里，打电话给佐巴格出租车站，请旁遮普到我家来。然后，我拿出了一个专为洗衣工准备的特殊信封。我一直保管着这个信封就为了此时此刻。
等旁遮普过来之后，我让那个洗衣工和我一起坐在后座上，请旁遮普开车送我们到美联社位于市区的办公室。一路上，我将信封递给了洗衣工。里面装着给他的一些钱，还有一份我以他为题材写成的报道副本，《华盛顿邮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这篇报道。这份整版报道中登载了这名洗衣工的一张辛酸照片，照片上的他一如既往地穿着那件小背心，怀里抱着他的女婴。看着眼前的内容，杜宾斯基先生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篇报道讲述了甘地夫人实行“全国紧急状态”期间于黑暗时期发生在洗衣工和他家人身上的遭遇。在一次重大国际会议召开前夕，为了对首都进行整治，一帮政府暴徒来到洗衣工和他的妻子女儿居住的棚户区。这群暴徒在没有发出警告也不允许抗议的情况下，用推土机推平棚屋，将各个家庭的所有物品全部扔到了政府的卡车上。接着，他们将男女老幼赶上了等待着的公共汽车上。车子载着这些家庭来到城外大约十英里远的一处开阔空旷地，然后就将他们扔下车。有人用细绳将这处土地分成了约八平方英尺的一块块小地方，每户家庭分到了一块地——假如他们有钱在这块地上建造东西的话。每天会有一辆往返市区的公共汽车接送这些人上下班。祝贺啦，各位，这就是官方传递出的信息，多亏有了政府的慷慨恩赐，你们现在即将拥有自己的住房啦！
这就是暴政所起的作用，蛮横无理，专横武断，洗衣工就是其众多无助的受害者之一。在紧急时期期间，我不敢把《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副本拿给洗衣工；我担心要是被别人发现了，他可能会遭到报复。不过，现在，这样做应该没有什么危险了。洗衣工连版面上的一个字也不认得，但是他一直用瘦骨嶙峋的手指指尖抚摸着照片中女儿的脸庞，仿佛能从报纸上感受到她柔软的皮肤。随后，他用印地语问我，旁遮普翻译给我听：
“先生，他想知道他能不能留下这张照片。”
“嗯，当然可以，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
洗衣工向我鞠躬致谢，紧握双手放在身前，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剪报放回到信封里，跟钱放在一起。接着他又开始叽里咕噜地讲了一堆话，大意是“拜托了，拜托了，先生，带我去美国吧；那里的大街上肯定堆满了要洗的衣服。”
在这件事上我无能为力，但我下定决心要帮帮他。我们到达美联社办公室时，我把道比·杜宾斯基介绍给了麦伦的继任者、新任分社社长吉恩·克莱默。吉恩刚刚找到了一处公寓，我坚持要他雇用洗衣工帮他洗衣服。吉恩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同意了，他们达成了协议：洗衣工下周就开始干活。“要是他弄丢了一只袜子，我就炒他鱿鱼。”吉恩说。
“你要是这么做，”我说，“我就会亲自飞回来拧断你的脖子！”
“这事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吉恩问道。
“没错，而且远不止这么重要。”
在我们离开的那天上午，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我们的家居物品已经打包运往巴黎了。泽尔达有了旅途中使用的全新手工制成的木箱，配有一个水碗、一张盖毯、一些玩具，木箱顶部还贴了个信封，里面装着几支镇静剂。尼达姆一家有她的各种文件、法航机票，当然还少不了席拉专门准备的一大罐狗粮。我们一旦发来信息，尼达姆一家就会送我们的小泽尔达上路。而席拉呢，则将陪她儿子托尼和他的家人住上几天，然后收拾行李飞往波士顿，中途在巴黎停留见见我们。
晚上九点钟，旁遮普·辛格把车停在了我们位于佐巴格大街108号的家门口。他穿着清洗一新的衬衫，裹着头巾，来纪念这一特别的时刻。伊达怀里抱着贾斯汀坐在后座上，我帮旁遮普将我们的手提箱、伊达的随身行李、我的摄像机套袋、装有宝宝所需物品的航空旅行包、席拉烤制的一个新鲜香蕉面包以及其他一大堆东西装进车尾的行李箱中。在各种意义上说，这简直就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不久之后，我们一家三口登上了大型的法航747客机，随着飞机升上天空，我们望着新德里的灯火在远处渐渐消逝。747客机上方的圆顶区此前被建成了头等舱旅客的休息室，如今却成了豪华的宴会区：香槟酒、大盘的烟熏鲑鱼、鹅肝、千层饼、半块布里干酪、几小块卡门伯特乳酪以及精选的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其他旅客纷纷躺下睡觉之后，只剩下伊达、贾斯汀和我独享着这间休息室。贾斯汀在皮沙发上玩耍，伊达和我举起了斟满上等香槟的酒杯相互敬酒。
随后，我将身子往后一靠，任由各种情感涌上心头。印度之行真是一段充满变革的历程。我近距离亲眼见证了暴政与恐怖、痛苦与悲惨，而就在同时，我看到了与之如影随形的力量与美好、个性与勇气、智慧与美德。我感觉如此充实。二十六个月以前，我带着一个手提箱只身一人来到印度。如今当我离开印度时，我的身旁有了伊达和贾斯汀相伴，席拉很快也会加入我们的行列，然后我们的小泽尔达，我的这位印度“妻子”兼亲密伙伴，也会到来。
席拉说的完全没错：泽尔达无疑是“全印度最幸运的狗”。一年以前，她感染着寄生虫，睡在肮脏的角落里，从臭水沟里翻找垃圾吃。现在，就在我昏昏沉沉快要入睡时，我想象着泽尔达搭乘着她自己的法航航班前往巴黎，在头等舱里舒展身体，吃着鹅肝，啜饮着最好的香槟。
就连伊莉莎·杜利特尔也从来没有过如此美妙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