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登科从老郭那里知道了陈局长下去的前后经过。
贵都市是个农业大市。这个“大”字，不仅仅体现在农村幅员广阔，农业人口众多，农业生产总值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大，还体现在带“农”字的部门和行当多。比如兴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归口农业部门管理的各类农场，便遍布全市各县区，据不完全统计，至今还有上百家。最初这些农场主要是开荒垦地，种植粮食茶叶水果烟草等农经作物。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场了，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农场甚至集农工商为一体，成了独特的小政府和小社会。
这年春夏之际，也就是杨登科躲在电大宿舍里全力打拼，迎接毕业考试的时候，农业局下面的一所农场就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如今从上到下，一项强调得最厉害的工作就是安全生产，安全方面出了事故，当事人和管理部门是要一票否决的。按照惯例，每年春天一来，农业局的领导都要带着干部，亲自下去检查生产设施情况，以便及时发现隐患，进行有效排除。这年春节过后上班没几天，陈局长就按部就班做了安排，和康副局长及另外两名副局长各带一组人马分赴各县区，对各地的农场的生产生活设施逐处进行了检查，然后回到局里综合情况，分析问题，根据轻重缓急，列出需要排查的生产隐患，以对症下药。
其中有一处名叫龙开口的农场，是贵都市资历最早的农场，经过创业者的苦心经营，它如今早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场了，围绕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创办了不少颇具规模的附属企业，甚至利用地理资源搞起了开采和冶炼，农场已经成了一个大型产业集团，从业人员达到三千多人。要生产和生活，第一要务就是解决水的问题。农场产业规模扩大后，自己投资并通过农业部门到上面争取资金，在场部后山建了一个六十米高的大坝，截断山溪，蓄水为池，名曰龙开口水库。水库既解决了农场生产生活用水，还为山下十里八乡的农田灌溉解除了后顾之忧。凡事有利就有弊，水库为农场和当地农民提供了极大方便的同时，也留下了非常大的隐患，那就是万一决堤，后果不堪设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为此市农业局每年都要把龙开口农场和水库当做重点，派专人下去检查，不敢有丝毫疏忽。
今年龙开口农场分在康副局长那一组，康副局长回来参加汇报分析会时，说龙开口水库刚刚搞了防护，农场领导认为没有什么隐患。陈局长没仔细琢磨康副局长这句农场领导认为没有什么隐患的话，只记得去年自己亲自视察过龙开口水库，那里的防护工程还是他亲自提出来，又拨了专门款子，催促农场如期完成的，一年时间不到，估计也不会有问题，因此没有将龙开口水库列入重点排查范围。
谁知康副局长汇报时留了一手，没有跟陈局长说出实情。康副局长在龙开口水库视察时已经发现去年的防护工程其实是豆腐渣工程，但他却在陈局长面前说农场领导认为没有什么隐患，而隐去了自己的观点，是故意迷惑陈局长的。
汇报分析会后不久，贵都市区域内接连下了半个月大雨。康副局长悄悄跑到市委，向张书记汇报了龙开口水库的问题，说那是陈局长去年亲自拨款和督促搞的防护工程，因此他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建议，不肯将龙开口水库列入隐患排查对象，没有采取过任何防护救急措施，万一出了问题那就麻烦了。
前面说了，龙开口水库下面不仅有龙开口农场职工，还有龙开口乡六七千老百姓，如果出事那肯定不是什么小事，张书记对此非常清楚，所以一听康副局长的话，又见这雨越下越大，急得不得了，带着几大家领导还有数千名武警和公安干警，直奔龙开口水库，跟接到电话后已经赶赴现场的农场干部职工以及库下干部群众合在一起，冒雨组织抢险。连续奋战了两天两夜，才把大坝上好几处正往外冒水的管涌堵住，总算排除了险情。
龙开口水库事件过去之后，惊魂甫定的张书记亲自批示有关部门，对龙开口水库防护工程负责人和承包人进行了严肃查处，还抓了两个直接责任人。同时派出由市纪委牵头的工作组进驻市农业局，对这起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市农业局一时谣言四起，说什么龙开口水库防护工程的承包人是陈局长的亲戚，陈局长签字拨款时拿了巨额回扣，才导致工程资金不足，成了豆腐渣工程。说什么陈局长一贯生活作风败坏，每次到下面去视察，吃了山珍海味，喝了五粮茅台，还嫌不够，还要农场送上没开过包的黄花闺女，真是处处都有岳母娘，夜夜都要入洞房。也是墙倒众人推，连一些在陈局长手上提拔上来被视为他的亲信的科长主任，也站出来说陈局长的长短，或者悄悄跑到工作组那里去递他的小报告。
工作组做了全面调查了解后，一时并没找出什么陈局长违法乱纪的真凭实据。但动作那么大，不给陈局长一个处理，那是讲不过去的，工作组于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那次陈局长主持召开的安全生产情况汇报分析会的记录上。他们发现，记录本上明明白白记着康副局长那句农场领导认为没有什么隐患的原话，这就说明康副局长并没有说过龙开口水库没有什么隐患，责任当然不在他身上。而陈局长却说过不必将龙开口水库列为隐患排查对象，这话在记录本上记得清清楚楚，陈局长自然就难辞其咎了。
事情的结局是陈局长被免了职，但组织上还是手下留情，给了他一个调研员的虚职。康副局长也受到了记过处分，却被市委指定为市农业局工作主持人，并在接下来的人代会上正式成为局长，算是如愿以偿了。
陈局长下去后，自然就没了享受专车的待遇，现在只有康局长才有这个资格了。他也曾动过坐老郭开的奥迪的念头，可想起陈局长就是坐着这部奥迪车下的台，生怕沾了霉气，加上康局长认为老郭是陈局长的人，还是改变主意，坐了胡国干开的红旗牌轿车。红旗红旗，名字就带彩，吉利。而且红旗是国产车，坐红旗既显得爱国，又显得革命。
听完老郭的叙述，杨登科唏嘘不已。又想起在蔡科长和吴卫东那里受的冷遇，背上不觉一阵发凉。陈局长下去了，陈局长的对手康局长上来了，而杨登科是陈局长的人，蔡吴一伙是怕跟杨登科热乎了，被康局长看成是陈局长的人，才要跟杨登科划清界线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蔡科长也好，吴卫东也好，他们能混到今天这个样子也挺不容易的。全局上下都知道他们就是陈局长提拔上来的人，如果不多加小心，因为杨登科的原故，被康局长当成另类，那以后的日子就不是那么好过了。
杨登科把这个想法跟老郭说了说，老郭直笑他幼稚，说：“你就别替姓吴的和姓蔡的操心了，你也不想想，如果姓康的把他们当成是陈老板的人，他们还不早就被挪开了，怎么会至今还呆在原来的位置上？”杨登科有些奇怪，说：“难道他们那么快就成了康的人不成？”老郭说：“你不在局里，对情况不了解，局里人都说蔡吴二人是智多星呢。”
杨登科不明白智多星的含义，两眼迷糊望着老郭，说：“我只听说宋江身边的军师吴用是个智多星，蔡吴两个几时也成智多星了？”老郭说：“时势造英雄嘛，梁山泊能出智多星，农业局照样能出，而且一出就是两个。”杨登科说：“老郭你就别绕圈子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老郭说：“市纪委牵头的工作组不是就陈老板的问题，在局里调查了好几天么？吴卫东和姓蔡的见陈老板快没戏了，便主动到工作组那里去揭陈老板的老底。其实揭也没揭出什么东西，他们只不过用这种方式表明一种态度或立场。果然康局长上台后，虽然还没完全把他们看作自己的人，却念他们反戈一击的表现，才让他们继续留在了原来的位置上。”
杨登科更惊异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想到一个词：落井下石。这个世上，为了自己的利益，有些人什么都做得出来。
陈局长倒了霉，他的对手姓康的上了台，杨登科想在农业局混出点名堂，看来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太大了。至少转干进步的希望一时变得十分渺茫。杨登科不觉悲从中来，感到无助无奈无所适从，不知今后该怎么办。
杨登科当然心有不甘，在电大苦读了两年，到头来竟落到这个地步。可现状如此，杨登科也只得认命。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杨登科只好这么安慰自己。权当在电大玩了两年。两年其实也就一眨眼的工夫，损失再大也大不到哪里去，无非是少领了几个出差补助，少跟领导出去接了几回红包和土特产。杨登科甚至起了烧掉那个烫金红壳毕业证的念头，因为不读电大，也许就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奢望，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烦恼。可取出毕业证一瞧，又有几分不舍，复又锁进了柜子。
不转干就不转干，不进步就不进步，去他妈的！杨登科暗想，自己在农业局当了十多年的司机，即使不转干不进步，车子总有一部给他开，总还不至于下岗失业吧。杨登科也就释然了，一心等着办公室给他安排部什么车子。他知道车库里还锁着一台没人开的面包车，另外老郭明年就要到退休年龄了，他开着的奥迪也会腾出来。
可杨登科等了两个星期，并没人理会他。办公室主任吴卫东好像忙得很，天天上蹿下跳的，连归口办公室管理的司机班也没进来过。为开台破面包车去向吴卫东说好话，杨登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所以除到办公室财务人员那里领了一次工资，没再进过办公室的门。
好在机关里不比企业，没事做也不会停他的工资，因为工资是财政安排的，不是农业局自己掏的钱，杨登科不领，人家还领不走。杨登科就乐得自在，不要做事也有工资可领，世上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美事？不过他每天还是背着双手，悠哉游哉到司机班转上一圈，以表示自己还是在职职工。老郭他们有空，跟他们下下棋，打打牌，他们出车去了，就看看报纸，喝喝茶。有时同行们汗流浃背从外面出车回来，见杨登科一双脚搁在桌上，悠闲自在捧着报纸细瞧丰乳和护舒宝广告，不免羡慕，说大学生还是不同，享受的是干部待遇。
在司机班里呆久了，呆烦了，他就往老干活动中心跑，那里台球乒乓球跑步机举重设备什么玩意儿都有，正好搞点免费健身运动，松松僵硬的筋骨。这是局党组怕老干们闲得无聊，老想着上访闹事，特意花了十多万置办的，想以此转移老干们的注意力。这叫做花钱买稳定，因为老干们都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如今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工作，哪个单位稳定方面出了事，做领导的那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可老干们没有锻炼的习惯，都窝在隔壁的阅览室里寻开心。阅览室订了上百种的书报，还有不少保密级不高的文件。只是老干们对书报和文件也没兴趣，把读书看文件的桌子挪开，四个一伙打起麻将或扑克来。
杨登科劈腿吊臂或原地跑步时，目光常常会落在对面的白粉墙上。那里有两行特别醒目的红字：搞好爱国健身运动，增强国民身体素质。杨登科脸上浮起一丝浅笑。他觉得中国人唯一擅长的就是喊口号，而且每一个口号都大得吓死人，动不动就上升到国家民族那样的高度，叫谁都不敢有半句异议。比如这“爱国”两个字，随便哪个都可以当做大旗拿来挥舞一气。比如搞卫生这样的平常事，我们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爱国卫生，政府都设置了爱卫办，属于财政全额拨款单位。比如到商店里去买瓶酱油是爱国，那叫做消费爱国。上山是爱国，下水是爱国，读书是爱国，干活是爱国。少生或不生孩子是爱国，一胎生上三个五个也是爱国。如果出了国门，不想爱国则更加困难，有时连睡觉都是爱国。在国外赢了人家的棋，在球场上打得洋鬼子落花流水，抱回了闪闪发光的金牌银牌什么的，那当然是无可置疑的爱国了，全国人民都会欢庆。一支曲子在莫斯科街头换了几个卢布，一幅字画在华盛顿墙边卖了几美元，那也是给中国艺术争够了面子。就是用国语骂了一句娘，骂得洋鬼子一愣一愣的，也完全算得上是爱国，因为这是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大灭了外国人的威风。甚至日了外国人的娘们也是爱国，想当初，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里，只有我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姐妹遭人蹂躏的分，我们对人家洋婆子却鞭长莫及。如今咱国力强大了，有十三亿人民作坚强后盾，我们也可以扬眉吐气地日人家洋婆子了。故民谚有云：国内嫖娼，工作有方；国外嫖娼，为国争光。如果硬要找出跟爱国挂不上钩的事，大概也就剩下帮着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了，那叫做汉奸，好像还没有人说是爱国。
杨登科这么胡思乱想着，开始还觉得有些开心，慢慢就感到无趣起来。墙上两行红字越发显得滑稽了。杨登科一时没了健身爱国的兴致，扔下跑步机，转身去了阅览室。那边老干们鏖战正酣，叫的叫，闹的闹，笑的笑，像一群孩子。凑不满一桌的则在旁边观战，见杨登科进来了，就约他上阵。杨登科反正没事做，就坐下来跟他们干上了。老干们很高兴，说杨登科没架子，不像其他人，离退休之前是不会进老干活动中心的。
杨登科从没见陈局长去过老干活动中心，问老干们。都说陈局长还是调研员呢，又不属于老干，怎么会降格以求，将自己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杨登科觉得老干们的话有些尖酸，却也不无道理。只是不知陈局长在家里干些什么。这才想起电大毕业后，几次动了念头要到陈局长家里去，却因有所顾虑，只给他打过两三次电话，一直下不了决心上门。现在又不可能转干进步了，也就无所谓起来，该去看看他了。
那天跑到陈局长家里，他已是大不如前，脸上有些浮肿，眼皮也泡着，两个又大又松的眼袋往下直垂，不知是发了胖，还是哪里有毛病。也许是下了台，大权旁落引起的后遗症吧？杨登科见过不少权倾一时的领导，下台之后，脸色也是这样，有些不太动人。
陈局长见杨登科还肯上他家去，当然很高兴。问了问杨登科的一些情况，他也是爱莫能助，只有慨叹的分。还告诫杨登科以后少到他家里去，这对他没有什么好处。杨登科说他死猪不怕开水烫，谅他们也不可能把他怎么样。陈局长就批评杨登科没出息，碰到一点挫折就泄了气。又苦口婆心劝杨登科要振作起来，机会是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的。杨登科知道陈局长这是恨铁不成钢，表示要谨记老领导的教导。
要告辞了，陈局长又重复了以后不要老往他家跑的话，想跑就多往新领导那里跑。杨登科说：“我可不是那种势利小人。”陈局长就生了气，说：“你这是哪里来的逻辑？往领导家里跑就是势利小人，那天天骂领导的娘，动不动便横眉竖眼跟领导对着干就是英雄好汉了？为了工作和事业，多跟领导接触，多争取领导的支持和爱护，这有什么不对的？”
杨登科不好还嘴，只得赶忙点头，做洗耳恭听状。陈局长又因势利导道：“你举个例子给我看看，谁的进步，谁的出息，离开过领导的关照和栽培？你不是叫杨登科么？你这么消沉下去，破船当做破船划，我看你怎么登科？”
回到家里，杨登科将陈局长的话细细琢磨了几遍，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又反复反省自己，老这么下去也确实不是个办法，至少也得弄台车开开，那才像话吧？
正反省着，妻子聂小菊下课回来了。
聂小菊师专毕业后，一直在九中当老师，为了方便妻子，他们结婚后便住在学校职工宿舍楼里没挪过窝。聂小菊长得小巧玲珑，颇有几分姿色，刚参加工作那阵，后面的追求者足有一个加强排。追的人一多，聂小菊也就变得飘飘然起来，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的，眼睛都花了，几年下来竟没看中一个满意的。时光如流水，不觉到了二十七八岁，身价跟着下跌，过去的追求者都纷纷掉头离去，一个个成了家有了孩子，只有聂小菊还孑然一身。
后来认识了杨登科。农业局的人喜欢省去杨登科名字中间那个字，喊他做杨科。中国人喜欢双音节，碰到张厅长喊张厅，碰到李局长喊李局，碰到赵秘书长喊赵秘，虽然不带长，却显得亲切。杨登科因为农业局的人喊他杨科，谁听了都不会以为他是司机。聂小菊就是听人杨科杨科地喊杨登科，以为他真是科长，才有心要跟他好的。两人约会了几次，发现杨登科人挺不错的，就喜欢上了他。等了解到他并不是科长，而仅仅是一名普通司机时，虽然多少有些遗憾，却考虑到自己老姑娘了，过了这个村就没了那个店，也就残货半价，死心踏地嫁给了他。农业局的人就说杨登科艳福不浅，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大学毕业生。这话只说了半句，另外没说的半句是聂小菊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下嫁给了一个没什么文化的粗人。
聂小菊本人却还算是知足，结婚成家后，一门心思相夫教子，小日子过得非常甜美温馨。唯一不满足的是杨登科是个工人，学历也低，似有门不当户不对之憾。就极力怂恿他想法进个修什么的，先弄个文凭，以后把干给转了，好有出头之日。杨登科早有此念，也知道自己如果不长进，跟聂小菊的距离会越拉越远。于是虔心服务陈局长，终于获得了去电大进修的机会，朝自己的既定目标，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通过苦读，杨登科文凭是到了手，谁知却是空忙乎了一场，转干的事成了泡影。聂小菊生怕杨登科挺不住，只字不提他的前程什么的，而是好言好语相劝，说在机关里做工人虽然不那么好听，待遇却并不比一般干部差，而且每个月要多几十上百的差旅费，年终还比干部多几百元劳保福利。
这虽然是酸葡萄哲学，但道理还讲得过去。可现在倒好，连司机也当不成了，天天闲着，弄不好是会憋出毛病来的，聂小菊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杨登科才是了。
进屋后，聂小菊见杨登科坐在沙发上发痴，也没说什么，到厨房里做晚饭去了。饭快做好的时候，儿子杨聂也回来了，一家人开始吃饭。一碗饭几下进了肚子，聂小菊过来给杨登科添饭。杨登科望着风韵犹存的妻子，心里充满感激，觉得自己这么没出息，别的不说，至少对不起她的一片苦心，这才说了下午陈局长批评他的那些话。
杨登科说出陈局长对自己的批评，这已表明了他的想法。聂小菊笑而不语，只顾低头吃饭。饭后杨聂到自己的房里写作业去了，聂小菊这才偎到手拿遥控器频频调换电视频道的杨登科怀里，陪他说了会儿话。她不想逼迫杨登科，而是说：“陈局长说的自然有道理，但有些事强求不得，还是顺其自然的好。”杨登科说：“再这么自然下去，我只好回家抱孙子了。”说得聂小菊笑起来，说：“你儿子才读初中，就想抱孙子。”
聂小菊越是这个态度，杨登科想改变自己的愿望就越强烈。他也知道这事急不得，必须一步步来。他开始厚着脸皮向吴卫东靠近，想通过他把车库里的破面包车弄出来开开。说马达一响，黄金万两，有些夸张，但手中有了方向盘，才好给人办事，才有可能多跟掌权的人接触，从而改变现状，这却是明摆着的现实。
只是吴卫东老躲着杨登科，只要他一进办公室，吴卫东就拿起话筒打电话，一打就是老半天。打完电话，杨登科正要开口说些什么，他不是说农村部等着会审文件，就是说政府有个办公室主任会议要参加，拍拍屁股走开了。杨登科当然不好强行拦他，或是热恋中的情人一样追着他屁股跑，只得改在下班后提着高档烟酒上他家里去。现在机关里的习惯都变了，好多要紧的话都不会放在单位里说，好多要紧的事都不会放在单位里办，非得去敲人家的家门，或是瞅准时机，另找妙处烧香磕头不可。
想不到轮到杨登科头上，去敲人家的门这一招也不灵了。他连续到吴卫东家里去了几回，可每次听到门铃响，吴卫东都要悄悄躲在猫眼背后往外瞧上一阵，一见是杨登科，便赶紧退下，要老婆死死把住家门，不让杨登科进屋，谎称他不在家里。
司机班几位同行见杨登科近不了吴卫东的身，很替他抱不平，说杨登科虽然已是大学毕业生，但现在还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就有劳动的权利，吴卫东不让他劳动，那是违法行为。还说如今的人怕硬不怕软，极力怂恿杨登科不要胆小怕事，跑到办公室去骂几天娘，捶几天桌子，闹得吴卫东不得安宁，看他敢不给个说法。
杨登科当然不会这么做，他究竟已在电大学了两年文化，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了。从前也许他还真做得出来。从前跟人打架骂娘的事他也不是没干过。杨登科觉得这事还是不能操之过急，得另外想想办法，他不相信找不到任何突破口，天无绝人之路嘛。
后来机会终于来了，吴卫东父亲重病住进了医院。杨登科知道这个消息后，心想吴父病得真是时候，就像在街上捡了包美元，高兴得就要弹了起来。回到家见了聂小菊，就抑制不住地说：“小菊，告诉你一个特好消息。”聂小菊正在择菜，抬头见杨登科脸色红润，阴云尽扫，以为局里给了他车开，说：“这有什么好激动的，你又不是没开过车。”
杨登科顿了顿，意识到聂小菊想到前面去了，说：“这跟有车开也差不远了。”聂小菊说：“我还以为局里已给了你车子。”杨登科说：“吴卫东父亲病重住院了。”
聂小菊放下手中的菜，迷惑的目光在杨登科脸上停留了好一阵，说：“吴卫东父亲住院了，这有什么可高兴的？”杨登科说：“能不高兴吗？”聂小菊说：“你不是因为吴卫东对你那么个态度，幸灾乐祸吧？”杨登科说：“看你想到哪去了，我的心肠还不至于这么歹毒吧？我是说吴卫东父亲在医院里，我就有借口接近吴卫东了。”
聂小菊终于明白了杨登科的真实意图。她又低下头继续择起菜来，一边问杨登科：“你打算送多少？”杨登科说：“你看呢？没有个三千五千的，大概出不了手吧？”聂小菊叹口气，说：“你也不是不知道，去年又购房又搞装修，把家里多年的积蓄都掏光了，还借了三万元的债，吃了一年的萝卜白菜，才还了一万三。现在存折上刚存进两千元，也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凑得足另外的一万七，好把债给还清。”
家里的底子，杨登科当然心中是有数的。他以为聂小菊不同意出钱，有些着急，说：“难道我就老这么闲下去？你也不是不清楚，只有巴结上吴卫东，弄台车开开，才可能找到为领导服务的机会，取得领导信任，成为领导的人。只要成了领导的人，转个干，当个科长副科长什么的，自然就不在话下了。一旦手中有了权力，也就不会老这么受穷了。”聂小菊说：“别给我上课了，这道理我懂，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我是说这两千元也不顶事呀。”
杨登科就听出聂小菊同意了自己的意见，说：“你开了金口，我就可以去借了嘛。”聂小菊说：“借借借，你真是虱多不痒，债多不愁。”说得杨登科乐了，低身捧住聂小菊的头，在她额上狠狠咬了一口。聂小菊没有防备，身子一歪，一条腿踢着了一旁的塑料盆，里面择好的菜全被抖出来，撒满一地。
最后两人商量好再借三千元，加上存折上的两千元，五千元应该出得了手了。只是这借钱的事说说无妨，真找人伸手，还确实不易。用流行的话说，如今是抢钱容易借钱难。抢了钱不用还不说，只要不是巨额款项，人家公安既管不了那么多，按比例拿提成又拿不了多少，也懒管得。抢钱的安全系数如此之大，抢起来既省事又来得快，谁还求爷爷拜奶奶去找人借呢？去年购房和搞装修时，杨登科夫妇俩就找过不少亲友，没说到钱，他们比爹娘还亲热，一论到钱的事，一个个脸色骤变，如遇大敌似的。最后还是聂小菊回了一趟娘家，才解决了问题。现在旧债还未还清，聂小菊再也不好意思回去找父母张口了。
杨登科只得自己出马。先找了一位做房产生意的朋友。给陈局长开车的那会儿，杨登科曾转弯抹角帮过他一些忙，心想找他借几千元钱，应该不在话下。那朋友开始挺热情，指着桌上那个镌了“世纪英才”字样的铜牌，跟杨登科吹嘘他去北京领这个铜牌时的盛况，说是某某高官亲自颁给他的，还一起照过相，共进过晚餐。可当杨登科刚说明来意，朋友脸色便一下子由红转灰，说是税务局刚来查过账，户头上仅有的几万元流动资金都被划走了。并故意大声喊应里间的女秘书，问楼下讨要征地补偿费的拆迁户走了没有。杨登科是个还有些自尊心的角色，拍拍屁股，知趣地走了。
接着找了一位在法院做庭长的老乡。都说一等公民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当法官的不想致富，至少在原告和被告那里就通不过。杨登科走进老乡办公室时，他正在打电话。真是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家乡人，一见杨登科，老乡就电话也不打了，放下话筒，过来拉住杨登科的手，一边用家乡话问长问短起来。杨登科好不容易有了开口的机会，可那个“钱”字还只念到“金”字旁，老乡又揿下了电话的重拨键，直到杨登科离去，他的电话还没打完。
就这么跑了两天，最后一分钱也没借到手。杨登科也想到找找过去的战友，可那些战友几乎都是农村兵，复员后回了老家，买农药化肥的钱都没着落，哪有钱借给他杨登科。城里也有几个战友，可他们在厂里干了几年，也已下岗回家，有的穷得连老婆都跟人家跑了。找单位相好的同事比如老郭他们借钱，数字不大，估计不是什么难事，可这钱要送给吴卫东，找单位人借钱给单位里的人送，总不是那么回事，万一事情漏出去，岂不尴尬。
无计可施的时候，杨登科才忽然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毕业那天用警车送他回局里的电大同学钟鼎文。如今流行这样的说法：要发财，去打牌；要想富，快脱裤。钟鼎文在城西派出所做所长，天天抓不完的赌，捉不尽的嫖，抓赌捉嫖得来的钱除了部分上缴国库外，顺手牵羊的事也不是不可能，找他借几千元钱应该没事。
果然跑到城西派出所，杨登科刚一张嘴，钟鼎文就不折不扣，当即从包里掏出三千元，说：“够不够？不够我口袋里还有一个存折。”杨登科心里感激得不得了，说：“够了够了。”伸手去接钱。不想钟鼎文手一缩，说：“先说清楚，拿这钱干什么去？现在单位向政府要钱都得说明用途，专款专用，朋友要钱也含糊不得的。”
杨登科知道钟鼎文下面的话是什么，故意说：“你做所长的见得多了，还看不出来？”钟鼎文说：“别绕圈子，我看不出来。”杨登科故作神秘道：“包了个二奶，这样的事你总不好让我向老婆开口讨钱吧？”钟鼎文说：“还算坦白。一等男人家外有家嘛，登科能赶上潮流，我是支持的，以后这方面的开支，老钟可提供部分援助。”将钱给了杨登科。
出了城西派出所，杨登科没有去局里，打的直接回了九中。刚好聂小菊上完课回到家里，见杨登科终于借到了钱，也替他高兴。如今借几个钱太不容易了，有时能借到钱，甚至比赚了钱更能给人带来成就感。
将钱收好，正和聂小菊商量第二天到医院去看吴卫东父亲的事情，忽听外面有人咚咚咚敲门。杨登科走到门后，对着猫眼往外一瞧，原来是战友猴子。
猴子不但姓侯，长得也跟猴子一样精瘦精瘦的，所以在部队里，战友们都叫他猴子。猴子只在部队里呆了不到三年，就先杨登科复员回到郊区老家侯家村做了农民。去年侯家村农民购买市农业局下属种子公司的稻种，秧苗育出来插到田里后，高的高矮的矮，秋后颗粒无收。村民没法活命，只得集体上法院告了种子公司，后来官司是赢了，钱却没拿到手。为此猴子还找过杨登科，想请他帮忙到种子公司去讨要法院判给他们的赔款。当时杨登科没在单位里，两人没见上面，回家听聂小菊说起猴子，本来想过问一下，过后又把此事忘了个一干二净。杨登科估计今天猴子又是为这事来找他的。
将猴子迎进屋，杨登科问是不是要去找种子公司。猴子摇了摇脑袋，说：“现在哪还顾得上那事？”杨登科说：“那你还有别的什么事？”猴子张张嘴，却没出声，欲言又止的样子。杨登科说：“我们老战友了，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开句口嘛，何必这么婆婆妈妈的？在部队时，你好像不是这个鸟性格。”
再三犹豫，猴子才支支吾吾告诉杨登科，他老婆住院了，医院诊断是什么肠癌。
杨登科就明白了猴子的来意。这是巧合，还是猴子会掐手指算，要不自己刚借了钟鼎文的钱前脚迈进屋，猴子后脚便跟进屋借钱来了？只是杨登科有些无奈，自己又不是为他猴子借的钱，怎么能将急着要用的钱转借给他？
聂小菊生怕杨登科抹不开战友的情分，把刚借来的钱给了猴子，忙过来满脸热情地对猴子说道：“嫂子住在哪个医院？我和登科一定抽空去看看。”猴子说：“看就不需要了……”话只说了半句，聂小菊又赶紧接住道：“猴子你客气什么呢，你和登科是多年的老战友了嘛，我们去看看嫂子也是应该的嘛。”
猴子还想把后面的话说完，聂小菊又掉头对杨登科说：“快跟我去厨房做饭，留猴子吃顿便饭，一起看嫂子去。”抓了杨登科的衣角就要往厨房里拉。
杨登科终是不忍，站着不动。正想说句什么，猴子已经看出女主人的意思，也就没将要说的话说出口，默默转过身，出了门。杨登科满心惭愧，拿开还紧紧抓着他衣角的聂小菊的手，追到门边，说：“猴子你别走，家里烧的是管道煤气，饭一下子就做好了。”
猴子已经到了二楼，说：“饭就免了。”那声音明显带有哭腔。
杨登科怔怔地站在门口，半天回不过神来。他真想拿出刚收好的那三千元钱，追上猴子，递到他手上。可他的脚却像是铆在地板上一样，怎么也拔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