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必将重返人间；但是，谁不从冬翁掌中索求四月，必定一无所获。
亲人之死
我的亲人死了。我还活着，孤独地哀悼我的亲人。
我的友伴死了。在他们之后，我的生活也面临着他们经历过的种种灾难。
我的亲人死了，我的友伴死了。眼泪和鲜血浸透了祖国的高原。在这里，我像亲人、友伴活着的时候那样生活；当时，祖国的高原沐浴着太阳的光焰。
我的亲人死了，不是饿死，便是亡于刀剑。在这个遥远的国度里，我生活在自由、欢乐的人们中间。他们吃食香美，饮料可口，床铺光滑柔软。他们望着岁月笑意盎然；岁月望着他们，春风满面。
我的亲人死得真惨，而我却在这里活得舒适安然。这是一幕永恒的悲剧，常在我心灵的舞台上重演。
假若我也在饥饿的亲人中间忍饥挨饿，在苦难同胞饱受摧残，那么，白昼的脚也会轻踏我的胸前，黑夜在我眼里也不至于如此黯淡。因为与亲人共患难，会让人感到欣慰；与无辜者同遭灾，会令人引以自豪。
但是，我没有能够与亲人一道同受饥寒之苦，没有跟随他们的队伍共赴灾难，而是幽居重洋外，生活宽裕悠闲。在这里，我远离祸殃和灾民，毫无引以自豪、炫耀之处，只得泪垂胸前。
远方避难的人能为饥馑的亲人做些什么？
但愿我能知道，诗人的痛哭哀号究竟有何用？
倘若我是生长在祖国大地上的一个麦穗儿，那么，饥饿的儿童可以将我采摘，用我将死神之手推开。
倘若我是祖国果园中的一颗成熟之果，那么，饥饿的妇女可以拿我填充饥肠。
倘若我是飞翔在祖国蓝天中的一只鸟，那么，饥饿的男子可将我生擒，用我的躯体驱散他身上的坟荫。
但是，事不随心，我既不是叙利亚平原上的麦穗，也不是黎巴嫩山谷中的熟果。这就是我的不幸，这就是我的无声灾难，它使我在自己的灵魂里变得渺小，在黑夜的阴影中变得卑贱。
这是一幕凄凉的悲剧，令我张口结舌，束手无策，失去理想，无所事事。
人们对我说：你的祖国所面临的灾难，只不过是世界灾难的一部分。你的祖国淌出的血和泪，只不过是日夜奔腾在地球的山谷和平原上的血泪河中的几滴。
是啊！但是，我国的灾难是无声的灾难——我国的灾难尽是毒蛇们带来的罪孽所造成——我国的灾难是没有乐曲、没有场面的无声悲剧。
假如我国人们因起来反抗他们的暴虐君王而全部壮烈牺牲，那么我会说，为自由而死胜过屈辱而生；握剑而死，死得光荣。
假如我的民族参加了战争，而且全部战死在沙场上，那么我会说，那是风暴，将绿干枯枝一道摧折。夭折在风暴之中，比寿终正寝更加高贵可敬。
假如地球上发生了地震，我国因之地覆天翻，房倒屋塌，泥土埋没了我的亲朋，那我会说，这是内在规律，人力无法抗拒，要了解其秘密也不可能。
可是，我的亲人既非死于反抗，更不是葬身于地震，而是残死在屈辱之中。
我的亲人死在十字架上。
他们死时，手掌伸向东西两方，目光凝视着黑暗的苍穹。
他们默默而死，因为人们的耳朵已被封住，听不到他们的呐喊声。
他们死了，他们即不像胆小鬼那样向凶狠敌人屈服，也不像望恩负义的人那样背弃好友良朋。
他们死了，因为他们没有当罪人。
他们死了，因为他们没有反抗压迫。
他们死了他们主张讲和。
他们饿死在盛产牛奶和蜂蜜的地球上。
他们死了，地狱之蛇吞食了他们田野上所有的牲畜，吞食了他们谷仓内的全部食粮。
他们死了，蛇的子孙将毒汁喷洒在充满稻玫瑰、茉莉芳香的天空。
我的亲人死了。叙利亚人啊，你们的亲人也死了。我们能为活在人间的人们做些什么呢？
我们的哀号不能填饱他们的饥腹。我们的眼泪不能解除他们的口渴。为了把他们从饥饿、危难中拯救出来，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难道我们能够犹豫、彷徨、懈怠，置巨大悲剧于不顾，一心忙于生活的琐事吗？
我的叙利亚兄弟，把你的部分生活用品献给失去生计的人们，这是你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会使你昼夜之间感到心地安然。
有人向你伸手，你就给他一分钱；这一分钱，就是一个金环，可把你与高尚人格紧紧连接。
民族与民族性
民族是性格、爱好、见解各不相同的人们的集合体，并由一种比性格更强烈、比爱好更深刻、比见解更广泛的精神联系，将他们统一起来。
宗教的统一，也许是构成这种联系的一些线。但是，信仰的差异却拆不开民族联系，除非这种联系像在某些东方国家那样脆弱。
语言的统一，也许是这种联系建立的根本原因。但是，也有许多国家的人们，虽然他们的政治观点、社会制度各不相同，却讲着同一种语言。
血统的统一，也许是构成联系的基础。但是，历史上有许多例子，同一个民族，却相互敌视，自相残杀，从而造成离心离德、东逃西散、骨肉分家。
物质利益，也许是这种联系的编织机。然而，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那里的民众不去创造他们的物质财富，而成年累月陷在无休止的争论之中。
那么，何为民族联系？民族之根生长的土壤是什么呢？
关于，民族联系，我有一种观点，也许有的思想家认为出奇，因其根源与结局均不可知。
我的看法如下：
每一民族都有个公共民族性，其实质类似于一个人的个性。这个民族性源于国民的个性，如同树木的生命源于水分、土壤、阳光和温度；但是，这民族性独立于民族之外，有其特有生命和独立意志。个性究竟产生于什么时候，我难以确定；同样，也无法断定民族性出现的时间。我觉得，譬如埃及的民族性在尼罗河畔的第一个国家出现之前至少五百年就已形成；埃及的艺术、宗教及社会现象，都是从那种民族性滋生出来的。我关于埃及的这种观点，同样也适用于亚述、波斯、希腊、罗马、阿拉伯及其他新兴国家，即中世纪结束之后出现的那些国家。
我说过，公共民族性有其特有生命。是的，因为任何一种生物，都有其一定寿命，所以民族性也有一定不可超越的寿限；这正像一个人，由童年至青年，再到壮年、老年，民族性也由蒙着睡眠面纱的黎明时的苏醒开始，到披着阳光的午间、穿着烦恼衣服的晚间及沉浸于困倦之夜的苏醒，直到进入深深的长眠。
希腊的民族性觉醒于公元前十世纪，坚定起步于公元前五世纪。当它到了基督时代时，已经厌恶了苏醒之梦，于是躺在永恒的床上睡着了，拥抱着永恒之梦。
阿拉伯的民族性，早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就已形成，并且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先知穆罕默德刚出世，这种民族性就像巨人一样站了起来，暴风似地扫掉了前进道路上一切障碍。到了阿巴斯时代，这种民族性登上宝座，在东起印度，西到安达鲁西亚的广大土地上，建立了若干国家。就在阿拉伯民族性极盛时期，蒙古民族性开始兴起，势力从东方伸向西方。阿拉伯民族性对此形式感到厌倦，于是由苏醒转入睡眠，但睡得不深，且时睡时醒。也许阿拉伯民族性会再次苏醒过来，以便道出自己的心愿，就像罗马民族性，在著名的意大利复兴时期，得到再度复苏。意大利复兴起步于里桑斯，完成于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米兰，全部过程赶到条顿人突袭、黑暗时代开始之前。
历史上最奇特的公共民族性是法国民族性。它在太阳下生存了两千年，却仍处于青春时期；今天，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显得深邃、观点敏锐、艺术成熟和知识渊博。
罗丹[95]、卡里尔[96]、雨果[97]、西蒙[98]和热内[99]等人，都是十九世纪人，也都是世界上的艺术大家。他们的知识最渊博，他们的想像力最丰富。由此可见，某些民族性的寿命要比另外一些民族性的寿命长。埃及的民族性生存了三千年，而希腊民族性的生命不过两千年。公共民族性寿命的长与短，其原因类似于人的寿命的长与短。
公共民族性在世间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之后，它会怎样呢？
莫非它会死亡，留给后来者的仅仅是回忆？难道它会在日夜面前消失，仿佛根本不是日夜的一种现象？
我相信，精神存在会发生变化，但它决不会消失；它像物质存在一样，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而其分子和原子，则永将与时间共存。公共民族性也会睡觉，但它像花种被埋在土里那样，其芳香将升入永恒世界。我相信，民族性的芳香或花的芳香，都是绝对存在的，不容否认。锡卜、巴比伦、尼尼微、雅典和巴格达的芳香，至今存在于环绕地球的太空里，同时存在于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作为个人和集体，是存在于地球上的所有公共民族性的继承人。
但是，那种神圣遗产，无论个人或者集体，都不能触摸到它，它仅仅俯着在个人或集体所属的那个民族身上，形成一种具有特有生命和独立意志的民族性。
自知之明
贝鲁特。
一个细雨濛濛的夜晚，赛里姆坐在写字台前，台上放着许多古书和纸。赛里姆翻阅着经典著作，不时抬起头来，两片厚厚唇间吐出朵朵烟云。但是，他正读一篇哲学通信，那是苏格拉底示意门生柏拉图要有“自知之明”的一篇文章。
赛里姆边细读文中那些珍贵字句，边回忆哲学家及导师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他发现，西方思想家无不坚守苏格拉底的思想，东方学者也都遵循苏格拉底的教诲。读着想着……赛里姆的思想完全沉浸在了“自知之明”题目之中，禁不住突然站起来，伸展双臂，高声喊道：
“是的，是的！自知之明乃各门学问之母！我嘛，应该知道自己。我完全了解自己。了解我的个性，细微入里，我理当揭开我心灵的幕帘，除去心灵深处的饰物，同时阐明：我的精神存在的意义在于物质存在，物质存在的秘密在于精神存在。”
赛里姆侃侃而谈，激动洋溢，异乎寻常，二目间燃烧着渴求自知的火炬。之后，他走进隔壁房间，塑像似地站在上顶天花板、下到地面的巨大玻璃镜前，留神观看自己的身影，仔细端详自己的面容，看过自己的头形，又照自己的整个形体……。
就这样，赛里姆站了半个钟头，仿佛永恒观念已将宏伟思想降予他，使他凭借其力量，足以明察自己的灵魂深处，令其内心各个角落充满光明。接着，他从容不迫地张开口，自言自语说：
“我身材矮小；拿破仑、雨果也都是小个子。”
“我的前额狭窄；苏格拉底、斯宾诺莎也都是窄额头。”
“我的前顶光秃；莎士比亚也有个光秃前顶。”
“我的鼻子大，且有个弯儿；赛凡鲁拉、伏尔泰和乔治·华盛顿，都生着鹰勾鼻。”
“我有眼病；使徒保罗和尼采亦均有眼疾。”
“我的嘴大，下唇前凸；西塞罗和路易十四也都是大嘴凸唇。”
“我的脖子粗；翰尼巴勒、迈尔盖斯·安东尼奥也是粗脖子。”
“我的耳朵长且外凸；拜伦、塞万提斯也都生着一对扇风耳。”
“我的颧骨凸出，面颊下凹；拉菲特、林肯也是这样。”
“我的两个肩膀不一般平，而是一高一低；奥比塔、艾迪布·伊斯哈格亦如此。”
“我的手掌粗大，手指短小；佩利科、但丁也是这样。”
“总而言之，我体态瘦弱，就像大多数思想家那样，因劳心而累垮了躯体。奇怪的是，我像巴尔扎克一样，写作或阅读时，身边总放着咖啡壶。此外，我像托尔斯泰和马克西姆·高尔基，喜与平民交往。”
“我一两天才洗一次手脸；贝多芬、沃尔特和泰曼，都有这种习惯。奇妙的是，我像薄伽丘和伦勃朗，喜欢探听女人的消息，希望知道她们在丈夫不在家的时的所作所为。”
“我馋酒，堪与诺亚、艾卜·努瓦斯、德彪西和马尔罗相比；我贪食美味，可与彼德大帝和白什尔·舍哈比国王并论。”
赛里姆先生沉默片刻，然后用指尖摸着脑门，又说道：
“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实际情况！古今伟人的特质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一个具有这样优点的青年人，必定能在这个世界上干出一番伟大事业。”
“自知之明乃格言之首。今夜，我已经了解自己。自今夜始，我将开始一项伟大的工作；那是这个世界启示我的，并给我的灵魂注入了各种不同因素，我曾伴陪过人类的若干伟人，自诺亚至苏格拉底、薄伽丘及艾哈迈德·法里斯·舍德亚格。我不知道我将开始的那项伟大工作是什么。但是，像我这样一个集物质与精神于一身的人，确乎是日夜所创造的奇迹。我已经了解自己。是的！凭安拉起誓，我已充分知道自己。愿我的灵魂长在，个性永存，宇宙久在，直至我的大业告成。”
赛里姆先生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人的外观挂在他那丑陋的面孔上，边走边动用猫叫声混杂着骨头碰撞的音调，重复着艾布·阿拉的诗句：
纵然仅留下我一个人，
也要创出空前的奇迹。
一个时辰过后，我们这位朋友身裹褴褛衣衫，躺在他那张破床上睡着了，鼾声如雷，充满天空；那响声与其说像人打呼噜，不如说更像石磨轰鸣。
暴风
一
优素福·法赫里三十岁时逃离尘世，来到黎巴嫩北部卡迪沙河谷山坡上一座孤零零的禅房，开始了默默无闻的隐士生活。
附近村庄上的居民对他议论纷纷，意见不一。有的说，他是豪门家子弟，爱上一个女人，而女人背弃了他，于是离开家园，躲到僻静之处，以便寻求慰藉。有的说，他是一位幻想联翩的诗人，避开嘈杂人世，以便抒发情思，作赋吟诗。有的说，他是一位虔诚的苏菲派，一心笃信宗教，厌弃了尘世。还有的则一言以蔽之：他是个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