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他，这还是第一次，不怎么习惯。曾经有一次评论过他的小说《银城故事》，因为是评价小说，不涉其他，所以，不算。
常常有人问我这样一些问题，比如，你们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又比如，你怎样评价你的先生，等等，在接受媒体采访或者是讲座时，遇到这一类的提问，我的回答总是轻描淡写，无关痛痒。两个作家，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在一口锅里吃饭，人们大概总觉得有些好奇，其实，普天下，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在一口锅里吃饭的，除了同性恋和帝王，还不都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吗？这世上，任何一对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又岂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道得尽的？
有一次，在我的母校，太原师范学院做讲座，听众是和我隔了“N”代的学弟学妹，主持人则是我的朋友。同样的问题又来了，一张一张纸条，传递上来，问着大同小异的问题。这一次，朋友将了我的军，说：“你就说一说，你眼中的李锐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吧！”
台下立即起了热烈的回应，像是对我的围堵。
于是，我想了想，说道：“有一个诗人，保尔·艾吕雅，他写过这样一句话，‘男人只会变老不会成熟’，只会变老不会成熟，这，就是李锐。”
人们大笑。
我又说：“《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描述，贾宝玉到宁国府看戏，人们特意为他预备了精美的房间午睡，可是当他一走进去，看到迎面的《燃藜图》，立即心生不悦，再一看两边的对联，写道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立刻转身掉头而去。而李锐，也是会在和这样一条对联遭遇时，掉头而去的那个人。”
没有人再笑了。
其实，这样说，是匆忙中的应对，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一方面，他永远做不到“人情练达”，中国文化中处世的智慧或者机巧，是他深为反感的。对于文人雅士所推崇的“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难得糊涂”这样的人生信条，他永远怀有深深的警惕甚至是不屑。这也是和他在一起生活，最吃力也最揪心的地方。他毫无机心，也不懂得隐晦，更不懂“壕堑战”，从来是口无遮拦，一激动就赤膊上阵。他骨子里有一种天真的犀利，还有着童真般的狷介，而血液的沸点又太低，七十度的温度就足以使它们沸腾不已：朋友蒋子丹称他是——热血中年。在许多时候，在许多重要的时刻，他无遮无拦站在那里，就像草船借箭里，那插在船头上的草靶子，被明枪暗矢穿身，遍体鳞伤，却就连对我，也不能说一个“疼”字。
他是小说家，却有着理性的哲思和思辨的热情，只不过，他是少见的那种不被任何理论所奴役的人。他不是那种我们常见的理论的奴仆和奴隶。有人读了他的某篇文章，立刻断言，李锐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资本主义的走狗；而有人读了他的另一篇文章，又立刻断言，李锐原来是一个新左派！一会儿，有人说他鼓吹全球化，一会儿，又有人称他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习惯了发放标签的人不知道该把什么样的标签贴到他身上去，也因此，哪个营垒里的人也不把他真正地当知己，当自己人。他永远都是独自荷戟的那孤独的一个。他坚持着自己“语言自觉”的呐喊，年复一年，可四下里，人挤人的人海中，却连回声，也听不见一下。
可另一方面，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却常常弥漫着最悠长最宁静的意境，他的吕梁山，他的黄土旱塬，他的南柳村、矮人坪，他的拐叔、暖玉、二黑，他的老神树他的窑洞土炕，他的连枷牧笛和耧车，他寄予了无限爱意的那些不幸的生灵和万物，在他们身上，我总是能看到中国文化中“诗意”的所在。他曾写过一篇有关沈从文先生的文章，《另一种纪念碑》，他说：“这个秉承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湘西人，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家乡时，就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片最深沉也最美丽的森林。中国诗歌所最为崇尚的‘神韵’和‘意境’之美，在这片森林中流变成为一种不可分离的整体呈现。这是中国诗的传统向现代散文文体一次最为成功的转变。而弥漫在这些美丽的文字背后的，是一种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对于生命沉沦的大悲痛，对于无理性的冷酷历史的厌恶。”能这样深邃地理解沈先生，我想，不是因为他慧眼独具，而是，这一切，也正是他自己的追求。你只有走进他的吕梁山，他的银城，你只有认识了他的暖玉和所有的乡亲，你才会知道，这个不通世故人情的人，他其实有着怎样深厚的爱与柔情。
我曾经在过年时拟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人有锐气骨方硬”，下联是，“文关韵事笔自柔”，起初只是想把我们两人的名字嵌进去，可是后来再一想，觉得这大白话的对联似乎还有些意思，像是对他这个人的点评。记得有小报记者问过我，你认为什么样的男人是最理想的，大意如此。我回答不上来。其实，我心里是藏了四个字的：侠骨柔肠，可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如此功利如此险恶毫无浪漫可能的现实世界，人人心冷似铁，“侠骨”只会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揪心和煎熬的日子。现实对理想的修正，可谓鬼斧神工啊。但，尽管如此，那四个字，却仍然是我心里的一个标尺。
很多很多年前，我们刚刚认识时，他给我讲他的故事。我就是从那一天起和他的吕梁山他的邸家河相遇。他讲午后的阳光，是多么静穆和慈悲地照耀着坍塌的土窑，他讲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牛铃和吆牛的声音是怎样细碎悠长地散落在长长的田埂，他尤其爱描述吕梁山的星月，他说，月光洒下来简直就像一种声音。我泪流满面，那是我生命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时刻。后来，二十年后，在我的小说《我的内陆》中，我这样呈现了那些一去不返的时光：
“从前，我丈夫还是一个知青的时候，常常徒步走六十里山路从他们那个叫邸家河的小山村奔向县城，然后再赶夜路回家。他曾经无数次向我描述那山路，长满橡树，还有野山楂。月光清澈得好像是一种声音，令人心碎。这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走在山路上的苍茫背影永远是我柔情的一个秘密之源。”
那是唯一的一次，我这样向读者袒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