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路走来，一路回想冰雪中的情景，恍如穿行在梦境之中。那场旷日持久的暴风雪，已是大半年前的依稀往事。而关于这场暴风雪到底如何定义，直到今天依然是含混的。含混是因为多重灾难错综复杂的叠加。我也无法找到更确切的词来为它命名，我只能获得这样的大意——暴风雪。
一切缘起今年早春的一个电话。当湖南省作协想把南方冰灾这样一个重大创作项目交给我时，我正埋头赶一部长篇，而且定好了跟出版社交稿的时间。这个电话让我感到意外，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然而我又感到了拒绝的难度。我一边接电话一边下意识地瞅着窗外，一场冰雪刚刚过去，但它给人间留下的深深伤害还那么清晰。
我从一向的干脆变得犹豫了。
去省作协参加这一选题的会商时，才知道湖南许多作家都在争这个创作项目。他们那种积极投入的精神让我惭愧，在很多方面，他们真的比我慷慨大度得多。但省作协主席团最终决定还是让我来挑这副担子。我还是犹豫。人到中年又有经多年养成的习惯，我已经是一个有明确计划的写作者，而这一特别项目不在我的计划之内，这意味着，我必须打乱现有的创作计划，停下手头的长篇创作，来完成这样一部意料之外的作品，而且这将是我第一次以超出常规的方式来创作一部作品。作为一个写了二十多年的写作者，我深知，文学永远不是对太近的东西做出的最敏捷的反应。它需要距离，需要在漫长岁月中的沉淀。
但最终，我还是犹豫着上路了。试一试吧。也许最初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念头，但没想到，这一试就深陷于其中了。
没有这样的深陷，或许也就没有真正的深入，去缩短距离，去接近真相。我尽量不走上层路线，这是临行前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彭学明给我的一个忠告，但很快我就发现他的这个忠告事实上让我选择了一条苦路，大多数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孤独地跋山涉水，每天走得双脚打满血泡。这也让我排除了一切干扰，一下子获得了真正的深入，深入到最底层，深入到每一个细节。而这样的深入，对于我更多的不是为了寻找事实，而是为了找到一种感觉。如果只是为了捕捉一些事实，关于这样一场暴风雪已有海量的新闻报道堆积在那里，然而，报告文学毕竟不同于新闻报道，按我有限的理解，它是可以赋予重大意义的文体，一种介于报道与文学之间的交叉文体（海外就直接称之为报道文学），但它更主要的还是一直被纳入文学范畴，如果要从时效性上去跟新闻报道比，它是永远抢不过的。但它比新闻报道有着更深远的优势，这种优势我以为恰恰是它可以拉开一定的时间距离对事实进行深度审视。
事实是非虚构的，不能改变的。而我能够做的，就是通过追问与沉思、凝视与记忆，从日常中提升出神性，让事实本身焕发出光辉，我觉得这些属于文学性审美范畴的特性都是必须特别强调的，至少我在这次写作中，一直十分强调这种文体被我们长期忽略、越来越稀薄的文学性。如果说新闻报道从传播学的视觉上来看更多地要保持一种中立和客观，我以为报告文学特别需要写作者真诚的精神参与和属于个人的独特审美感觉。我也深知，被文字推着写是最好的状态。反之，如果你是在强迫那些文字，想要拼命拽出那些文字，那不知有多痛苦，甚至就是对自己和文本的折磨。从一开始，我心里就有两个打算，如果有一种力量驱使我写，我会写；如果没有，我只能选择放弃。这也是我上路时为什么那么犹豫和迟疑的原因。
采访的艰难，我说过，是因为我的选择。我是在汶川大地震的余震中，在南方一轮一轮的暴风雨中，在冰雹与雷电中，在山洪与泥石流中进行着我的采访。我感觉自己不是在采访，而是在重新经历一场灾难。作为这次暴风雪的亲身经历者和见证者之一，很多当时的感觉都被调动起来了，雪，从最初的圣洁、美丽、魅力四射，到最后，你怎么也忘不了那无边的冰雪横陈的景象。你再也看不到世界的面貌和轮廓。城市黑了，村庄毁了，路断了，那雪是无底的深，深不见底。你感觉被天压着，只有暴雪，直直地盖下来了……它比想象的暴风雪强烈，它比预测的暴风雪强烈，面对这样的一场罕见而且巨大的灾难，一个写作者的笔是多么弱小，但我找到了一种力量来支撑，那就是，人，中国人。在灾难狂暴的摧折下，是那些最普通的人，是他们坚如磐石的坚持，让我们挺过来了。人，是我这部作品的书写主体。生命高于一切，这也是灾难中整个社会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体系。我让更多的人甚至让世界看到，这些古老帝国的子民，他们用自己的爱心、行动和生命，在塑造起自己不容置疑的尊严。
灾难，自开天辟地以来就一直伴随着人类，你只能沉重地接受。灾难过去了，但并没有消失，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他们还被笼罩在冰雪中。我觉得它也是我们记忆历史的一种方式。一般认为，凡五十年一遇的灾难就可称为世纪性灾难。从灾难降临时最初那种本能的抵御，到理性的抵御，是一个觉醒与嬗变的过程，也是一个事物发展变化的辩证过程。对社会的反思是必要的，它考验着同时也检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公信力，社会能见度。但更重要的，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每一个公民的行动能力，尤其是那些早已安于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的行动能力。如何恢复人在灾难抗争中的主体性地位，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可逃避的现实责任，都必须去承担自己理应承担的角色。而也正是通过这样一场大雪灾，无数人重新找回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和行动能力，强化了对公共事物的关注程度和热情，包括我自己。
人和灾难的抗争，不是正义与邪恶的抗争。灾难不是邪恶，只是大自然的一种表达方式。在灾难的背景下，我们对自身的体认更加深刻，人作为生存个体的极其渺小是可想而知的。反过来，灾难的酷烈与尖锐，又更能凸现出生命的顽强与壮美。诚如有人说，一个国家的社会心态和民族性格决定于他们拥有怎样的共同记忆。以中国的民族性格比之大多数国家，上下几千年，在我们的记忆所能够追溯到的历次天灾中，中国人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悲悯、爱与受难和彼此的互相搭救之中，哪怕最普通的人，也能表现出神性的魅力，充满了内在的力量和精神血性。而在灾难中如何建立健全的人格与正义理性，我觉得，比浪漫主义的英雄故事更有价值。一场灾难让我们重新找回了感召力，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了为什么要捍卫生命与人的尊严。人类又平添了一分清醒，更接近了人生的真谛，甚至在这样的灾难中完成了自己。
我试图把文字从悬浮中有力地拉回叙事现场，拉近文字和它想要表达的对象的距离，或许唯有这样才可以文字还原鲜活的生命实体，体验直抵生活与生命真实的存在之境，回到属于报告文学的最逼真的，扎实的，耐心的，更能体现写作者个性的价值追求的文本和精神在场的叙事，将体验的深度延伸到神经，触及内心最敏感的部位。诚然，体验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感受，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都离不开体验，但我们在这个文学已经越来越缺乏体验尤其是当下报告文学写作普遍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很隔的情境下，对体验更加突出的强调和更有力的重申，尤其是把体验作为写作的核心意图和激励写作者的叙事动力，无疑是极有意义和价值的。文学艺术的独特性，其实与外在的形式无关，它更多的由体验所决定。哪怕面对日常经验中的同一种事物，每个人的经验可能是一样的，但每个人的体验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文学艺术的重复，其实就是日常经验的重复。而体验，正是为了穿越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象，深入到各种存在的缝隙之中。
在采访途中，一些对本书非常关注的朋友，如龚政文、梁瑞郴、王跃文、刘清华、龚湘海都陆续给我打电话，他们依然很担心我的态度，其实我早已不再犹豫，有一种力量，有一种激情，在驱使我，让我情不自禁。我记下的这许多人和事，或许，很多事都是偶然的，而很多的偶然，都是必然的。一位睿智的中国老人曾说，天地间的许多景象是要闭了眼睛才看得见的（钱钟书语）。这里边大有深意。我无法写出一场灾难的全部历史。我只能捕捉一个瞬间、一些碎片、一些声音和表情……
在经历了一场暴风雪后，又经历了一场异常漫长的酷暑。
这部书的主体部分，我是在长沙郊外捞刀河湖南作家生活基地完成的。这里，在感谢省作协悉心周到的安排的同时，我还要特别感谢粟师傅。他早先是长沙的一家大厂的工人，下岗后被省作协聘在这里，也是这里唯一的工作人员，看房守院，烧水做饭。这一带也是今年冰雪的重灾区，说到那场大雪，老粟还吃惊地向我眨着他那满是皱纹的眼皮，依然感到不可思议，连续半个多月的停水，停电，从郊区到市内的交通完全瘫痪，他一个人和一条狗孤独地守着这被冰雪掩埋的院子，成为大雪的囚徒。又没有煤气，只能挖些老树蔸来烧火做饭，菜是早已没有了，眼看着储存的一点粮食也渐渐见底了，你真感到末日在一天天逼近。而这时，他母亲，妻子，还有从北方赶回家过年的儿子也困守在长沙城里，一家人只能隔着冰雪相望。这在他五十年的人生岁月中，还是第一次；这对于他年过古稀的老母亲，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这也让我感觉到，关于冰雪的记忆无所不在，事实上它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一种集体记忆。
灾难的意义是复杂的。一场大雪灾，对于人类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关注灾难的同时，我还特别关注重建。重建，我觉得并非简单的灾后重建，只有从人类长远的命运去观照、追问与沉思，方才有对灾难更深刻的体验和认知。对灾难的预估与预防是必要的，但若失去了理性和科学的判断，本身也会成为灾难——人造灾难，它可能虚掷宝贵的社会资源，并作出对社会力量的不必要动员。此外，必须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无疑还应该反思现实中国急遽变革中道德的艰难重建，这样的重建更应该包括人类精神的重建，现代性价值观念的确立，正义理性的确立。我一直在告诫自己，尽可能地冷静处理关于重大题材表达的焦虑。有时候，我真没有力量控制它。另外，说是全景式的报告文学，其实我根本没有能力叙述整个事件的真实全貌，我知道，这远非一场灾难的全部历史和生命的过程。但我会将某个局部事件中所包孕的一切，以真实还原的方式呈现出来，连同当时现场的那些氛围。有些叙述是不自觉的，只能靠着自己固有的本性去感受，我内心的东西时常会不由自主地跑出来，穿透我的手指，化作文字。
现在，我在南方开始变得萧索的深秋里打上最后一个句号。啊，终于，结束了，般若，涅。我歪在靠背椅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感到自己就像变了一个人。是的，我以自己的文字，切实地履行了最初的诺言，那就是以自己的人格去坚守一个写作者必要的诚实。对于一场罕见的巨大的灾难，我们真的需要一种诚实的记录，一本诚实的书。我甚至希望，我写下的每一个汉字都能够成为灾难的铭文，甚至成为一部关于灾难的形象史。
这是我无可逃避的责任。
陈启文
2008年深秋，霜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