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燃烧
他看见，天桥下面就是火车，只要从这里跳下去，就能上车。他当然也看见了，天桥有些高，但他似乎没有犹豫，就跳了下去。嗖——，一下子，多少天的苦熬，漫长的等待，回家的遥远距离，仿佛都在这样一跳中结束了。
广州，雨一直不停地下着，天黑得快要塌下来了。
又是2月1日。又是一个你实在不想接受的事实。又是一个与我的家乡岳阳发生了某种关联的故事。凌晨的广州站，在一如既往的拥挤和武警捍卫着的铁的秩序之外，还游荡着一些可疑的身影。他们鬼鬼祟祟，看上去就像贼。
他们不是贼，他们也是一些想要回家的人，他们很冷静，比广场上那些排队的人，比那些处于半疯狂状态的不时发出呼号声、哭喊声或怒吼声的人，要冷静得多。这种冷静其实是比某些狂乱更可怕的。可怕的拉尼娜，一开始就是那样冷静。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那些事，就在眼皮底下发生的那些事，你无法知道在这种冷静的外表下面，人类内心的那种疯狂。这是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譬如说我们的这个早已宿命般注定的悲剧人物，他比每一个人看上去都要冷静，他在冷静地寻找一条回家的快速通道。他们这样鬼鬼祟祟的，是在搜寻那些被武警也被秩序忽视的死角。而对于这个叫李满军的人，那是真正的死角。
三十出头的李满军，在顺德一家小工厂打工，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但今年的这个春节，他是一定要回去的，他很早就告诉家里，他要回家，还要带媳妇回家，过年。而像他这样的年龄，在打工仔当中算是老大不小了，很有一些人生的阅历了，按理是不会再干傻事了。他离过一次婚，打了很多年工，也攒下了一点钱。他感到很幸福，他的女人张池是个又能干又贤惠的好女人。而这回，他不但要回家过年，还将开始另一段婚姻生活。他们准备一起回家，然后结婚，生个孩子，幸福生活。他的想法都很实在，很幸福。
有人说，我们的人民是喜剧性人民，但他们好像更容易成为悲剧性人物。
他们购买的是1月29日开往岳阳的火车票。如果没有雪灾，如果一切都顺顺当当，这会儿李满军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应该在老家，围着火塘，和一家人暖融融地拉着家常，把多少年来又苦又累的打工的沉重，在浓茶与温酒中慢慢融化。这是很实在的也很舒服的乡下人想要的那种幸福。然而现在，他想象的幸福还被死死地堵在这里。1月31日，是张池的生日，他早就说过的，这天他要为心爱的女人戴上一枚求婚戒指。但他忘了，也根本顾不上了，他在数十万人中，拼命挤，想挤开一条回家的裂缝。
回家！这是他心里唯一的念头。
他不是没排过队，不是没遵守过那样的秩序。他绝望了。
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还有一条隐蔽的捷径，有一些人正偷偷地穿过一道铁丝网，爬上了火车站南边的天桥。这一发现，给他带来新的希望。很快，他也带着张池穿过了那道铁丝网，爬上天桥。
女人突然感觉到了什么，男人的目光一瞬间亮得让她颤栗。
他看见，天桥下面就是火车，两道闪亮的钢轨在他迷茫的眼光下伸向远方。只要从这里跳下去，就能上车。他当然也看见了，天桥有些高，但他似乎根本没有犹豫，就跳了下去。那一跳既凶狠又有力，嗖——，一下子，多少天的苦熬，漫长的等待，回家的遥远距离，仿佛都在这样一跳中结束了。那种极度的亢奋，如电流一般，瞬间穿透了全身，瞬间就燃起了火苗子。
这不是一个比喻，这是真的。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在一秒钟内燃烧到极致。
李满军触电了！
张池一愣，她立刻就明白了，但也立刻就跳了下去。
她这一跳，让后来的多少中国男人感慨万千，他们觉得李满军有这样一个女人，就是死也值了。而这些可怜的中国男人们可怜的想法，又惹得多少人骂：脑残！
是，脑残。无论在那场灾难中，还是灾后，我们好像都有脑残。
张池没死，后来经医生诊断，她的腰椎和脚踝骨折。
李满军也没死。在医院里，李满军一直处于深度的昏迷中，他曾一度被痛醒过来。哪里痛，说不清楚是哪里痛。但他的脑子还算清醒，他还认得守在身边的女人。他问：我是不是在做梦？张池骗他说：你是在做梦，等你醒了，咱俩……就结婚。然而，就像命运早已注定了的，李满军永远不可能好了，就在他那致命的一跳之后的第二天，又是凌晨，广州阴暗的夜空渐渐变得明朗起来，一个叫李满军的打工仔，在梦中安详地死去。据给他治疗的烧伤科主任说，他是复合伤，除了电伤外，内脏功能都损坏了，估计是电流通过导致的。这又是科学给予一个生命的最终结论。而科学，总是带点儿冷漠残忍的味道。
但愿，在他生命的尽头，他一直还在做梦。
她的女人，张池，感觉也一直在做梦。在李满军生命的最后，当时医生正在抢救，她看到满军从脸到胸部都肿了，心电图也在慢慢减弱。她太累了，迷迷糊糊的，但她好像一下就醒了，她挣扎着爬下床，跪在床边，使劲掐着李满军的脚，她想让他再痛一次，只有痛才能让他醒过来。“满军，满军啊！”但李满军再也感觉不到疼痛了，再也听不到她的呼号了。一辆车推过来，把他推进了太平间。
后来，她躺在病床的被窝里一直流着泪，眼泪哭干了，只剩下抽噎的声音。
她对每一个人，都梦呓般说：满军他是真心对我好，现在突然间消失了……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感觉他只是太累了，睡着了，不想醒，太辛苦了……他就这么走了，连一句话都没给我留下……他还欠我一个戒指……
她眼中充满了怀疑。她不知道经历的一切是不是真的。过了一些时候，她好像清醒了一些。她再也不愿意回想起这件事，这事还没完——还是已经过去了？
在她最清醒时，她后悔极了，她直愣愣地反复念叨着：我们绝不会再跳了，如果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绝不会再跳了！
然而，在命运中，有时候你也许并不想跳，也会鬼使神差般的坠落。就在张池跪在床边，抚摸着李满军的脚，大声呼唤时，又有一个人在攀越广州火车站东广场对面的内环路高架桥时，眨眼间消失了。又是一次在现实中的致命的飞翔。
她叫赵宝琴，一个不幸的离异女人。和李满军不同，她不是自己跳下去的。一直到现在，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坠落下去的。
她的家在甘肃甘谷县安远乡大成村，这是一个连想一下也知道有多么偏僻的西北小村。她从遥远的西北来到广东，在东莞大朗镇一家毛织厂打工，靠每个月一千元的工资，供养着女儿上大学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她供养着女儿，而女儿也是她活下去的唯一信念。现在，一年熬到头了，她得赶回去。回家，过年，这是个异常强烈的念头，也是她一年中唯一能见到女儿的机会。
她没想到，她会在此坠落。而她坠落的那道桥梁，是我非常熟悉的。我在广州漂泊的数年里，不知在上面走过多少次，但我从未想过，那是一道致命的桥梁。我知道的是，过了这座桥，就能走到火车站。很快了。
她到底是怎么坠落下去的？
后来，听她的同伴说，她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坠落下去的，当时，人太挤，隔着无数人，她帮她把行李递过去了，当她回头再看她时，人突然就不见了……
后来，我们还知道，她在坠落下去的那一瞬间手里还死死地攥着回家的车票。
后来，经广州站检票人员鉴定，那是一张花高价从黄牛那里买来的假票。
我们要回家，死也要回家！
在这些急于回家的人背后，又有多少难以言说的东西，那是无法通过简单的对比和计算得出结论的。回家，每个人都疯了般的想回家，除了回家，仿佛早已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何在。后来也有很多学者分析说，回家是一种疾病，它与我们社会的某些病灶被激发有着深刻联系。
“放我们进去！”
“我们要回家，死也要回家……”
喊叫声一阵阵地震荡扩散。这是人类最简单的表达。不是一个人在喊，是一种汇集了数十万人的喊叫声。他们在喊什么，这已经不重要。那已不是什么人类的语言了。他们不需要回答，但他们必须表达。这其实是同极度的压抑对抗的一种方式。
一条窄窄的通道，数十万人挤在这里，从最初满怀希望的狂热到后来充满了绝望的狂热，几十个小时的队排下来，肚子都快憋炸了，气又透不过来。喘息时，都努力仰起脑袋，把舌头伸在外面，就像被抛在干涸河床上的鱼，一次又一次地徒劳地鼓腮换气，又渴，又饿，而他们渴盼着的那列火车，也许永远不会开来了，也许早已开走了。在这样的绝望与极度的压抑中，谁能受得了？每个人的精神都已濒临崩溃。耳鸣，脑袋嗡嗡作响。这都是疯狂的前兆。你感觉他们就快要疯了，已经疯了，一眼望去，茫茫人海中全是让你恐惧的眼睛，闪着火光。
你感觉整个世界都疯了，你感觉自己也快要疯了！
这是一位武警战士的感觉。他才十八岁，还是个新兵蛋子，和我儿子一样大。他稚嫩的、光溜溜的娃娃脸，天真的眼神，要懂事又不懂事的样子，让你萌生出深深的爱怜。然而，在那个非常时期，他是一个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他必须以全副武装的方式来捍卫那铁一般的秩序。有人朝他脸上、朝他那像火光一样闪耀的帽徽上吐唾沫，骂他兔崽子，狗腿子，婊子养的。他只能默默忍受，承受，腰板儿直直地靠着护栏。
我想到我十八岁的儿子，他还那么不懂事，还时常在他娘跟前和老子跟前，小疯小癫地撒娇，顽皮，受不了一点小小的委屈。说实话，我真想把他也送到这军营、警营里来，像这个十八岁的武警小战士一样，只要这样经历一次，他就肯定能从一个角色变成另一个角色，从一个小男孩变成一个战士，用坚毅的表情面对一切，尽管这让他的表情有些呆板和生硬。
有这样一个年轻的武警，小陈。他的口音不太好懂，也可能是小程。走近了，你会发现，这位当上了武警少尉的年轻人其实不善言辞，口舌笨拙得可爱。他个头不太高，并不是那种很魁梧的军人。但他一笑，你立刻就知道他是一个军人。他露出了中国军人的微笑。
在这个非常的春运期间，他带着二十多名武警战士手挽手地组成了三道人墙，三层意志坚强的防线。这是最悲壮的对峙，他们和旅客是面对面的，中间隔着一道铁栏杆，然而，连这样铁打的坚固的防线，在旅客的拼命冲击下，也像被奔涌的巨浪冲成“S”形，铁栅栏也已扭曲变形。眼看防线就要冲开了，战士们尝试用网状分割的办法隔离人群，但还没来得及动手呢，旅客就有了对付的办法。这不仅是力气的较量，他们也在较着心劲。你想插进来，想分化他们，没门，他们胸贴着背，人贴人，后边的人死死抓住前边人的腰带，这样一个抓一个，把所有的力气往一处使，往同一个方向使。
武警根本插不进去。当数十万人朝着一个方向时有多大的力量？但他们这样轮番地一次次地发起冲锋，那道防线仍没冲垮，还是坚定地守护在那里，这又需要多大的力量？这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些冲在最前面的人，浪峰上的人，被一股力量掀起来，有的已经踩着武警战士的肩头，甚至是站在了他们的头顶上。为了保住防线，武警战士也搭起两人高的人墙，就像1998年抗洪时面对不断上涨的洪水，用血肉筑起的堤坝。就靠这样的攻与防，成千上万的旅客与少得不成比例的武警战士，数天来，一直处于某种动荡的平衡状态。
然而，这样的平衡最终还是被打破了，武警的防线，突然被撕开一个裂口……
——后来我才得知，这个要命的裂口并非武警的防线突然松弛，这是一个人性的缺口，也是人性的柔弱处。当时人群里有一个妇女昏倒了，小陈正要过去把她抬出来时，人墙在一瞬间出现薄弱的缺口，那些早已失去了理智的人哪里还顾得了这些，哗——，疯狂的人群如洪水滔天般从这个最薄弱的地方冲了进来，一时间凶猛无比。
“危险，有人被挤倒了！”人堆里传出一声声女性和孩子凄惨的尖叫声。
“啊，踩着人了……停下……”
谁又能停下？谁又停得下？哪怕略为一愣，就可能被后面涌上来的人流掀倒，就可能被踩在他人脚下，就可能被踩死。这也是武警战士最担心的，他们的守护，就是为了不酿成更大的悲剧。而面对这样一个缺口和汹涌的人流，这些战士们又是多么的无助。他们是武警，全副武装的警察，但你不能朝他们动武，这就是你拿生命守护着的人民，你的神圣职责，就是为了不让人民受伤，一个也不能伤。
你只能自己负伤。你只能冲上去，把缺口堵上。
小陈冲上去了。顷刻间，突然有什么东西朝他掷来，忽的一下砸在他英俊的脸上。他两眼一黑，下意识地伸手一摸，摸了满手的血，热乎乎的。——这个伤口后来缝了八针，像一条丑陋的暗红色的蜈蚣。小伙子没想过差点就这样牺牲了，他最担心的是若是留下这条像蜈蚣一样的伤疤，破了相，那可怎么办。这是人性最真实的一面。采访中，一个漂亮的女警花跟我说，她最怕的不是牺牲，是怕毁容。这话让我感动了许久。而以前我以为生命是最重要的，现在我才真实地感觉到，人类的确还有超越生命的价值。
那么回家呢，对于那些旅客，难道也可以超越生命？
很多武警战士都受了伤。小陈当然不是唯一的。在2月1日晚的几次冲击事件中，有二十多名官兵受伤，多是被硬物砸伤，最严重的是被人用拳打伤。而在前一天，副指挥长朱广英就被旅客扔出的一瓶满满的矿泉水砸中左耳，他半边脸红肿得老高，但他还在广场上来回指挥，耳朵里灌满了嘈杂的声音，但很近的声音却听不清楚，像耳里被塞上了什么东西。后来经医生检查，才知道是听力出问题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恢复过来。
就在小陈受伤时，战友小贺正在他身旁，直接面对着汹涌的人群。而这些疯了般的人群，也很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他们先把女人和孩子举过头顶，想让她们直接滚入栏杆内侧。武警战士只能把她们接住。一个妇女成功了，马上就大声呼唤其他的女伴也采取同样的办法过来。
有位年轻妈妈昏倒了，很快被抬了出去，她在医疗点治疗时，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小贺又要守住防线，又要抱着这个婴儿。这混乱的场景可能把这个刚来到人世还不久的婴儿吓坏了，一个劲儿哭，小贺还得慢慢哄着。还在做儿子的他，好像突然长大了，长大了整整一代，成了一个父亲了。终于，那个做母亲的哭泣着走过来，把婴儿抱走了。他这才又拿着凳子架在栏杆上，小心翼翼地，继续和旅客们对峙着。其实从一开始，这铁打的防线就不是铁板一块，这数十万人里头，谁知道有多少心脏病、高血压病人，还有多少老人、孩子和孕妇。对于这些弱者，武警是可以开口子的，是可以先放他们进去的，那些抱着小孩的大人也可以先进去，但只能进去一个。
这情景，我曾在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中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时看见过，我自忖是一个心硬如铁的男人，但我当时没看得太清楚，泪眼模糊。或许，只有最柔软的人性深处，才有这样让我感动的东西。而面对这些最弱小的人，那些武警也很感动，心很软，听他们说，那些天，被挤晕倒的人数就超过了一千人，还有那些突然发病的，都是他们高高举过头顶，像是生命接力，一个一个地在人的头顶上传递着，从人海里抬出来的……
但更多的人，你必须拦在外面。他们何尝又不想把每个人都放进去，他们这样拦着他们，为的，就是保护那些弱者，也保护这所有的人不在失控的混乱中受伤，甚至死亡。这是在非常时期对生命的捍卫。然而，人群中冲他们发出的，却是怒骂声。那都是我此时不愿记录的骂声，只有当你对你想骂的人仇恨到了极点，你才会那样骂。这样的叫骂中，让我们的武警小贺最伤心的一句话却是：“你们没有良心！”
“你们没有良心！”……
这不是最难听的叫骂，你无法清楚地描述出那种感觉。
你真想放声哭出来，然而，你却只能咬紧牙关站立着，把满腹委屈死死憋在心里。
小贺后来说，他更多的其实还不是委屈，而是觉得心痛。他理解这些旅客，有的旅客在雨中等了几天几夜，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几天几夜了，数十万人这样挤在一起，又冷，又饿，天气又这样恶劣，在这样漫长的等待与拥挤中，他们连大小便都没法解决，想进，进不了；想退，退不了，真是比坐牢还难熬啊。而有的人被抬出来了，又想重新挤进去。一个女人边哭边喊：“哎哟，我胃痛得不行。挤的时候，一些男人的胳膊肘挤我的胃，我晕倒了，才被抬出来。但我不能一个人走啊，我老公还在里面，也不知在哪里，还有两个包找不到了，都十几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也没有水喝，已经挤了一天了……”然后，是一长串神经错乱的难以听得懂的怨言和哭诉。
这样的女人又岂止一个，很多，不知道有多少，她们，这些可怜的女人，坐在栏杆的另一边，哭着，诉说着，其实她们也并不是要说给谁听，这是一种释放的方式，就像那些男人的喊叫，怒骂，掀起的滔天巨浪，都是人在精神濒临崩溃状态下的一种本能的释放……
他们的精神已经处在极端危险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得非常小心。
我还记得孩提时，听我外婆说，当一个人快要疯了时，你千万不能说他疯了，你一说，他立马就疯了。他就等着你这句话呢。当时我觉得挺荒诞的，现在我才理解，在人精神崩溃的临界线上，一句话，一个细节，都可能让他脆弱的神经突然倾斜，崩溃。
在广州，有一个人或许和我有类似的感觉。她叫陈晓琳，是广东电台春运节目的主持人。那些天，她一直在做关于春运的特别节目，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每年都要做的。但只要说起那一次的惊心动魄的经历，她的脸色和声音立刻都变了。
那天，下班后，她开着一辆红色富康车从人民北路的电台驶出来。右转。红灯。车停了。她的车，恰好停在了一辆警车和一辆军车后面。当时，路口已被管制，社会车辆严禁跨越，但军警看了看她车头的采访车标志，一挥手让她过去了。一进入封闭区，她就知道她做了一个多么错误的决定。她紧紧跟着的警车、军车瞬间就被汹涌而来的人流冲散了，她的车一下就被人流围着了，不，淹没了——车停着，可车在人海中颠颠簸簸摇摇晃晃。她根本不敢看窗外，那是她不敢面对的人，一个个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疲倦，肮脏，板着冷冰冰的脸，嘴唇是干裂的，眼窝是深陷的，露出凶悍与急切的表情，像吃人的生番。
她身子缩成一团，脸抵着膝盖——她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无数人就像流沙一样地堆在她车的四周。而对于流沙，或许只有生长在大河边的人才知道，那是比凶猛的洪水更险恶的一种东西，有时候，一条船在河流里风平浪静地走着，突然，一下子消失了，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消失的。这就是流沙，它可以把一条船在瞬间就无形地吞没，埋葬。我不知道陈晓琳是否真正懂得流沙的意义，但在那一刻，她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尤其让她恐惧的是那些窗边的眼神，空洞、无助、冷漠，瞳孔绝望地放大……她感到头皮一阵阵发麻，两腿下意识地颤抖起来。她紧闭车门，突然发现车窗还留了一条缝，赶紧神经质地关死。她后来发现，倒后镜和行李箱被刮得乱七八糟了。这没什么，最可怕的是，如果这时候，只要有个人喊一声，这些像马蜂一样扒在她车身上的人，就会迅速把她给吃了……
应该说，她感觉到了人类在精神濒临崩溃时的那种状态。她非常小心，一百多米路大概走了半个小时。当她终于走出这些绝望的人群时，她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当她看到人群中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看到那个女人怀里的孩子跟她女儿一样大时，她哭了。后来，她在电台中，不断地劝说滞留在火车站广场的人不要回家，她给他们算着回家和不回家的成本，她声情并茂地讲述着：选择在广东过年有政府免费提供的电影和娱乐活动享受，还能省下来回路费和花销，这笔钱足够在广东过个他们从未有过的好年了。她这样说着，广东省委、省政府也在劝说着，都诚恳地希望这些农民工能正视现实困难，留在广东、留在这片他们洒下了辛勤汗水的地方，过一个特别的春节……
在八十多万种声音的嘈杂中，那些大喇叭一直没有停止这样的呼吁。
然而，在这些急于回家的人背后，又有多少难以言说的东西，那是无法通过简单的对比和计算得出结论的。回家，每个人都疯了般的想回家，除了回家，仿佛早已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何在。后来也有很多学者分析说，回家是一种疾病，它与我们社会的某些病灶被激发有着深刻联系。
以色列学者马特拉斯说，都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移民现象。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大批农民工开始拥入中国各地的大小城市，中国也成了世界上人口流动最大、流速最快的国家，但我们的制度，以及我们在本质上并未改变的城市管理方式和户籍管理方式从一开始就未为这样的人口大流动做好准备，后来陆续出台的一系列制度，其出发点也并非为这样的流动提供便捷通道，而一开始就是针对农民和外来人口的，其出发点是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和其他流动人员当成了严格的管理和处置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人口的大流动并未成为马特拉斯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仍然保持其农民身份，这似乎成了一种顽固的精神胎记，同他们对城里人的友善相比，城里人对他们则抱有一种天生的警惕、多疑甚至是歧视。
还在这次暴风雪来临之前，我就注意到了这样一则夹在报缝里的报道，它可能没有被太多人注意，在广州市第六届羊城“小市长”竞选征文中，不少中小学生认为要限制外来人口流入广州，甚至认为要定期遣返部分外来人口。孩子们的心灵本应是天真纯净的，而在一些中小学生的心里，却早早埋下了偏见和歧视的种子。孩童的心理世界其实是成人世界的映射，孩子们的歧视观念和排外意识不可能来自别处，而只能来自社会、学校和家庭。或许正是这样的排斥与偏见，造成了外来务工人员的不安全感，漂泊感，他们下意识地感觉自己是个外乡人，也就有一种更强烈的要回家的渴望，而每当春节这一特定的时刻，这种潜意识和巨大的集体无意识就像地震一样以极大的能量释放，爆发。
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都不是一句“留在广州过年”的临时性号召就能解决的。就像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所说，这些民工是拿命换一条回家的路，临时性的应对也许可以暂时管一下用，而他们未来更漫长的回家的路，怎么走，这也许才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今天，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已经成了许多城市最有活力的生产力。他们用尽全身力气，敲打着这一扇扇无形而厚重的城门，也试图敲开生命与生存的一线缝隙。然而，那些徒具象征性的城门钥匙，却从未授予过一个农民。他们和这些城里人其实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只是比他们晚来一些年头。如何消除这些充满优越感的城里人和充满自卑感的乡下人之间的隔膜，如何排除诸多的障碍性因素，让他们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可能需要几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制度的改善无疑是一个快捷通道，但制度并不能解决所有这一切。对于他们，其潜在的需求期望或许不仅只是一本城市户口簿，更需要真正、真切的尊重、理解、爱和同情，而城里人则要在他们面前学会谦卑。
一个社会想要和谐，安定，先必须排除那些不和谐不安定的隐患，尤其是那些表现在制度上的人为设置的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更应该消除。而对于这些外来人口，这不仅是身份的改变，而是精神的般若，涅槃，惟有这样，这种人口流动才会转化成极具中国特色的精神变革，这也无疑是我们这一传统的农业大国走向现代化的另一条路径。
我承认，在追踪这场灾难和次生性灾难的过程中，我的心情一直非常复杂。这其实也就是我们面对那些最值得同情又最令人恐惧的复杂人群的复杂心绪。这也是我们年轻的武警战士小贺的心情，你无法清楚地描述出那种感觉。他们骂你，朝你扔东西，你心里很难受，那个滋味很难说出来。小贺有时候会看花眼，突然在这拥挤的人海中依稀看到父亲瘦小的身影。小贺的父亲也一直在广州打工，年年遭遇春运。但回到家后，父亲从没有跟他讲起。现在，他才知道父亲在外打工的苦楚。现在，他也想大哭一场，想找到一种释放的方式。然而，他连哭的时间都没有，这些天，他日夜坚守在这里，他的手臂，也在执勤期间脱臼了，他让人接上，继续执勤。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守护和他父亲一样善良而无助的人，让他们平平安安地、身上没有一点伤痕地回家。
哪怕在最紧张的对峙中，他也只是一刻不停地呼喊：你回家重要还是生命重要？
人群里传来如狂风呼啸般的喊声：我们要回家，死也要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