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
我曾在南方一所偏僻的大学教书数年，在那里我结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阎君即是其中的一位。
这老兄学的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很偏，不值钱。当很多人离开日渐被社会淡忘的校园，离开拥挤闭塞、常年见不到阳光的书斋，到另外一个五彩缤纷的校外世界里去，当上上下下齐呼“傻得像博士穷得像教授”的时候，这老兄竟然真的去报考了一所大学的“博士”，下定决心向“教授”那条路进军了。当时他已是32岁年纪，有一妻一女，分有一室一厅住房，马上就要晋升讲师。他费了很多周折才获得报名权。
当时我也正苦闷着自己将何去何从。我站在大学的讲台给大学生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时候，我的工钱是每月54元人民币。后来我拿了硕士学位再登讲台，转而讲尼采和克尔凯郭尔、讲海德格尔和加缪时，我的工钱每月加了9元，仅够维持在学生食堂吃中档菜的生活。在那时节，同事的排挤，所谓领导的威压，找不到对象的烦闷，又齐齐缠绕着我，使我几乎走到了弗洛伊德所描绘的“歇斯底里症”的边缘。清贫我可以忍受，若在这“清贫”之上再加上“勾心斗角”四字，我是无论如何忍受不下去的。
这一年的冬天，不记得是1988年还是1989年，在那间12平方米，我又只有一半居住权的“窄而霉”的小斋里，我正望着摆满床头床尾、桌上地下一堆堆沉默不说话的书籍发呆时，阎兄来到我的住处。我问他北京的天气冷不冷，他说很冷，冷得怕人。然后我又问他：“北大博士生住房条件怎样？”“两人一间，每人大约6平方米。”“助学金多少？”“每月110元，加各类补贴，共150元左右。”停顿了一会儿，我又问他：“你舍弃了已得的住房和那将得到的讲师，远离妻女去读博士，划得来吗？”“谈不上划得来划不来，不想在一个地方呆太久，想走，走得远远的。我是把它当成一种生活去看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把这老兄送出去很远，等他上了公共汽车拐弯不见了，才又裹紧身上的军大衣，在凛冽的寒风中返回。我已经在这个穷乡僻壤度过了好多个冬天，只感觉这年的冬天格外的冷，不仅有风，还有像锥子一样扎着手和脸、一点温情也没有的冷雨。冷风冷雨之外，便是看不到尽头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漫漫长夜。我缩回到已有一年多没有洗并且已很冰凉的被子里，望着白色的天花板我又想起阎君的话，也许穷，也许窘，也许划不来，但我们把这一切当成一种生活去看时，情形就会有完全的改观。
“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当我们这样告诫自己时，无论怎样为难、怎样无奈、怎样无依无靠，我们的心灵都可以获得某种安慰。
一生中有很多事情是划不来的。因为出身的卑微，花十二分努力才达到他人三分功夫所达到的境地，我们划不来；因为长得丑，尽管心地善良却总得不到异性的青睐，我们划不来；童年时别人可以上幼儿园学英语，学钢琴，学“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我们只能上山下田放牛砍柴，我们划不来；长大了别人有舅舅在公安局、叔叔在人事处办什么都方便，我们却只能举目无亲两眼泪汪汪，孤身一人闯天下，我们划不来；用无数个白天经营一生却只换得个漆黑的坟墓，我们划不来……好多好多事情本来就是划不来的。
这划不来的一切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无法摆脱它推开它，因为经历了这一切才走到现在。
好好活着就划得来。因为我们拥有生命。生命是一个最伟大的奇迹，无论经历了多少悲哀、落寞，我们依然拥有尊严、健康和生活的意义。所以，没有什么比好好生活更划得来。
只要活着，就有机会，只要好好活着，就能划得来。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