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
冼星海同志来延安的时候，正当我将要动身到前方去。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记不起和他有过什么个人接触。但是，他那热情地在群众中指挥着歌唱的景象还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他一到延安就是很活跃的。到处去教唱歌。在鲁艺，似乎首先是教唱《青年进行曲》。因为这个歌的后一部分他略有改动，与已经流传开的唱法有点不同，所以他一到鲁艺就教大家唱这个歌。那时鲁艺还在延安城北门外，还是草创时期。没有大的教室，也没有礼堂，他就在运动场上站着教大家唱。场子外面，就是一片长着草的坟地。想起这些，抗战初期的延安那种艰苦简陋然而生气蓬勃的景象就完全回到了我心里。冼星海同志一来到延安，他的活动与作风就和这种空气很和谐。
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前方跑了九个月之后，我回到了延安。我听了冼星海同志的《黄河大合唱》。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有力的作品。虽说对于音乐我几乎近似聋子，连听音乐的训练我都缺乏，这个大合唱却震慑住了我。也许有的人会认为冼星海同志的这个大合唱和其他作品还难免常常带有泥沙吧，但是，正像黄河一样，泥沙不但不妨害它成为黄河，或许甚至于还是它构成波涛汹涌的壮观的特点之一。这当然是我今天的艺术见解。在当时，我是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与勇气来这样承认冼星海同志的作品的。听了《黄河大合唱》，虽说的确也震慑于它的气魄，但我当时却并没有热烈地向作者或向旁的同志表示赞扬。这不是由于我对音乐完全无知而来的谦逊，而是由于我当时的艺术见解的限制。那种艺术见解是那样可怜，对于已经在广大群众中证明了它的成功的，甚至于在自己的心上也引起了震动的艺术，却仍然矜持地带着保留态度冷淡它。
就在我离开延安的短短几个月中，冼星海同志不但产生了许多作品，并且组成了、训练了一个很大的合唱团。除了音乐系的同学，这个合唱团还吸收了他系的同学，学校职员，以至勤务员。有一个叫刘明的小鬼就是冼星海同志选拔了出来，参加了合唱团，而且为他所喜爱的。在《黄河大合唱》的表演里，就有他。我离开延安前，这是一个很顽皮的脾气不好的小鬼。现在，他在音乐方面有了表现。冼星海同志的这种做法正是一种朴素的群众路线。
那年九月，鲁艺就搬到桥儿沟去了。冼星海同志和我就住在一排窑洞。那是鲁艺的教员区，叫东山。相隔不过十来个窑洞，差不多站在门口就能够互相看得见，叫得应。可以算是很邻近了，然而我和他之间的个人接触也仍然并不多。
他是一个比较木讷的人，不善于吹谈，也不大找人吹谈。他不是一个人曲身坐在窑洞里挥笔作曲，就是和同学们在一起忙什么。他那时是音乐系主任。这是他那一方面。在我，则那时我们文学系的几个比较接近的教员有一种不好的作风，喜欢我们自己在一起高谈阔论，旁若无人。现在想来，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可以自负的地方。我们几个在文学上都还没有什么成就。但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可笑，有了成就可以成为“包袱”，没有成就也可以成为“包袱”，因为他可以满足于他幻想中的未来的成就。他系的教员已有对于我们这种作风表示不满的了，然而我们并不引以为戒。我们无形中自以为我们从事文学的人思想性强一些，而高谈阔论正是我们思想性强的表现。事实证明了这种自负的悲惨：文学系的教育我们没有办好，我们自己也没有写出怎样有价值的作品来。
冼星海同志却是一个埋头用功的人。新的歌子、合唱不断地产生。他写一个大合唱总是紧张地写七八天即完成。有时我们到他窑洞里去，他把他正在写着的《民族交响乐》的写成部分搬出来给我们看。那已是厚厚的好几大本了。他向我说，他已经写坏了好几支派克笔。这，我想不仅说明他的创作的丰富，还可以想象他创作时的情绪的饱满与奔放，仿佛五线谱成了他的键盘，钢笔尖成了他的手指，他完全忘却它是容易磨损的金属了。这一点倒是我们文学系的几个同事所共同羡慕的，我们觉得一个真正的创作家是应该这样，和喷泉似的，不断地有作品奔迸出来。
一天他和我一起进城。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蓝色的天空里太阳放着灿烂的光辉。为着怕敌机来袭，我们就不走那条要经过飞机场的平坦大道，而走后面山沟，并要爬一座山。在途中，他向我说，他读了我在《中国文化》上发表的《一个泥水匠的故事》。他朴素地同时很诚恳地说：“我们应该反映工农。”他喜欢我那篇诗歌里所歌咏的那个农民的故事，他打算把它采取到他的《民族交响乐》里去。我说：“这有办法写到音乐里去吗？”他说：“音乐是什么都可以描写的。”
那是一段长长的路程，我们零零碎碎地还谈了些别的。但是上面那段短的对话却突出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忘记。在当时，他的强调反映工农的主张并未引起我注意。我只是淡然听着，觉得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说法而已（在下意识里，也许还轻视它，认为是一种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说法）。的确，冼星海同志并不是一个对艺术理论很有研究的人，他并没有一套完满的理论来宣传他的主张。但是，由于他经历过贫苦的生活，由于他对于工农大众的解放事业怀抱着热忱，他能够朴素地认识这个真理，并且实行它。
一九四〇年五月，冼星海同志飞到苏联去了。他走后，延安开始了一个歌声消歇的时期，一直到新秧歌运动起来以后才又到处充满了歌声。那是鲁艺在艺术上强调提高的两三年。艺术水平啰，古典名著啰，写熟悉的题材啰，这一些东西被不适当地强调起来，把艺术和广大的群众隔断了。这是一个沉痛的经验。这说明假若我们对于艺术的要求不是从群众观点出发，不是把在人民生活中实际存在着的各种艺术，高的和低的，新的和旧的，首先是一律给予适当的承认，其次才是加以分别的改造或提高，这样来通过这个艺术大军去推动与组织广大的群众，而是从书本上的文艺理论出发，从文艺史上的名著出发，或者从个人主观的欣赏与要求出发，则我们所作的不过仅仅是削弱了以至阉割了艺术在人民解放事业中可能起的伟大作用而已。
当我们在延安经历着这个痛苦的错误经验的时候，冼星海同志却在苏联进行着艺术活动。假若一个时期他仍留在鲁艺，他是会成为当时的错误方针的俘虏呢，还是会不赞成呢，这是难于估计的事情。苏德战争爆发了。听说他曾在列宁格勒围城中。详细的情形是不知道的。有时我碰见他的夫人钱韵玲女士，我也问：“最近得到星海同志的消息吗？”她总是笑着回答我：“没有。”她一边抚养她的小女孩妮娜，一边也参加着音乐系的集体的政治学习与生产。她是在愉快的生活里等待着星海同志的归来的。
现在，苏联的爱国战争胜利地结束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取得了最后胜利。本来应该是星海同志回国的时候了。然而，代替他的回国消息的却是他在莫斯科因患肺病而去世。这，不仅对于他的亲属是一个意外的不幸，对于中国艺术界，也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