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粟
自清末以来，梁启超的名字一直与康南海并称。可见他在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
民国六年，梁先生撰文抨击窃国大盗袁世凯，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我也曾投书表示敬慕与声援。
一九二二年初，我应李建勋、经亨颐诸先生之约，到北京高等师范去讲学，有一次听说梁先生也坐在主席台上，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大约一刻钟之后，我想他听他的，我讲我的，错了可以向他请教，不应当怯阵。语言又逐渐流畅起来。他也听得很有兴味。
诗人徐志摩编《晨报副镌》的时候，我是撰稿人之一。一九二五年我去山西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回京后，见到志摩，他认为我住在西长安饭店很不方便，便将我拉到松树胡同七号下榻。
梁先生是志摩的老师，每天除去研究学问，撰写文章和在清华大学讲课之外，常常到松树胡同来打两圈麻将牌，让大脑松松弦。我们虽然早就相识，但是谈话的机会不多，这次重逢，才谈及很多问题。
“刘先生！我们同游南海康先生门下，你在上海办美专的事我也久有所闻。虽然，我已被聘为校董，但对学校的事情过问极少，没有贡献，常为此不安。今天又在一起，十分高兴，希望你不要见外。”梁先生对我非常亲切，竭力想打破我的拘谨。
“梁先生是前辈学者，论学问可以做我的老师，说到同门，太使我惭愧了。”我还是很局促。
“近来有油画新作么？”梁先生岔开了话题，尽量说些使我有兴味的事情。他也很喜欢油画。
“有。”
“明天带几张来让大家欣赏欣赏呀！”他的语调很真挚。
第二天，我带来几张山西速写，还有北京中山公园等地的油画写生，当时在场的有胡适、徐志摩、蒋百里和侄儿复聪（璁）。
胡适对绘画虽然欣赏，但谈不出什么高明的见解。最倾倒的是志摩。他认为拙作有点“玄学”意味，不拘物象，不失物象，色彩浓烈。他喜欢米开朗基罗的雕刻，欣赏“力”的美，而壮阔雄奇的浪漫主义精神，与他诗歌有合拍的一面。他的诗和散文不仅仅是空灵，也有气度恢宏的地方，可惜英年早逝，这种风格未得到充分发展。
梁先生看着画说：“这张古柏笔力充沛，是扛鼎之作，好！不亚于去年你寄给我的那张《西湖南高峰》。”
“调子十分明快，带有东方画的色彩，是海粟自己的东西！有意思！”志摩也在一旁助兴。
梁先生将画放在条桌上，退后几步，仔细地打量。那眼角的皱纹，显得有些老态了。
“经得起反复看，将来可以大有创造，努力啊！你去年送我的那张，我挂在客厅里常常欣赏！”梁先生点头一笑，继续看画了。
“光有西画还不能看出全局，隔壁屋里有纸笔，再画张竹子送我好吗？”梁先生越看越兴奋。
那时候，我极少画国画，更不擅长画竹子。但是梁先生出了题目，只好丑媳妇见公婆，画了一竿墨竹，下面配上小枝，枝头撇了两片叶子。
“好！”站在一旁的蒋百里先生拍手喝采。
“不错！”蒋复聪（璁）附和着。现在他是台湾故宫博物院负责人。前几年我赴港办展览，他还来看过我。他的孩子在上海，我们都盼望他能回来和亲人团聚，也为祖国统一出力。
我自知笔墨稚嫩，对朋友们的叫好只视为鼓励，付之一笑。
梁先生站起身来，看看竹子，便纵笔题上了“孤竹君之二子”六个大字。
一九四三年，郁达夫兄在南洋对我提起，他和郭沫若在上海受到封建势力的攻击，经济上又很穷困的时候，也用这六个字来互相慰勉，表达出患难兄弟之间真正的互相理解。
几天后，志摩请朋友们吃饭，除了梁先生以外，还有闻一多、王梦白、姚茫父、胡适。
胡适说：“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个畜牲没有入过诗。”
“不见得，清朝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梁先生真博学。
“猪可有人画过吗？”胡适又提出问题。
“没有人画猪而出名，但可以画。”梦白先生接着说。
“你能画一张么？”志摩也在凑兴。
“就用乾隆的成句为题好了。”梁先生喷出一圈圈香烟，微笑着。
“好！”梦白很快就画成了。应当承认，猪是很难以给人以美感的东西，用美的手段来表现，就要艺术家的本领。梦白所画，墨韵自然，浓处不死，层次分明，这是很难的。
梁先生题了那句诗，茫父也另题了一首，这张作品曾在《晨报》画刊上登载过。
这种聚会，次数很多，有一次我看到当时的青年诗人闻一多在给梁先生画速写像，他的画线条很厚实，奔放中有法度，后来才知道他会刻印，所以下笔不俗。这张像画得很成功，眼睛很传神，圆阔的前额显示出智慧。
“好啊！”我大声喝采。
“我不是画家，您和王、姚二位先生才是科班出身呢！”闻一多指着梦白、茫父和我，谦逊地笑了。
他知道我和郭沫若、徐志摩都很亲近，叫我也写新诗。我说：“我只爱看，不打算写。”他讲起屈原、李白，直抒己见，有很高的修养。
“你也画一张，好嘛！”志摩又出新题目了。
“不，梁先生累了。”
“不要紧，画吧！”梁先生很有兴致。
“刘先生，我画得不好！”一多非常谦和地说：“你快动手吧！”
在大家的怂恿之下，我拿起铅笔勾了一张速写。这张画被志摩拿去，寄到《上海画报》上发表了。
在松树胡同，我还见过梁实秋，他是来看梁先生和志摩的。话不多，语调缓慢。听说他在学术上已有成就，编的词典很见功力。在松树胡同见面的朋友，健在者除上海的孙大雨先生，只有他一人在台湾了。我希望他能回到故乡来，到北京、上海讲学，看看故园风景，大陆上有很多资料，可以提供给他研究。
梁先生还为我写了一把泥金扇面，内容是陈其年的诗。有一次他很恳切地对我说：“明天我回家，你也乘火车一道上天津去小住几天好吗？”
我欣然同意，那把扇子珍藏了几十年，直到“文革”时期才丢失。
志摩等人把我送到车站。这次坐的是头等卧车，两个人一个车厢，可坐可卧，窗明几净，空气新鲜。北方的原野辽阔，没有南方的沃野那样清翠，却更能激起人们对历史的情思。
我们说到了谭嗣同（壮飞），梁先生皱着剑眉，立起徘徊。车轮发出隆隆的响声，我正有点后悔，恨不该触及他的痛心处。他抬起右手，轻轻地拉上窗帘，手并没有放下来，用缓慢的语调说：“戊戌年九月廿一日，康先生已经离京出走，他住的南海会馆被查抄，我对壮飞放心不下，便跑到浏阳会馆去看他，要他立即出走，以避娜（那）拉氏的加害。他昂首望天，慨然有赴死之志，说话一片赤忱，闻之使我泪下。大意云：‘吾辈前日欲救皇上，铁错铸成，无法可救；今日复欲救康师，虽已出京，生死未卜，再见无期。忧愤填膺，唯死而已！’谈到天黑才匆匆告别，我没有回到下榻之处，住进了日本使馆的一间密室，次日壮飞提着一箱手稿来看我。我说：‘日本友人希望你东渡避难，徐图后举。’他说：‘任公请携吾文稿去东京，以图将来，吾一死以报圣主。各国变法，皆曾流血，中国不能例外，请从弟始，唤醒同胞则国事有望焉！’我说：‘君死固重泰山，而株连伯父，长者无辜，于心何安？’对曰：‘昨晚兄去，即仿吾父笔迹作书，叱弟不忠不孝，从此断绝往来。信置于枕下，故意使荣禄鹰犬获得，当不致牵累老父。身后之事已托付大刀王五，平素爱佩之凤矩宝剑，亦赠王君。此公任侠，可以信赖。诸事就绪，无所索怀，长为别矣！’乃相抱饮泣，一去三回首，二十八日，壮飞蒙难……”
谈到惨痛之处，他流下泪来。
我在少年时代看过谭嗣同先生的《仁学》一书，对他非常崇敬。他的献身是否必需，也允许后代讨论，但他为救国救民视死如归的精神，异常悲壮。崇高人格，足以激发当时年轻一代改革社会的激情，所以他的形象在我们的心中才虎虎有生气。
“梁先生在反袁世凯称帝时，知识界对您非常景仰！”我说。
“那件事已成过眼云烟。正因壮飞死于袁项城之手，对此奸雄面目，非泛泛之认识，人只要将生死置度外，无话不可说。杨晢子辈为袁贼利用，受其密旨，起草万言书，曰《君宪救国论》，为袁黄袍加身张目，旋即成立‘筹安会’！严几道先生陷身其中，苦不得脱身，他获得文稿后即抄以示予，予思戊戌后诸役，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民国肇造不易。复观泰西诸国史册，建共和后，改帝制者无一能持久，可谓称帝者必亡。乃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斥‘筹安会’诸公，文方脱稿，有人向袁项城告密。袁惊且惧，嘱晢子送来二十万元银票一张，为吾父祝寿，交换条件为此文不发表，否则将遭不测。戊戌之际，于未殉变法，愧对壮飞。今为四百兆生灵计，岂复营身家之私？乃将银票退回，晢子亦赧然而去。次日，袁指派心腹谓予曰：‘先生曾亡命十余载，此种况味，亦曾饱尝。何必自苦？’予答曰：‘予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宁乐于此而不愿苟活于污浊之空气中也。’文出，不胫而走，以其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耳。今往矣！”梁先生掏出手帕，擦着眼镜。
“那篇力作一问世，先生清名，高于清末！”
“为此饱经颠沛流离之苦，迄今思之，历历在目！”任公先生轻叹一声，良久无言。
我请他谈谈流亡情形，他沏上铁观音茶，边饮边叙，绘形绘声，可惜年代久远，已难以详细追述，只能述其大略了。
一九一五年腊月廿五日，蔡松坡将军按在天津予以及蒋方震、戴戡、黄溯初等人决议，准时在昆明宣布独立。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出击四川，沿途百姓欣然相迎，一则帝制不得人心，二则护国军纪律森严，所以一举攻克宜宾市。袁贼令曹锟、吴佩孚率部顽抗，次年二月，蔡军暂退大州驿。
予自津门抵沪，多次电请广西都督陆荣廷宣布独立，并派员联络，均无回音。三月下旬，陆派唐绍慧告知，若予去桂，陆即行动。唐即去南京与冯国璋协商，约返沪后联袂南行。此事为《时事新报》专电披露，袁项城下令获予即就地正法，暗杀予者亦赐重赏。亲友悬念，学子不安。经日本领事馆驻沪武官青木中将令部下松井与东京、香港、越南等地谈妥，予于三月四日乘“横滨号”出吴淞口，有唐绍慧、吴贯田（因）、黄溯初等七人随行，昼则潜居于锅炉房侧暗室中议事，夜间散步于甲板。天下之至乐，当于至苦中求之。七日至港，密探已潜伏码头，予一人留舱内，处境艰危。时护国军累累受挫，广西行动，关系全局。法国当局又规定，过越南境者需本人去领事馆核对照片，予思自广州经梧州入南宁，而同行不之许，只好偷渡国境。乃与黄溯初易西服，弃行李书籍，携一小皮箱，乘小轮登日本煤船“妙义山丸”，径发白龙湾。
船长以小筏潜送予与溯初登日商横山早在海面相候之游艇，上有女眷，周旋出入，以混过法、越军警耳目。但见白沙如银，怒海拍天，石岛耸于波上，颇似仙都，奇花异草，生平仅见。及诵曹操《观沧海》诗，逡巡一日，至夜八时靠岸，军警已去，方潜至横山宅。
因与陆荣廷约定来迎之日期尚有一周，市内时有军警搜捕，溯初去昆明，予被横山君送至帽溪，山脚小茅屋三椽，蚊蝇横飞，三餐粗粝，夜间一灯如豆，纸又用毕，难以写作，烟亦告罄。念前方将士苦于予数十倍，自身不能适应于突变之环境，实为学养不足之明证，乃作书勉儿女辈，人生唯常常受苦乃不觉苦，不致为苦所窘耳。几日后突患急病，痛苦难言，幸得牧场人以草药相救，愈后于三月廿七日抵镇南关，袁已于五日前宣布撤消帝制，松坡已胜曹、吴于川南。予通电全国，促袁退位，并密请独立诸省不与袁言和。余去龙州，所经村、镇悬旗结彩，父老迎余十里之外，鼓乐喧天，城中诸事，彻夜处理，又至两处演讲，及至南宁，左江两岸万人空巷，予目不交睫，手口不停三十八小时矣！四日达南宁，陆荣廷自梧州行营来迎，二日后广东独立，袁项城乃如网中之游鱼焉！
我听得出了神，不知不觉到了天津。
梁先生的寓所很幽静，树木花草，亭园布置别有风味。客厅里朱红色地毯上面铺着两张豹皮，嘴对着嘴。案上陈列着几件石器和青铜器，古拙淡雅，显得宁静。左边一间，是书房，从书架到地上放满了书，弄得走路都很困难。这样堂皇的客厅，我是初见，赠他的油画《西湖南高峰》挂在正中。
“梁先生对拙作太偏爱了吧？”
“不！本来就不错。”
李夫人出来接待我，她是一位温和贤淑的主妇，身体不太好，灰暗脸上带有病态。两年后便去世了。
饭后，我们作了长谈。
首先我问他：“你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
他想了一想，恳切地说：“这不是什么长处，你不要羡慕。我有两句诗：‘吾辈病爱博，用是浅且芜。’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捉到大鱼。治学要深厚。你应当尽一切力量办好美专，造成一批人才；此外还要抽出时间集中精力作画。基础好，天分好都不够，还要业精于勤。以上两件事要毕生精力以赴，不能把治学的摊子摆得太大。盖生命有限，知识无穷。‘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事办好，已属难得。力气分散，则势必一事无成。”
“谢谢先生的盛意，我一定把这一番话当作座右铭，努力去做。可惜学力有限，怕将来有负厚望！”我感动地回答。
一九二二年美专正在白云观办学，他来到上海，在我家便宴时，我请他去讲学，梁先生欣然应允。共讲了三个专题：《美术与人生》、《达·芬奇的生平和艺术成就》、《论创作精神》。他的讲演气魄很大，词汇丰富，知识渊博，一如他的报章体文章。由于他的《饮冰室文集》在学生中广为流传，对他的讲学反应很热烈。
在讲学之暇，有两件事值得一记，一是给我西湖风景册题了字；二是讲到诗词集句时，他说：“前年冬天，内子卧病于医院，我去作陪，她服药之后睡熟了，我没有事做，回忆宋词中的名句，集成多副对联，内有一联是送给志摩的，全文如下：
临流可奈清癯（吴文英《高阳台》），第四桥边（姜白石《点绛唇》），呼棹过环碧（陈西农《秋霁》）；
此意平生飞动（辛弃疾《清平乐》），海棠花下（洪平斋《眼儿媚》），吹笛到天明（陈简斋《临江仙》）。
这联很符合志摩为人和写诗的风格。下联隐括他伴泰戈尔游西湖，在海棠花下通宵写诗一事，十分自然。可见梁先生功力深厚。
他还为我写过两副对联，现在还有一副保存在家中，另外的一副，毁于十年浩劫。
一九二五年，我受到孙传芳的迫害，梁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对我都很关心。我驳斥孙传芳的长文，刊出于《时事新报》。这张报纸的《学灯》副刊由张东荪主持，他也是任公的好友。我和沫若兄都在上面写过一些文章。
在旧社会，我是不懂政治，害怕官场的派系斗争。梁先生的研究系和章行严先生的政学系中，我都有熟人，但从不介入他们的政治活动。友人黄溯初对护法出生入死，颇有功绩，很受梁先生器重。中国信托公司便是由黄先生主持工作的。有段时间，美专经济拮据，梁先生闻知立刻关照溯初送来一张五千元的支票，支持了教学，使师生都很感激。
在康先生门人中，梁先生的学识首屈一指。他中过举后才拜康老为师，老先生对他也很器重，在“百日维新”前后，许多重大决策，都很尊重他的意见。到二十年代之后，因为政见不同，师生间发生了冲突。张勋搞复辟，溥仪授康有为弼德院副院长一职，他接受了，并将这个头衔写进了他母亲墓碑。梁先生参加讨张运动，师生便成了水火。康先生当着我骂：“梁贼启超”，有时刺梁为“枭獍”。
我觉得不应该为了张勋复辟这一场闹剧伤害师生关系，便想借梁先生旅沪机会，让两人和好。我决定请他俩同席吃饭，但怕康老先生发火，便托人送去一张请柬。康老虽然没有来，却写了回信，口气缓和下来了：“海粟仁弟，请转卓如仁弟：因事不克赴约。”
我又请黄溯初先生去康老那里斡旋，次日，我陪同梁先生去看康老，晚年师生，和好如初。
不久，康老七十大寿，梁先生用乌丝格红绫写了十六屏祝寿文，对康先生的政治活动、教育思想、学术成就作了全面评论，可称得一篇评传，墨迹载于《晨报画刊》。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文献。
梁先生任过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桃李满天下，他最关心、最爱护的是徐志摩。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号嘉玢，一九一五年一月于归，婚后曾去德国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一九二二年三月志摩提出离婚，梁先生曾写长信规劝：“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痛苦（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扑（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贴（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苦（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这信对于青年一代，很有教育意义。
一九二五年七夕，志摩与小曼结婚，由于志摩父亲的坚持，胡适之的劝说，梁先生才出席证婚。地点在北京北海，宾客达百余人，梁先生非常严厉地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你们都是离过婚重又结婚的，都是用情不专，今后要痛自悔悟。祝你们这一次是最后一次结婚！”后来梁先生写信给儿子思永、思成说：“……我在礼堂演说训词一篇，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
梁先生的个性，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突出。
梁先生去世之后，上海的友生很是悲痛，重视学术的张元济先生，召集亲友谈论梁先生的学术成就，也曾作出编印全集的决议，后来并未完全办到，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先生之墓系梁思成设计，简朴庄严。历经浩劫，也还保存下来了，令人庆幸！
梁先生给我写的信件，已在“文革”中损失，这里仅存的两封信是从残破册页中找出的。
海粟：来书言之慨然。世俗固极陋极，不可以为伍，则唯有斗之斥之，以警其俗而破其陋。海粟豪爽，盍兴乎来共作战矣！
讲义收到，今晚阅过，不禁笔痒，一起遂不可止，得三千言，且较原文逾倍矣。我言甚朴，因不愿唯公教之。
歆海犹未归，失意事多，可叹；然得意亦尔尔，或不如失意为饶诗意，否则亦无可为比量矣。
海粟仁兄惠鉴：奉书敬悉。尊议倡购德国所印文艺复兴各国美术名迹，甚善，甚善！此议君劢前亦曾提过，亟应发起募捐，望公即拟一捐启，弟当列名发起，并一尽微力也。专此敬复即颂台安不尽！
第一笺中开头一段话，指的是孙传芳及其爪牙，借模特儿事件，再次向我发起围攻，梁先生表示了义愤和声援。讲义指的是在他讲学之后，学生笔记不全，希望学校印发记录。梁先生审阅了记录稿，又补充了三千字，可见他教学之认真，对青年们之爱护。
第二笺指的是美专需要增添一些外国名画的复制品，来讲述美术史，向国外订购，花费很大，梁先生表示支持，并曾捐款，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上海美专的关心。
一九二六年初秋，我在上海出版《海粟近作》，他写了题词：
“杜工部云：‘语不惊人死不休。’艺术家不具此胆力及志愿，未足与言创作也。
海粟之画是真能开拓得出者。比诸有宋词家，后村龙川之亚耶！抑杜老又言：‘老去渐于诗律细。’海粟方盛年，日在孟晋中，它日波澜老成，吾又安测其所至也？”
这些话写于五十七年之前，可看出一位学者对后进的勉励和鞭策，现在读到这些话，汗颜之余，更加怀念先生了。
（柯文辉执笔）
（《齐鲁谈艺录》，山东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九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