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步伟
适之！我写这点认识你的记忆，先须对你道歉，你是提倡白话的，我写了几十年就写不好纯粹的白话来，因为我从小就是学文言出身的，所以我若写点东西，总是由白话而渐渐转入不文不白的调子，所以现在也只好如此写法了。
我第一次认识胡适之是在民国八年的秋天，有一天我的朋友来我医院里找我，说韵卿你能不能抽点时间到北大或师大去听听美国的大哲学家杜威的讲演，我说我不懂哲学，又不懂英文，何必花时间去听，因其时我刚从日本回国，自己开设医院在北平西绒线胡同，终日忙碌不能顾及别事，友人说我们可以找一个晚上去听，你不用愁不懂这个那个的，有一位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做翻译，不但说的有精有神，而说到一般人都可以懂哲学，并且他人非常漂亮有丰采，你非去听一次不可（可惜我不记日记，忘了月日），我即和我的朋友约定某一日晚上到北平师大去听讲演，从杜威先生龙钟状态，更显出胡适之的精神焕发了，这是我第一次与适之在公共场所中识面而已。
民国九年九月中，赵元任由美回国，我因为和他的表姐在日本学医同学，所以他回国第二天我们即见面。这时赵元任在清华教书，以后每隔两天总到城里来一次，一来也总到医院来玩玩。一天，他约我到他朋友家去吃晚饭，我说不认识的人如何贸然即去吃饭，赵元任说无碍，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未见过他的太太，二则你们还是同乡呢。我是向来不问人名地名和年月的人，就和他二人一同往北平后门钟鼓寺后，嵩祝寺四号。一进门主人穿一件深蓝绸夹袍站在堂屋门口，一见面别的话没说，就哈哈大笑道：元任你已有了女朋友了。我也还了一个哈哈道：就是你啊！他问我你怎么认识我的，我就告诉他一切，并且我为人也是向来爱开玩笑，不论对男女朋友皆然。所以我就回答他，去听演讲是因为去瞻仰你的漂亮丰采而去的，我并不懂什么哲学，他就抱着我大笑不已。不久罗素到中国讲学，由赵元任翻译，因此赵元任常到我医院来，与适之见面的回数更多了。
其后他发现我祖父是杨仁山，而又是最近几百年中研究佛学最深切的。他虽然不信佛学，可是他研究佛学，而又非常佩服我祖父，因为他们都是研究学问而又不是迷信者。以后大约在一九四六至四七年之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发现有我祖父的全套著作，他还打了长途电话到波士顿告诉我。
我和赵元任结婚以前和他见面时，他总常常偷偷地问元任你们快结婚了吧？我们总是笑而不答。我因医院刚开不久，不愿一下放弃我的职业，民国十年的五月底我们两个人商量好一定结婚，我们要用一个极简单的仪式而无特别繁文的结婚。有一天，赵元任跑到他家说六月一号约你到小雅宝胡同去吃晚饭，他猜到有点什么事，带了一部写考据的《红楼梦》来，还有一位朱大夫是我的同学，朱的弟弟也是适之的好友，家常便饭吃完了，赵元任拿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来请他们两位签字，贴上了印书税，就算婚礼完成。第二天晨报访问我们不遇，就去访问他，他就把一切经过告诉记者，次日报上的标题是“新人物的新式结婚”。同年八月，我们就到了美国，四年中他不断来信催元任回国。总说我们大家须努力建设新的中国，语言方面元任是不可少的人才，有时更鼓励我催元任回国。
民国十四年，元任回国任清华研究院教授，我们差不多每星期进城，大家聚会讨论。我要再设立新的医院，专研究和实行节制生育，但政府表示禁止，适之说你尽管进行，我们大家做你的后盾。如是我即在景山东大街又开设了医院，不过来者都是教育界知识分子。我又和他讨论，如此岂不是限制了优秀分子，而对于贫穷阶级仍无补于事，个人力量有限，政府又不能扶助，他非常赞成我的议论，只得暂时把医院关掉，慢慢个人宣传这个主张。
其后，元任就职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兼语言组主任，适之在北大，每年到南京来和梅贻琦两人总要在我家小聚些时。
后来卢沟桥战事发生，他们正在参加庐山会议，蒋梦麟、梅贻琦、胡适三家太太从北平打电报给我，叫我留下他们在南京，免得陷在日人与汉奸手内。我与他们争论好久，真给他们留下了。以后，政府疏散各机关入内地，我们到长沙，不久他就被派任赴美国专使，后又改任为大使。一九三九年我们到美，时相往来，有时打长途电话一两小时。
他卸任驻美大使后，我就劝他离开政治回到教育界来，盖我知其为人一生忠诚和义气对人，毫无巧妙政治手腕，不宜在政治上活动，常为人利用，而仍自乐。其时很多大学争聘其为教授，他因一时灰心，寓居纽约，谢绝一切邀请，其后因经济发生问题，其大使下任时银行只存一千八百余元，而又为我们再三敦劝，始就哈佛讲学一年，后又到各大学去讲学。
这次就任中央研究院，我们看他拿起全副的精神来对院务的发展和长期科学等等计划的进行。我们正在引领而望，虽然觉得他屡次发病是一个冒险的情形，有时写信希望他不要太猛力而为。没想到他是抱定一个鞠躬尽瘁的精神和宗旨，所以希望我们朋友们也事事往前直进，不要枉负他的争取自由的精神和革新的治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