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
林语堂先生逝世一年多了，这篇文章，早就应该在一年前写的；但每次一提笔，就抑制不住心头的悲痛，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写起。在我的感觉中，仿佛我为他祝寿写的《遥远的祝福》是昨天的事，怎么突然林先生不在人间？
——我不相信他去得这么快，也许这消息不可靠吧？
的确，我的脑海里，会发生过这样的愚问；但仔细一想，再重看一遍新闻，证实这是千真万确的消息，别的消息可以不真实，有关生死大事的新闻，怎么可以假呢？
于是我伤心，我流泪，我难过得几夜失眠，除了写信慰问林夫人外，我想写篇悼念林先生的短文，哪怕几百字也好；但我无法成文。
记得曾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说语堂先生得了一种怪病，看见老朋友就流泪不止，后来吃了一位中医的药才治愈，我的眼睛也有相似的情形，遇到心里有什么悲哀或不如意的事；或者看电视，看到伤心的地方就流泪不止。为了林先生的去世，我也不知流过多少眼泪，主要原因是我认识林先生有半个世纪，而我走上写作这条路，又是他老人家和孙伏园先生两人的导引，他们对我的爱护与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当我在上海艺大读书时，过着穷愁潦倒、苦不堪言的生活，假若不是林、孙两位先生给我安慰，给我鼓励，也许我灰心泄气，早做了黄浦江的幽灵。
那时候，我从故乡逃婚到上海，除了在汉口的《中央日报》认识他们两位作家以外，可说举目无亲。他们坚持主张我出版《从军日记》，我拼命反对，最后还是印出来了；当时因为有林语堂先生的序在捧场，销路直线上升；但我拿到的版税有限，每次三元、五元的拿，我又喜欢热闹，喜欢和朋友喝酒、看电影、吃吃馆子，或者帮助比我更穷的朋友；又爱买书、写信，邮费是我一笔最大的开支，直到如今还是这样。
我天生一副硬骨头，即使饿了三天三夜，只喝自来水充饥，也决不向任何人开口借钱；更不向两位哥哥求援。这时惟一的安慰，是去林语堂先生和孙伏园先生两家打牙祭，每次只要我去，总是留我吃饭的，不论午餐、晚饭，不吃，他们是不放我走的。
我的年龄虽然只比林先生小十二岁；但在学问、道德、经验各方面，我都只配做他们的小学生。每当我有什么问题向他请教时，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和我谈，一谈也许就是两三小时。
“过去不好的事，千万不要放在心上，犯过的错误，不要再懊悔，使自己困扰；要紧的是把握现在，展望将来；特别是年轻人，不要失望、消极，天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意志坚强，你的前途，完全把握在你自己的手里！”
这是多么有力的鼓励，四十多年来，我没有一天忘记林先生，也经常把他的金玉良言拿来对我的学生和青年朋友说，使他们也间接地得到林先生的益处。
唉！如今阴阳两地，永远听不到他亲切的声音了！
三封珍贵的遗书
冰莹女士：
自父亲写信给你以后，一天到晚只是等你的回信，今晨接到了，叫我们好不快活！《自传》及《从军日记》已翻完，有些删掉了，情形无双已对你说。现在父亲在修改，约一星期可看完，即可交给出版家去看。赛珍珠跟她丈夫都对此本书觉得无趣，只是待着看。望你盲肠炎割好，快快把补充材料寄来。圣诞节无论如何是赶不上，因为这里美国人办事，圣诞节要出版你的书，六月就预备好了，所以只得赶春季。听得你有意思来美，快愉大叫三声，只是旅费得看出版以后销路如何，如是咱们运气好，能销一万本，而每本卖价三元，你独自儿版税就有两千多块美金（即全数之半版税。通常百分之十，增至五千本后，百分之十五）。如是一本卖价两元，得销一万五千本，才有两千。（尊著大概卖两元半。）来回旅费约六百元，在此住每月至少得八十元，所以非两千左右不成。这里难的地方是赚金而得用金，如果就在中国的话，无论卖得多少，也有得赚一笔钱，你文稿快点寄来吧！（明春出版首次版税须九月底结算，来时若弟已回国可嘱赛珍珠照应。）（此处括弧中的语句，是林先生的笔迹。）
读你的《新从军日记》，真叫我五体投地，你的精神真叫我佩服。我们打算明春回昆明，本定由欧走印度洋回国，如今欧洲已宣战，也许改走商船渡太平洋直接到国土。我现在外安适，不胜惭愧，回国后我一定要参加工作。
近来前方后方工作如何？盼你闲时写给我们知道，兹附小照一张，望惠存。保重
如斯谨上九月五日
家父家母均问候你！
Lin Yutang
The Croydon
12 East 86 Street
New York City
后面是语堂先生的信，看笔迹就知道地址也是他写的。
冰莹：你自称小兵，实我对你们小兵只有惭愧。新著小说木兰名MomentinPeking《瞬息京华》，即系纪念前线兵士。此书系以大战收场，暴露日人残行（贩毒走私奸淫杀戮），小说入人之深，较论文远甚。弟在国外，惟有文字尽力而已，余不足道，打胜仗还是靠诸位小兵。已嘱诸女寄上《吾家》一书，奉呈左右（妆次！）。照片越多越好，以便选用。材料以探儿；第四次逃奔；在日本入狱为重要材料，随时寄来得及。贵团体活动情形照相亦可寄来，希望明春在昆明见面。祝你
康健
弟语堂九月五日
时赐来信为何
读了这两封信，心里涌起了无限的伤感，如斯（英文名字为Adet）和无双姊妹两人翻译拙作时，如斯才十六岁，无双才十三岁，他们的中英文造诣，都是那么好，固然家学渊源，天赋聪慧，是一原因，但后天的努力，孜孜不倦，虚心学习的精神，也是使她们很早就学业成就得到学位的结果。
真想不到语堂先生和如斯，都已相继作古，这两封遗书，这更显得珍贵了。
语堂先生是这样地关怀我，他和如斯不但把版税收入的情形，详为预算；而且恐怕我赴美时，他们已返国，所以打算找赛珍珠女士照应我；可惜那时如斯送我的照片，留在大陆，没有带出来。林先生和如斯的信，都没有写年，只有九月五日，我算一下，大约是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因为我找出书来，核对一下，林先生的序言是一九四〇年四月五日写于三藩市，书也是这年发行初版的，售价两元五角；再版书，我没有看到。当我三年前写信给赛珍珠的时候，他的儿子代他回信，说赛珍珠正在养病中，不便作复，所询拙作事，他回答说再版本已全部售完，此事就不再放在我的心上了。
第三封信，是十年前林语堂先生收到我询问他笔名的事回答我的：
冰莹：
示悉。赐赠照相当不错，可留为纪念。前函谈及弟所用笔名毛驴等，连我自己也不记得。宰予、宰我、岂青恐未必是我用的，不知何所根据？又弟不大用笔名。
慈航文章未知何时可以交卷。
文化复兴委员中有您的名甚喜。
语堂五六（注：一九六七年）、八、廿五
我们已经迁入新居，有中国庭院，闲时请来参观正在永福站后边，门牌33（三十三）号尚未钉上，电话依旧。
一个凄凉的梦
林语堂先生去世一年多了，为什么我到今天才来写文章悼念他，其中的苦，一言难尽，我的感情是奇特的，所谓奇特，不到某个时候，我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例如我的三位哥哥都已去世，我要写的不知有多少；可是因为回忆起来，伤心的事太多，往往未写泪先流，不知从何下笔。最近为族兄谢贯一写了一篇文章，他逝世整整十年了，每年遇到他的冥诞和忌辰，就想为他写文章纪念他，总是万语千言，无从写起，直到连接方圆先生和梁舒里先生三封催稿的信，我动了写的念头，有天晚上我突然梦见贯一兄来看我，第二天一大早灵感来潮，我终于完成了那篇八千多字的《哭一哥》。
昨天我把林先生的两封信和如斯的信找出来，复印一份，还有林先生送我的一张小照，在两个麦克风对着他时，他正在想说什么，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五日我向他要的，记得当时他还问过我：“为什么你要这张相片？”“留作纪念呀！”“我们不是合照过相片的吗？”“这张的表情好。”
是的，林先生、林夫人还有其他的朋友，在上海、在台北、在东京、在汉城，我们都一同照过相；但是我没有他的单照，想不到这回别的相都留在台北，只有这张带来了，也许就因为这张相片和三封信的关系，我昨晚梦见林先生了。
那是在永福里三十三号林先生的客厅里，我们相对坐着，我坐的是三人坐的长沙发，他坐的是单人沙发，林夫人从书房里走出来对我说：
“冰莹！你们多谈谈，我去厨房看看饭做好了没有？你吃了饭再下山。”
“谢谢你，我马上要走，因为下午一点有课。”
“没关系，吃了饭，我要司机送你，顺便我也进城买点东西。”
林夫人说，我还没有回答，她就走开了。
“你近来写文章没有？”林先生问我，他手里拿着烟斗。
“没有，一个字也写不出。”
“为什么？”
“也许是老了的关系；不过眼睛不好，也是个大原因，我不能多看书，更不能多写字，否则就会流泪，而且眼睛红肿。”
“你的日记还写不写？”
“仍然每天写，五十多年来，我没有间断过。”
“好！好！太好了，我早就知道冰莹有决心、有恒心的。”
正在这时，司机的女儿从厨房出来了，她刚学走路，林先生站起来去迎她，她伸开双手歪歪斜斜地向林先生走来，突然一下摔倒了，她哇哇大哭，就在这时我惊醒了。
梦，这是一个使我高兴的梦，同时也是一个使我感到万分凄凉的梦。为什么说是高兴呢？平时梦到朋友和亲属，没有不高兴的，特别是阴阳两世的人，能够偶然在梦中相会，实在太不容易了！至于梦醒后，内心感到的悲痛、凄凉，绝非言语文字所能形容的。从一点半钟开始，直到五点半，整整地四小时我闭着眼睛在回忆林语堂先生这半个世纪来给我的教导和鼓励。
忘年之交、亦师亦友
说句真心话，我是幸运的，这一辈子我交了四个忘年的朋友，顺着秩序算来，第一二位是孙伏园和林语堂两位先生，第三位是柳亚子先生，第四位是马星樵先生的夫人沈慧莲女士，他们都特别爱护我、关怀我，把我当作是自己家里的子弟一般看待。林、孙两位先生是最早栽培我，使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先进，没有他们的提携与鼓励，我绝对不会有今天，饮水思源，我没齿难忘他们的恩情。关于这一段往事，在六十三年（注：一九七四年）九月九日，我为庆祝语堂先生八十寿诞而写的《遥远的祝福》中说过，在此我不重复。现在要叙述的是我从林先生的作品和谈话中，得到一些为学与做人的启示。
我很少看到名人像林先生一样的有修养、一样的谦虚、一样的专心专意倾听对方的谈话、一样的仁慈和蔼。他和林夫人结婚以来，从来没有红过脸，我曾经问过林夫人：“您和林先生吵过架没有？他发不发脾气？”
“没有，他从不发脾气的！有时候为了他整天忙于写作、会客，或者演讲，我怕他累坏了，我干涉他，他从来不生气，有时候，饭菜都摆在桌上冷了，他还不肯放下笔，几次催他，他就说：‘太太，对不起，请你先用吧！我马上就来。’唉！他的马上，也许是一刻钟、也许是半小时、一小时，甚至根本忘了晚饭这回事。”
谈到这里，我对林夫人说：
“林先生太好了，他对任何人，都是那么彬彬有礼，甚至待工友，也和朋友一样。”
“可不是？他从来不摆架子，不骂人，用人做错了事，他总是原谅他们。”
这的确是真的，我读林先生发表在《传记文学》第十二卷第六期上的自传，其中也有这样的句子：
我永不能成为一个行动的人，因为行动之意义是要在团体内工作，而我则对于同人尊敬心过甚，不能号令他们必要怎样做，怎样做也。我甚至不能用严厉的辞令和摆尊敬的架子，以威吓申斥我的仆人。
有一次他告诉我，曾经遇到过利用他的名义，大肆活动的人，说完，又再三嘱咐我：“冰莹，你千万不可说出来。”
“不会，我会守口如瓶，您放心好了。”
亚洲作家会议完了，接着是世界笔会在韩国汉城举行，语堂先生是会长，哪怕再累再辛苦，他是非去不可的，事前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要我准备出席，外子坚决不赞成，理由是我曾经应韩国《女苑》杂志的邀请，与王蓉子、潘琦君两女士去过一次，这回应该把机会让给没有到过汉城的人去，同时也担心我的身体吃不消，王果之先生来电话，他还是不答应，及到语堂先生说了许多要我去的话，外子才答应考虑，最后总算他同意了，还去机场送行，后来林先生微笑地对我说：
“冰莹！你的先生很好，他假若坚决不放行，你又非去不可，那就不痛快了。”
看到林先生伉俪那种恩爱、关怀、体贴的情形，使我们又钦佩、又羡慕。
我和林先生最后见面是在六十三年（注：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蝉贞约我先生拜访林先生，回头再去荣总医院看多慈和马星樵先生。
一年多不见林先生和林夫人，想不到变化如此之大，林先生的记忆大不如前，他居然问我们两人到过韩国没有，似乎我们一同参加笔会的事，他已完全不记得了，当时我很难过，看到他端着汽水杯在发抖，也没有什么话和我们谈，我的心里不住地嘀咕：我下次回来，还能看到林先生吗？
这是不祥的预感，我只能藏在内心里，连蝉贞都不敢告诉；同时我也替自己难过，唉！谁能预料明天将发生什么事？谁知道我的现状能维持多久？多么不可预测的人生！
那天林夫人似乎很忙，她和我们打个见面礼就进房去了，直到我们告辞才出来。平时，林先生遇到有客人来访，总是有说有笑，决不冷场的。我猜想，他的突然改变态度，突然没有记忆力，可能因为如斯去世的关系，这个打击，给他们太大了！还记得如斯去世的第二天清早，我去慰问林先生、林夫人时，他们两人一见我就痛哭失声，我生平只看见三位老人这么伤心痛哭的，一位是先祖母去世，先父的痛哭；另两位老人，就是林先生和林夫人了，那天的悲哀印象，三个人同时哭得说不出话来，一直流泪不止的情景，至今一回想，就历历在目，唉！你为什么要去得这么早？这么惨？
写到这里，我真不能再往下写了，人生如梦，真是一点不错：其实语堂先生已年过八旬，可称福寿全归。他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对国家民族、对文学上的贡献太多、太大了，他的著作等身，躯体虽然离开了人间，他的著作永远和我们相伴，他的精神永远不朽，文学灿灿的光芒，永远闪烁在文坛。
作于一九七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