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
我觉得志希办大学，对国家最有贡献是他做清华大学校长的时候。清华是由中美庚款办起来的，原来隶属于外交部，他们把钱存在美国，浪费的不知有多少！志希做校长时，透过外交部、教育部，透过政府各种政策的运用，把这笔钱争取回来，成立“清华基金”。如果没有清华基金，以后清华不可能成为很好的大学。此外，他又注重实验，在北方除了北洋大学之外，对自然科学注重实验，首推清华。其他大学谈科学、方法学、伦理学很少做实验的。志希做清华校长，扭转了这一风气。这是对国家无比重大的贡献。他有这两大贡献，然而后来清华毕业的同学，对罗志希这位校长的功绩，不肯承认。我认为这是世界上莫大的不平之事。这些事他不肯说的。他吃过亏之后，过了四年，在南京他对我说：“当年你说的话，有些我听了，我自己也觉得很满意。但是有些当时你警告的，我没有听从，我现在哑子吃黄连，只有自己知道。”
为中大求师的苦心
志希他以前在清华注重实验，已有很大的成就，在中大方面，他也极力的罗致人才。他请教授，诚恳到怎样的程度，在座诸位或许不十分知道，我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在北伐以后，政府气象一新，一切欣欣向荣，教育政策也比较积极。全国的学会每个月在南京开学术会议不知有多少。志希是学文科的，他虽然写过“科学与玄学”的论文，但是他的科学也只是玄学式的科学，对真正的自然科学，他不会有很深的了解的。但是凡有新型的学术会议，他无有不到的，而且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退席。当时我就笑他不务正业，校长的该办的公事有多忙，哪有这许多时间来参加这些外行的会议。他回答我说：“这你就不了解了。学问之事是个人的事体，可以很专门，但是在学术会议上，这些专家学者必须把他们的专门之学，用文字语言表达出来，来使人懂，而不会乱说话的。譬如弹道学，我完全是外行，但是我听了弹道专家的讲演，他用他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专门之学，我听了之后至少可以抓住他的见解之要点。我认为这是一位做教授的人的第一个Qualification。教授必须要有学问，同时要能表达，这样才能领导学生。所以我对这样的学术会议，绝不放过。无论我对这些学问是如何的外行，没有退过一次席。我的目的是在‘为中大求师’。”就因为志希如此用心的访求人才，他请到了北洋大学出身后来留美成绩都极优异的卢孝侯为工学院院长，他在工学院教学的成绩也是最好的。关于聘请工学院教授，志希他自己先出去观察接触，然后才同卢孝侯仔细商量研究。因此，中大在他的主持之下，张乃燕所留下的一批不够资格的教授，他无可如何，因为多少有些政治背景，只有暂时容忍。另一方面他极力为中大罗致人才，延聘一批有学问的教授，尤其是自然科学理工科方面的人才，是以中大的各学院中，工学院的成绩最好，理学院次之，再其次是法学院，再其次是文学院，因当时南京是首都所在，立法委员皆在南京，有许多法学专家，他也容易找人，文学院国文系教授人选，实居当时全国第一。
在大学史上精神不死
从以上这几点看起来，他是以全部的心血为国家、为青年学子求师。但是他求师的结果，延聘了一批有学问的专家学者来任教，这自然会构成一个阵营。而张乃燕所留下的那些教授，以及毕业生中在学问上次人一等的，心里就生了嫉恨。再加上他虽然是很忠实的党人，在政府的各部门中也有很亲密的关系，但是我想，在那时候出国很容易，许多人出国一个短时期就回来了，然后请一些党国要人写推荐信，然而志希仔细观察这些推荐信所介绍的人，都不合格，不合乎他追求良好教授的要求，他都拒而不用，因此产生许多怨恨。这事在国家的政治向上、欣欣向荣之际，困难比较少；但在中大迁到重庆之后，就发生作用了，在学校经费、增加设备以及聘请新教授方面，处处掣肘，志希不得不挂冠求去了。他内心所感受的委屈和痛苦，很少或不肯对别人说，因我和他连续不断数十年的同事，他告诉我最多，他这时的心情，我为了解。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一写罗志希在中大，或者是歌颂他的贡献，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他内心真正的苦处，就连他最亲密的朋友恐怕也知道得很少。
我昨天翻翻志希的诗集《心影游踪集》，他最后的《自寿》诗有一句话说：“但有死亡无凋谢。”也许这时他的精神衰了，我觉得这句诗应该颠倒一下：“但有凋谢无死亡。”因为人总是自然人，哪能不凋谢呢？甚至境遇坎坷，衰老得更早。我觉得志希就好像一朵好的花，春讯已了，委落芳尘，是凋谢了，但是在中国大学的历史上，他的精神是不会死亡的。我因为断断续续和他相交数十年，颇知他内心的感慨和痛苦，我说这话并不是恭维他。在大陆时的大学校长，大家最称道的是蔡元培先生。除了蔡先生之外，许多在大陆时代做过大学校长的人，我想大家都知道做校长的责任和分寸，为国家训练人才，为青年求良师，没有一个能忽略这一点。但是在今天的台湾，我老实不客气的说，我在台大教了近三十年的书，我不承认台湾有大学。因为在台湾做大学校长的是什么人？这些做大学校长的只知奉迎上司，而没有一个对学问表示重视！
作于一九七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