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丰子恺先生
张乐平
丰老久违了。一九七五年医院一面，竟成永诀，从此仙凡路隔，再也见不到我所仰慕的师长和朋友。近来看了丰子恺先生画展，看到那满堂的时代画卷，看到那透过纸面散发出来浓郁的生活气息，宛如又见到先生的音容笑貌。
早在二十年代，那时我在三马路望平街（即今汉口路山东路）转角的广告公司当学徒，偷闲常到四马路开明书店参观橱窗里的子恺先生的漫画。我被先生特独的中国风格的漫画吸引住了，以致流连忘返，真想能见一见我所敬佩的画家。
“一二八”事变后，我开始画漫画，从此知道“漫画”二字就是子恺先生从日本翻译到中国的，更欲一识荆面，但总没有机会。一九三八年，当时我在武昌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抗战漫画宣传队”，经人介绍，有幸认识了子恺先生。那时他约四十开外，已养了长长的黑胡须，飘逸洒脱、和蔼可亲。后来我们又同到汉口上海书局对面马路一家里弄的绍酒店一起饮酒。子恺先生为人风趣，谈笑风生，饮酒不多而笑声不歇。过些时候，只见他依桌垂头，鼻息浓浓，原来先生醉矣。这次画展上《客人持杯劝主人》、《我醉欲眠君且去》等画，不就是子恺先生生活的写照吗？他的许多画，都是俯拾可得的平平常常的生活小景，但到了画家笔下，居然妙趣横生，耐人寻味。此后，我们又在小店相聚，饮酒谈天。先生学识渊博，使我得益匪浅。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漫画家，而且是出色的音乐家、文学家、翻译家和诗人。我们在武汉相识不久，我就被派到安徽、江西一带从事抗战漫画宣传工作而分手了。直到解放后，才重新见面。有一次，得知先生患肺病在家，我前去探望，看到他正抱病学俄文，使我大为感动。此时先生年过半百，已经掌握了日、英、法、德四种外语，还要从头学习俄文，可知他的博大精深是来之不易的。
“文革”时期，我们当然在劫难逃。因他是美协上海分会主席，沈柔坚和我是副主席，他挨斗，我俩总要轮流陪斗，坐“喷气式”，挂牌，一样待遇。有一次在闸北一个工厂被揪斗，我们一到，匆匆被挂上牌子，慌忙推出示众。一出场，使我好生奇怪：往常批斗，总是子恺先生主角，我当配角，而这一次，我竟成了千夫所指，身价倍增。低头一看，原来张冠李戴，把丰子恺的牌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向造反派头头指指胸前，全场哄笑，闹剧变成了喜剧。有时斗完之后，我们同坐一辆三轮车回家，彼此谈笑自如。有一次他问我怎样？我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问他怎样？他笑着说“处之泰然”。后来有一次，我突然看到他那飘飘然的长白胡须被剪掉了。我很为他气愤，他却风趣地说：“文化大革命使我年轻了。”当然，这是酸苦的笑言。其实，他内伤很深。一九七五年九月，我到医院急诊，急诊处的同志悄悄地指指她后面空气混浊的观察室，告诉我丰子恺住在那里，我急忙过去，噙着眼泪拉着他那无力的手，不知所云，只是轻轻地拍拍他，表示慰问，要他保重……谁知这是我和丰老的最后一面！
归功于丰老的家属和学生，冒着风险，千方百计保住了丰老部分遗作，使我们在劫后还能看到一代画师的遗墨。预展那天，我由儿子陪着，前去参观。当我拄杖站在丰老像前，睹物思人，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盈眶。十年浩劫，摧残了多少艺术人才，洗劫了多少艺术佳品！在座谈会上，大家叹息、咒诅那阵狂风横扫了丰老的许多艺术珍品，但丰老的女儿却欣慰地说：“那时谁还想到有今天，想到我爸爸的画还能开展览会呢！”是的，“今天”来之不易，大家都要珍惜啊！
（摘自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日《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