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
最近我到美国去，无意中看到我的女儿文蔷收藏的一个小册，其中有一页是老舍的题字。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老舍和我都住在四川北碚。老舍先是住在林语堂先生所有的一栋小洋房的楼上靠近楼梯的一小间房屋，房间很小，一床一桌，才可容身。他独自一人，以写作自遣。有一次我问他写小说进度如何，他说每天写上七百字，不多写。他身体不大好，患胃下垂，走路微微有些佝偻着腰，脸上显着苍老。他写作的态度十分谨严，一天七百字不是随便写出来的。他后来自己说：“什么字都要想好久。”他的楼下住着老向一家，但是他们彼此往来并不太繁。老舍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是内心却很孤独。
后来老舍搬离了那个地方，搬到马路边的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我记得那一排平房中赵清阁住过其中的另一间，李辰冬夫妇也住过另一间。这个地方离我的雅舍很近，所以我和老舍见面的机会较多。有一天我带着文蔷去看他，文蔷那时候就读沙坪坝南开中学初中，还是十来岁的小孩子。请人签名题字是年轻学生们的习气。老舍欣然提笔，为她写下“身体强学问好才是最好的公民”十三个字。虽然是泛泛的鼓励后进的话，但也可以看出老舍之朴实无华的亲切态度。他深知“身体强”的重要性。
在这个时候，老舍得了急性盲肠炎。当时罹盲肠炎的人很多，在朋友中我首开纪录。由于当时缺乏消炎药剂，我两度剖腹，几濒于危，住院一个多月才抬回雅舍休养。老舍步我后尘，开刀也不顺利，据赵清阁传来消息，打开腹腔之后遍寻盲肠不得，足足花了个把钟头，才在腹腔左边找到，普通盲肠都在右边，老舍由于胃下垂之故，盲肠换了位置。行手术后，他的身体益发虚弱了。
抗战初，老舍和我一样，只身出走到后方，家眷由济南送到北平。他写信给朋友说：“妻小没办法出来，我得向他们告别，我是家长，现在得把他们交给命运。”后来我曾问其夫人近况，他故作镇定地说：“她的情况很好，现服务于一所民众图书馆——就是中央公园里那个‘五色土’的后面的那座大楼。”事实上，抗战到了末期的时候北平居民生活非常困苦，几近无以为生的地步。不久，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女士来到了后方，在北碚住了不久便和老舍搬走，好像是搬到重庆附近什么乡下去了。他离去不久有一封信给我，附近作律诗六首（见附录）。诗写得不错，可以从而窥见他的心情，他自叹中年喜静，无钱买酒，半老无官，文章为命，一派江湖流浪人的写照！
********，好久是一个谜。现在不是谜了。他死得惨。他的父亲也死得惨。胡絜青说：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的时候，他父亲死在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是舅舅家的二哥回来报的信，这个二哥也是旗兵……他败下阵来，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点水喝，正巧遇见了老舍的父亲。攻打正阳门的八国联军的烧夷弹把父亲身上的火药打燃，全身被烧肿，他自己爬到这个粮店等死。二哥看见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说话，遍身焦黑，只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的布袜子交给了二哥。后来父亲的小小衣冠冢中埋葬的就是这双袜子。这时老舍不足两岁。
这段悲惨的家史是天然的小说题材，在老舍的一生中，不管走到哪里，它都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的记忆里，勾起他的无限辛酸和义愤。
历史不能重演，然而，历史又往往那么酷似。老舍的父亲牺牲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之下，老舍本人竟惨死在“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毒箭之下；老舍的父亲孤单而受尽苦痛地死在一间小粮店里，老舍本人也同样孤单而受尽苦痛地死在一个小湖的岸边；老舍的父亲的墓冢中没有遗骨，只有一双布袜子，老舍本人的骨灰盒中也同样没有骨灰，只有一副眼镜和一支钢笔……（《正红旗下》代序）
老舍父子都是惨死，一死于八国联军，一死于“四人帮”的爪牙。前者以旗兵身份战死于敌军炮火之下，犹可说也，老舍一介文人，竟也死于邪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毒箭之下，真是惨事。我们的了解是，他不是溺死在一个小湖的水里，他是陈尸在一个小湖的岸边。他的尸首很快地火化了，但是他的骨灰盒里没有骨灰！像老舍这样的一个人，一向是平正通达、与世无争，他的思想倾向一向是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他的写作一向是属于写实主义，而且是深表同情于贫苦的大众。何况他也因格于形势而写出不少的歌功颂德的文章，从任何方面讲，他也不应该有他那样的结局。然而，不应该发生的事居然发生了。我没有话说，我想起了胡适先生引述“豆棚闲话”所载明末流贼时民间的一首“边调歌儿”：
老天爷，你年纪大了，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
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
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
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
老舍最后一部小说是《正红旗下》。一九八○年六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四二页，九万七千字。
这部小说作于一九六一年底和一九六二年。据胡絜青的代序说，这部小说的遭遇很惨，经过也很曲折。小说以写满人为主，而且是清朝末年的满人，并且是以义和团那个时代的骚动为背景。所以在体裁上当然与所谓“现代体裁”不同。老舍所以敢动笔写这一部早就想写的小说，是因为他以为他已获得允许可以“在一定的大前提之下自由选择体裁”，但是他想错了。一九六二年下半年，起了一阵“现代文字狱妖风”，株连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谁愿意莫名其妙地因写小说而被戴上‘反党’的大帽子呢？”“这些文艺政策上的不正常现象就构成了‘正红旗下’既没写完，又没发表的原因。”
“正红旗下”原稿一百六十四页成了无法见天日的违禁品，“被藏在澡盆里，锅炉里，煤堆里，由这家转到那家，由城里转到郊区，仿佛被追捕的可怜的小鹿。”我们现在读这部《正红旗下》，真看不出对任何人有违碍之处，也许其惟一可议之处是缺乏合于某些时尚的标语口号。也许这部小说是忠于历史、忠于人性、忠于艺术的写实作品，而不是什么为谁服务的东西，于是犯了忌讳。总之是这部长篇小说刚刚开了一个头，介绍了故事中几个人物，刚刚要写到义和团事变，刚刚要写到他父亲的惨死，便停笔了，而且残稿一直没有能发表，直到老舍死后好久才得出版。
这部小说没有写完是一憾事。这部自传性质的小说和以往作品不同，态度较严肃，不再在口语文字方面的诙谐取巧。毫无隐避的这是自传性质的一部小说，不过究竟是小说，不是自传。人物是真的，背景是真的，故事穿插有真有假。从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明了老舍的身世。
老舍生于光绪二十四年（西历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腊月二十三日，正是糖瓜儿祭灶那一天。他本名舒庆春，旗人有名无姓，指名为姓，晚近多冠以汉姓，所以老舍到底原来是何姓氏，是不是姓舒，现无可考。对于老舍最有研究的胡金铨先生在他的《老舍和他的作品》一书中也说：“舒字可能是排行……我们就暂定他姓舒。”我近阅崇彝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页四七），据说“满洲八大姓”之一是“舒穆鲁氏”，绎姓舒。可能老舍姓舒，绎自舒穆鲁，并不是名字之上冠以汉姓。这是我的猜测，无关宏旨。
老舍的出生地点，在《正红旗下》附录有详细的说明，是很有趣的。他出生“在一个顶小顶小的胡同里……一个很不体面的小院”，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杨家胡同（以前名为小羊圈，后嫌其不雅而改今名）。现在这小院的门牌是八号。这个“不见经传”的地方，在老舍笔下实际上已被描写过许多次，他告诉过我们：
“我们住的小胡同，连轿车也进不来，一向不见经传”，（“吐了一口气”）最窄处不过一米，最宽处不过一米半左右，惟因其不见经传，至今没有被拆掉，没有被铲平。“那里的住户都是赤贫的劳动人民，最贵重的东西不过是张大妈的结婚戒指（也许是白铜的），或李二嫂的一根银头簪。”“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小胡同里，……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它是最便宜的东西，一两个铜板可以买很多。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面，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从旧社会过来的卖苦力的朋友们都能证明，我说的一点不假！”（“勤俭持家”）在《正红旗下》里，特别是附录里，老舍诞生地的实在情形描写得更是详尽。我强调这个破落的大杂院，是要说明老舍出身是何等的清苦。老舍出生到长大，一直就是在这样一个穷苦的环境里打转，照理说他的所谓“成分”应该算是很好，应该算是很“普罗”的了，然而他还不能免于文艺政策的歪风之一厄！
老舍是旗人。旗人就是满洲人。清太祖时，士卒分编为八旗，以黄、白、红、蓝四旗为左翼，镶黄、镶白、镶红、镶蓝为右翼，是为满洲八旗。太宗时添设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扩大编制，攻占全国。满、蒙、汉旗兵共约二十八万人，拱卫京师，并分驻国内重要地区。最初旗人都是旗兵，后来繁衍日众，旗人不必是兵。但是朝廷优遇旗人，每口按月发放饷银。从此旗人成为特权阶级，养尊处优，生活安逸。清朝并不像元朝那样的歧视汉人，元人以蒙古人为优先，色目人次之，汉人又次之，南人最下。满清比较开明，虽然满人汉人之间显然仍有轩轾。尤其是旗人领饷一事，造成民间不平的现象，养成旗人懒惰的恶习，最为失策。满洲人本是优秀的民族，八旗兵本是勇悍的战士，但是到清朝晚年，大部分旗人已经不能维持其优越的生活水准，不待辛亥革命全面停发饷银，旗人早已沦为穷困的阶级了。老舍笔下的北京贫民，正是当时典型的旗人。
在清朝晚年，北京的旗人汉人已经在生活习惯上大体互相影响，有融为一体之势。民族间的创痕经过几百年时间的冲淡，已经不复成为严重的课题。不过旗人与汉人之间究竟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例如：旗人礼貌特别周到，繁文缛节也特别多，旗礼比汉礼要多很多讲究。旗人说话也特别委婉含蓄，声调和缓而爽朗，不时的带着一点诙谐打趣的味道。在生活享受的艺术上，旗人也是高人一等，不分贫富，常能在最简陋的条件下获致最大的享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道地的北京人能很快的辨识谁是旗人谁是汉人。可见汉满之间的分别尚未尽泯。满人的民族意识还是存在的。老舍对于旗人，尤其是赤贫的旗人，就很关切。他这一部《正红旗下》便是以全副力量描写他自己的身世，也同时描写那一时代的旗人生活的状态。可惜的是他没写完。
一九六四年夏天老舍在河北密云县楼营大队住了约三个月，为什么老舍要到那地方去？是“劳动改造”？是“下放”？是自费旅游？是官方招待？我们不知道。老舍有一篇散文题名“下乡简记”，记他的楼营之旅，开头一段是这样的：
地点：密云县机关公社的楼营大队。楼营位于密云县城外东西，约五里。原因：为什么要到楼营去？因为这里有不少满蒙旗人。在辛亥革命以前，满蒙旗人当兵吃粮为主要出路，往往是一人当兵，全家都吃那一份钱粮，生活很困难。赶到辛亥革命以后，旗兵钱粮停发，生活可就更困难了。旗兵只会骑马射箭，不会种地，没有手艺，钱粮一停，马上挨饿。他们的子弟呢，只有少数念过书，又不善于劳动，只有做一些小生意，往往连自己也养不活。原来，清朝皇帝对旗人的要求，就是只准报效朝廷，不许自谋生计，这就难怪他们不善于劳动了。辛亥革命呢，又有点笼统的仇视满人。这么一来，整整齐齐的楼营就慢慢的变成“叫花子营”了！有的人实在当无可当，卖无可卖，便拆毁了营房，卖了木料；有的甚至于卖儿卖女！拆、典、当、卖，死、走、逃、亡，悲惨万状。这里原有满蒙旗人两千户，是乾隆四十五年由北京调拨来的，担任皇帝到承德去避暑或狩猎的中途保护工作。到解放时，只剩下二百多户，都极穷困。因此，我要去看，他们今天是怎样活着呢。
老舍出生地小杨家胡同在北京城里，辇毂之下，在义和团时代即已坠落成那个样子，由北京调拨到密云县的楼营大队，情形还好得了么？似乎不能怪辛亥革命之仇视满人，一大群人任何事不做平白领饷，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满清最初也不是完全不重视八旗的教养。清会典：“八旗都统，满洲八人，蒙古八人，汉军八人……掌八旗之政令，稽其户口，经其教养，序其官爵，简其军赋……”二十四位孝统，还有四十八位副都统，在“经其教养”方面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据清会典事例，“雍正七年议准，满洲蒙古，每参领下各设学舍一所，十二岁以上幼丁均准入学，”是为“八旗义学”。又“顺治元年定，八旗各择官房一所，建为学舍，以教八旗子弟”，是为八旗官学。此外，八旗有公产，“不下数十万亩，详查八旗闲散人内，有正身情愿下乡种地者，上地给予一百亩，中地给予一百五十亩，下地给予二百亩，令携家口居乡耕种。初耕之年，量给牛种房屋之资。”又“雍正二年复准，以二百余顷作为井田，将无产业之满洲蒙古汉军，共一百户，前往耕种，每户授田百亩，凡八百亩为私田，百亩为公田……设立村庄，盖土房四百间，给予种地人口粮耕牛籽种农具，以便耕种，并于八旗废官内拣选二人前往管理。”凡此种种法令设施，早年对于旗人福利之关切不可谓漫不经心，此后苟能本此精神认真办理，旗兵驻扎之地的后人应该不至于沦落为“叫花子营”。此则吾人读“正红旗下”之后，于表示同情之余，又不能不有的一番感慨。
老舍写《正红旗下》的真正主题，据胡絜青的说明，乃是“要告诉读者：清朝是怎样由‘心儿里’烂掉的，满人是怎样向两极分化的，人民是怎样向反动派造反的，中国是一个何等可爱的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大有希望的国家……”这一个伟大的主题，由于这部小说才写了一个开端便停止了，我们无法看到老舍怎样的去发挥。
老舍夫人胡絜青是一位画家，曾拜在齐白石门下，大笔纵横，饶有气魄，最近曾在香港展出她的作品，我看到她的精印的画册。
附印在文左她写的四个大字：“健康是福”，我们不难从这四个字揣想她的心情，一个人能健康地活着便是幸福，这是人生起码的条件，然而也是很难得的理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