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
范旭东（1883—1945），又名锐，字行，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中国化工实业家，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被称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
幼年丧父，随母谢氏和兄长范源濂到长沙定居，生活十分贫困。曾一度投身保节堂，靠这个“慈善事业”机构供养度日，这使他幼小心灵中种下了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的思想根苗。范源濂曾与蔡锷同时就学于梁启超主讲的时务学堂，因学习勤奋，深受梁启超爱护，得以兼理学堂事务，半工半读，以赡养老母和培育幼弟读书。范旭东在兄长帮助下，于1900年东渡日本留学，191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科化学系。他潜心攻读，与日本同学同住、同食、同学习，对日本民族那种奋发图强的精神感受很深，也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爱国心和勤奋学习的精神。他看到日本发展快，以强凌弱，先后战胜中国和帝俄后，更加痛恨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向往祖国富强，常以艰苦卓绝、勤劳勇敢的作风要求自己，身体力行。
范旭东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专科助教。1911年回国，在北洋政府北京铸币厂负责化验分析，但由于不满当时官场的腐败，两个月后辞去了工作。不久，被派赴西欧考察英、法、德、比等国的制盐及制碱工业，收获很大。回国后，历尽艰辛，于1914年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在此基础上，为实现实业救国和发展化学工业的愿望，又着手制碱工业，于1917年开始创建永利碱厂。碱厂开工之初，生产很不正常，在侯德榜等一批技术骨干的努力下，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于1926年实现了正常运转，生产出优质纯碱。为了进一步发展盐业，于1926年至1927年，又先后在青岛开办永裕盐业公司，在汉口开办信孚盐业运销公司。在永利碱厂略有盈余后，于1933年12月着手创办永利碱厂。该厂于1934年7月在南京长江北岸六合县境内的卸甲甸动工，1937年2月5日生产出我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抗战期间，继续在大后方创办实业。1938年7月，在四川自流井开办了久大自流井盐厂。同时，又在四川犍为县五通桥开办永利川厂。在办厂过程中，积极支持侯德榜等人革新苏尔维制碱工艺，于1943年研究开发成功了联合制碱新工艺。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旭东正准备派员分赴久大、永利、永裕等厂接收原有财产之时，突然身患急性肝炎，经医治无效，于1945年10月4日与世长辞。
严慈
范旭东的长女范果恒回忆：“即使在父亲生意顺利的天津时期，家里的生活也还是比较拘谨的。那时候家里日常食用的大米都是从父亲的老家湖南乡下运来，因为这样比在北京、天津购粮要便宜多了。两个女儿出生以后，父亲的收入经常不够养家，就靠母亲的一些陪嫁首饰帮补家计。”
范旭东是个很严肃的人，家里的书房和实验室都是不准孩子进去的，吃饭的时候也不准讲话。范旭东的长女范果恒小时候随父亲和永利公司住在天津，那时候永利公司有个网球场。有一次，范果恒想去打网球，她爸爸就跟她说：不行，这是给员工预备的，你没有这个特权。范旭东全部的心思都投入到永利公司的经营上，至于家庭，则完全由妻子许馥一手打理。许馥总是把头发剪得非常短，然后全部往后梳起来，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她的脚也是缠过不久就放掉的。对于范旭东的家人来说，他的妻子无疑是更亲近、影响更大的人。范旭东膝下无子，只有两个女儿，他死后，里里外外所有的事情都是妻子当家。许馥也是一个严厉的人，她的外孙女从来没有见过外婆掉眼泪。从1948年开始，永利公司每年向范家遗孀赠送股息，作为抚恤金。范太太持家甚严：三个外孙、外孙女，从来没有零用钱，只有每天一毛钱来回上学坐公交车。外孙林翔喜欢集邮，只能靠自己每天走路上学，省下车钱来买邮票。家里有佣人帮忙，但是几个孩子从小学六年级的那个夏天开始，一切就要自己打理了，自己洗衣服，自己准备第二天的午饭。而且和范旭东一样，范太太也是不准孩子在饭桌上讲话的。她经常跟这帮小孩子说：“饭都堵不住你的嘴！”
范旭东和他的夫人最相似的一点就是不歧视女孩子。范家没有什么男权思想的，而且许馥也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很开明。范旭东一生没有儿子，也没有说很遗憾的话。范旭东的两个女儿在美国学习的都是和范家生意无关的专业。大女儿是学音乐的，那时候，学音乐也不能当饭吃，范旭东和许馥他们一点没有反对，他们觉得，只要子女自己喜欢，又有能力，就去做。
廉洁
范旭东的私德可与事业媲美。早在创办久大公司之时，范旭东就为自己定下三条原则：一、不利用公司的钱财谋私利；二、不利用公司的地位图私益；三、不利用公司的时间办私事。几十年的创业历程中，他忠实地履行了这些信条。范旭东当“永久黄”团体“元首”三十余年，一直保持着“动不违时，财不过用”的优良品质。他出门不置汽车，家居不营大厦，一生把全部精力集中于其事业上。
他的员工李金沂称：范旭东“神志清明，淡泊名利，公私行为，明朗公正；生平不置产业，物质上毫无欲望，……其清廉崇高，实足以移风易俗，令人景仰”。
陈调甫在范旭东死后，对范旭东“个性之足为后世效法者”进行了归纳。他说：“先生家庭崇尚俭朴，公私分明，凡属公司财物，私人绝不假借，薪俸所入，仅敷温饱，岁终偶分红利，亦大都捐助为研究费用”。
侯德榜说：“范先生死后，有某机关人以为范先生创立偌大事业，必留有许多遗产，来相询问。殊不知先生生前两女公子赴美留学之学费已苦无法筹措；家族之生计，侄辈之教育，俱发生困难”。
与责己严苛形成对比的是，范旭东“待同事非常宽厚，无论厂中高级与低级职员、有技术、无技术工人，均一视同仁”。他“待人接物，极讲平等，决无世俗摆架子行为，与下级职员谈话，保持温和态度，无疾言遽色”。范旭东自己不追求物质享受，而对员工的生活待遇则非常关注，“对于一切福利工作，无不深致意焉”。在久大精盐公司在兴建各盐厂之际，就“建筑工人住室，创办职工补习班，设立工人食堂、工人书报室等，以谋工友之福利，提高工人之生活”。范旭东对于员工疾苦，尤其关心，“厂中有经济困难者，辄解私囊作将伯之助，而不以告人，即其太太亦并不之知”。
气概
范旭东身上有着典型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和气概。1925年春，在侯德榜等人的努力下，产品初见改善，颜色开始转白。但4台船式煅烧炉此时已全部烧坏，无法再用，全厂被迫停产。要恢复运转和继续改进，需要大量资金。卜内门公司在中国的总经理李德立（Edward Selby Little）一再要求范旭东与之会谈，最后约定在大连会面。在大连会谈中，卜内门方面反复炫耀自己资金充足，技术力量雄厚，条件优越，而永利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何不接受卜内门的资金和技术。范旭东在谈判之前已经料到此说。他的回答是：“永利公司章程已明确规定：股东只限于享有中国国籍者，无可变通，否则永利将无法享有政府对民族企业所承诺的优惠政策，对永利碱厂有害无益。”
这一次交锋之后，范旭东回到永利召开了一个董事会。当时永利内部人心浮动，正亟须重振士气，凝聚人心。范旭东在会上坦陈了苏尔维法制碱技术的难度，世界各国都曾经历多年摸索才得到通途，永利已经付出了大量努力解决了许多问题，现在放弃，岂不功亏一篑。范旭东还描述了卜内门的意图，使股东们在来自外部的压力面前变得空前团结。另外，他还特意对侯德榜给予特别的激励，他历数侯德榜数年来的业绩，说：“对这样难得的人才，我希望大家像支持我一样支持他的工作……”在危机的时刻，留住关键的技术人才是稳定大局的首要。范旭东在这次大会上得到了全体董事的理解和支持，永利抖擞精神，空前团结，一致对外。
不久卜内门又安插了一个小职员进入永利当坐探。此人在卜内门和永利碱厂都拿薪水。后来他终于投向永利的阵营，向范旭东坦白真相。范旭东赞扬他的爱国之心，并保证不解雇他，要他继续工作；但提出一个条件，即以后当他向卜内门公司提供情报时，应先由范旭东指定公司中的高级职员虚拟业务动态材料，再经他送交。
范旭东非常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日军入侵后，他完全不肯合作，不畏风险地带领他的企业集团内迁到后方，重新建厂，并全力支持当时的国民政府抗战。
1933年春天，他去上海，一个熟悉的日本商人来看望他。席间说到“九·一八事件”只是“地方事件”，“无碍中日两国邦交”。范旭东十分愤怒，用日语驳斥说：“你欺人太甚！你侮辱我的国家民族，你我势不两立，快给我滚出去！”
早在日军包围久大和永利之前，由于日军已经数次侵扰，负责经营和人事的李烛尘未雨绸缪，已经将永利的重要档案和技术资料，由塘沽转移到处在法租界的天津永利总部保存起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日本军舰已经开入天津塘沽港。当时李烛尘坐镇天津总部，范旭东则南下南京苦劝蒋介石抗战，却没有结果。大局既不可挽回，范旭东便抱着玉碎之心，电告李烛尘：拆迁设备，退出工厂，留津待命。
1937年秋，日本军部华北开发公司授意其下属的兴中公司夺取永利碱厂。由于永利碱厂在国际上负有盛名，日本人希望通过合法手续，“名正言顺”地得到永利的产权。兴中公司代表刀根曾几次“拜访”李烛尘，大谈“日中亲善”，企图与永利合作。李烛尘避而不谈。刀根又请三菱公司出面商谈，提出由三菱以民间财团的名义提供技术和资金进行，由两家合办永利。李烛尘用上了当初范旭东拒绝卜内门的相同理由：公司章程明文规定，必须是华籍人士才能入股。日方并未就此善罢甘休，又几次找到范旭东，要求把永利碱厂买下来。范旭东气愤之极，回答说：“厂子我不卖，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
与此同时，永利碱厂过去的主要对手——英国的卜内门公司也派其华人董事孙仲立多次找到范旭东和李烛尘，建议把永利制碱厂改为中英合办。卜内门公司愿意用在日本银行的存款30万银元做抵押，作为合作的前期投股。范旭东、李烛尘不愿交出。
日本军部终于失去耐心。1937年12月9日，刀根拿着预先拟好的将碱厂交给兴中公司接办的协定文本，逼迫李烛尘在文本上签字。李烛尘忍无可忍，一改往日斯文儒雅风范，怒斥道：“世界上哪有强盗抢了东西还要物主签字的道理！你们做强盗也太无勇气了。”第二天，日军下令强行接管永利碱厂。刀根及日本兴中公司的人员进入厂内。范旭东在塘沽的产业全部落于日本人之手。
南京的永利硫酸厂同样没能逃脱被夺的命运。这个刚刚建成的工厂已经达到国际水准，能够生产制作武器所需的化工产品，可谓兵家必争。日本深知永利南京厂战时可以生产硝酸，于是一再要求合作。范旭东和永利曾发下誓言：“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日本军部无奈，出动飞机3次轰炸永利。12月，日军占领南京。日本三井公司将永利厂据为己有。
随着日军继续进逼上海，范旭东痛下决心，命令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都抢运西移。笨重巨大无法移动的设备，则将仪表拆走，其余设备拆下投入长江，并布置全部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向内地转移。1938年1月，永久黄的1000多名员工及家属从天津、南京、青岛、海州等地撒出，陆续到达汉口。范旭东在汉口主持团体领导人会议。在会上范旭东说：不要把这看成是一次逃难，而应该看成是一次创业。
范旭东决定内迁，意味着巨大的机械损失、严重匮乏的资金、辗转崎岖的道路交通，上千人的组织安顿。范旭东的选择，抛开了商人的身份——他是出于民族义愤，考虑更多的是民族感情而不是经济利益。
1938年9月18日，也就是“九一八”纪念日当天，新的久大盐厂在自贡宣告成立。在重庆久大、永利联合办事处的墙上，挂着一张塘沽碱厂的照片，范旭东亲自在上面写了“燕云在望，以志不忘”八个字。他常常在照片前伫立，并对同事说：“我们一定要打回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