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古耕虞到天津时。袁冲霄以分公司的名义，举办宴会欢迎他。宴会上，王君韧见到古耕虞后，对他说：“你这个大老板怎么还这样小气，人家替你赚了那么多钱，你为什么不替他买幢房子、买辆汽车？”袁冲霄本人此时还住着寒酸的小房子，出门坐三轮车。
古耕虞意识到自己对得力的部属关照不够，听后立即掉过头来对袁冲霄说：“冲霄，你爱买什么房子、什么汽车，就买吧，都可由公司出账。你还可以在公馆请个大师傅，因为你要请客。我很乐意付这些钱，这点钱同你所赚的比较，实在太有限了。”
过后，袁冲霄买了汽车——他确实需要一部汽车跑生意。但他没买房子，他只是租了一套公寓，也没有请大师傅。他不想花古耕虞太多的钱。袁冲霄直截了当地说：“古耕虞这老家伙，会打算盘，高人一招。他对职工是肯花钱的。这不是他心眼好，而是他花钱把你买住了，你肯给他卖力。他用人选好的，好的来了，他把钱放在你面前。钱在对你说话：你要好生干。其实，他心里清楚，放手让有用的职工干，比他自己干得更有效。”
赤诚
早在抗战初期，古耕虞就从国民党的腐败，共产党的深得人心中看准了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大局。因而有意结纳共产党，真诚地与一些党的干部接触。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重庆，兼领导南方局。曾家岩五十号的“周公馆”，常邀请并接待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因特务猖狂，许多被邀者都十分小心，连对亲人都不敢稍露消息，古耕虞则有请必到，从不犹豫。此间与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更坚定了投效共产党的决心。
古耕虞说：“猪鬃既象征我的财富，也象征我的事业。”他有极强烈的生财欲，却决无对财产的占有欲。买卖中他“不让一根针”，生活中可随时“送一匹马”；绝不奢靡，不乱花一文，却可以毫不吝惜地送给人。他曾经是典型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力求通过改良实现缩小贫富悬殊的距离，真正地实现福特的“利润分享”，自称是“改良到顶的人”。他公司中的职员，甚至厨师、工友乃至工友之子，都成了股东，工资分配一再从优，且照顾年龄，考虑人口增加所产生的结婚、住房、子女等费用。他的高级职员，甚至一般职员，新中国成立后从国外汇得的存款，总数以百万计，连中下级职员都富于旧中国的一般中小资本家，以致被群众看成资本家，还得他出面费了很大力气去解释。一般的资本家都是在1956年才接受“一化三改”的，可他在新中国刚刚开国三天，于接受周恩来委以全权负责中国猪鬃公司时，就毅然提出，将他家三代惨淡经营，他本人艰苦壮大，与官僚资本多次拼斗赢得的企业连同职员全部无偿地交给国家，虽经国家一再坚持，定了收购价，然而收购价很低。然而，他不但不计较，而且很欣慰：他为国尽了力，更重要的是仍能从事他爱之如命的事业！
古耕虞强调“我爱我的事业，就必须热爱生长猪鬃的故土，祖国是我的根本所在，我失去了祖国，就失去了我的一切。”
古耕虞完全可以像有些资本家那样去美国做寓公，他的资金已足够颐养，不但可以用他的存款再发大财，就是坐吃几世也吃不空这座“山”！可是他没有走！连香港也不去，更莫说台湾，并下令分公司照常营业，等待解放，留给共产党，并千方百计为新中国挽留人才。他不但献出了企业，而且在他尚在国外为新中国效力时，就将在外国留学的子女打发回国，不留丝毫后退的余地。
1948年济南解放后，古耕虞已与共产党的经济干部议妥，由他在香港设立公司，主要销售解放区猪鬃，这才发生了与杜邦公司的遭遇战，古耕虞经过精心调查与适当措施仍操了胜券，为解放区猪鬃的出口尽了很大的力。
1950年的旧历腊月二十三，由于政府急需一笔外汇，经贸部告知古耕虞放下国内的一切业务，先到香港为政府垫付500万美元。当时，国家困难，500万美元，于公于私都是个很大的数目，可古耕虞不但爽快答应，而且第二天就动身赴港，毫不犹豫地将这笔巨额外汇如数地存入香港的中国银行，为政府做了垫付。
1950年6月，古耕虞依前约到美国去推销猪鬃，名义上仍是古青记父子公司的老板，实际上公司已交给国家，他的员工们已成了国家职工。然而，这是绝不可外泄的。深谋远虑、算无遗策的古耕虞，为了保密与稳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服了惯居重庆、已安排好一切后事准备安然在故乡度罢残年的老母，移居到香港，才放心地动身赴美。他用的护照还是台湾当局的，身份自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有人用他一个朋友的玩笑话说：通体都是白的，只有心是红的，正是“心里美”（一种萝卜的名称）！一路上难免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一再考问，可他有护照，有香港公司董事长与海洋公司法人的身份，又有与美商的前约，考问者也不得不放行。他抵达美国不久，6月25日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从各种迹象中看出美国的战备猪鬃必然上涨，他就抓准这一时机，积极推销，而且利用美国海陆空军的急切心理第一个投标，并表示：无论是到岸的，还是运途的，一律卖给美国政府。赚钱是小，为国家换回更多的战略物资是大！在古耕虞使出周身解数甚至不惜自己赔钱的努力下，1950年我国猪鬃出口额高达10万箱，价值8000万美元，创了历史最高纪录（直到1976年才突破这个纪录）。到了12月下旬，古耕虞从一个细微的迹象里觉察了国内必有大的举措，便故意以电话张扬，说老母重病，须赶回香港探视。实际上是归国接受新的指示。可他尚在归国途中，杜鲁门就下令冻结了大陆资金，不久，又以“特别冻结户”冻结了以古耕虞及以他户名存放的美国银行的资金，这里面的百分之九十是国家的，数量之大，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美资金总额的数倍，而中美已在朝鲜战场上兵刃相见，倘一泄露，势必全部受损。
1951年2月，古耕虞即由北京返回香港（他从美国回到香港只住了一夜，不顾老母的抱怨与责备，借口忙，偷偷转道澳门到北京接受新指示），并立即投入争取解冻活动，这是国家急需的钱，他更是“根针不让”。首先通过朋友向香港的美国大通银行打招呼，大通的经理与古耕虞谈了一天，做出备忘录转交给了美国驻港的总领事馆，古耕虞应要求提供了相应的文件，证明内地公司已卖给了中共；证明他的香港公司的人员不在大陆供职。前者有政府证明与英国驻上海、重庆总领事馆的出证；后者是张华联巧妙地做了手脚。主要是将留在大陆上的袁冲霄改成了“袁仲宵”，古耕虞更巧妙地争取到将文件全部译成英文程序，张华联也译得非常巧妙。可杜鲁门仍不放心，仍不放手，比如在调查中发现了大陆上的袁冲霄，就一再叮问，张华联就拉人充做“袁仲宵”，强调汉语的同音不同字；老练的总领事又布下一个陷阱：“你的一切都已合了手续，但你仍得做个补充，宣誓不做假证。你把国内公司卖给中共，作价很低，估计只有实值的二三成，又是公债。现在我请你回答：‘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关于法律问题，古耕虞早已与精通法律的王君韧研究透彻，总领事的这一招也基本在王君韧的意料之中，且已谋下对策。所以古耕虞当下从容而严肃地回答说：“你向我提这种问题，是违犯你们美国法律的。我是在美注册的海洋公司的法人，有权拒绝回答你的问题，也拒绝宣誓！”总领事惊诧地问：“我违背了什么法律？”古耕虞说：“美国法律禁止以剥夺申诉人申诉权力的方式进行审问，如同我们中国的不准陷人入罪。对你的问题，我无法申辩；如果我说是自愿的，你会说我与中共合作；说被迫的，你又会要我拿出证明，证明中共的胁迫方式是动手枪还是关监狱。你问问你的法律顾问，这样是不是违法？”
陷阱无用，反复查去，果然是1948年古耕虞就到了香港，没见证明他回过大陆，而一个兄弟在美国，长男长女在美读书，另两个儿子与老母、妻子都在香港。杜鲁门无奈，只好宣布解冻，却提出一个条件：必须把猪鬃优先卖给美国政府。殊不知这正是中国政府希望得到的。
耿直
1958年，古耕虞要求到社会主义学院进修。该学院是全国政协两年前成立的。学员通常的学习时间为一年，他自动要求延长，结果上了近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