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发生的仁安羌大捷更是让中国远征军声名大振：4月19日，38师师长孙立人仅率一团，在仁安羌与7倍于己方的日军作战，最终成功歼灭日方一个精锐大队，救出英军7000余人，以及被俘传教士、记者约500人。这是远征军出征后第一个胜仗，孙立人因此获得英国帝国司令勋章和美国丰功勋章。也是远征军的最后一个胜仗，此后的斯瓦逐次抵抗、放弃平满纳会战、曼德勒会战失败，中英盟军屡战屡败。之后，日军56师团包抄了远征军的后方腊戍，曼德勒失守。
由于中英双方意见不一致，远征军最终一溃千里，中国军队向国内败逃，蒋介石为保留这支部队，不允许他们向更有利的印度方向撤退。孙立人38师违抗了他的命令，他把队伍拉到印度，部队损失较小。以杜聿明为首的黄埔系将军们选择听蒋介石的话回国，损失惨重，事后统计，远征军第一次出征中，牺牲的6万将士，绝大部分就回国途中死在野人山里。
史迪威拒绝了飞机送他去印度或者昆明。他带领18名美国军官、6名美国士兵、一个中国警卫班、一名传教士和一名美国新闻记者，走回了印度。他给华盛顿马歇尔总参谋长发去一份急电，提到在印度建立基地训练中国军和反攻缅甸的设想。这个设想后来经过进一步补充完善，正式定为“Ｘ—Ｙ计划”（即“人猿泰山”计划，X军即整编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Y军即在云南的新的远征军）呈报白宫。这一计划获罗斯福批准。兰姆伽，一个位于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Bihar）冲积平原上的不起眼的小集镇。1942到1945年间，中国远征军驻印部分先后受训人员多达10万人，国内师级以上军官1/3以上也在这里接受过培训。
失去滇缅公路后，驼峰航线成了中国唯一的物资捐助之路，“驼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个形似骆驼背脊凹处的一个山口，它的海拔高度低于当时美国主要装备机型最大爬行高度，所以这里是中国至印度航线的必经之处。通过这条运输航线，中国向印度运送派往境外对日作战的远征军士兵，再从印度运回汽油、器械等战争物资。
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空军在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的援华空运中，为中国空运各类战争物资65万吨。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共有超过500架飞机坠毁，分别有468个美国机组和46个中国机组牺牲，共计超过1500人。这样的物资运送方式极其艰苦，很难实现胜利，打通新的中印公路成了重要任务。在印度的史迪威开始了筹备工作。
数以万计的中国知青和士兵被送往印度的兰姆伽基地受训。当时的西南联大甚至做了规定，大四学生入伍可累积学分。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把他的学生送去了印度，这其中就包括了他的儿子梅祖彦。在史迪威看来，把没有训练的军队投入到战场上，就是屠杀。先后有7000多名美国军官、士兵、医生在这里服役。
充分的物资保障更使中国驻印军第一次在炮火装备上全面超越日军。驻印军的装备标准仅低于美军标准，所有装备和所有经费均由美国承担。
1943年3月，盟军在云南组建了昆明训练中心，4月1日正式开训，执行整训和装备30个中国陆军师的计划。在云南的Y部队（即新远征军），有了美械装备和美国装备。
此时出现了高层的争执，在缅甸惨败的史迪威发誓要打到东京。他不允许在驻印军内发生不听从他指挥的事情。美国人企图占据驻印军各层级的指挥官位置，遭到了以孙立人、郑洞国、廖耀湘等中国驻印军高级将领的全面抵制，最终这些美国人以联络员的身份安插到了军队中。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史迪威将军身上有很强的“戈登情结”。戈登是清末“洋枪队”的头领，他率4000名中国人，但所有军官又都是欧洲人。史迪威把驻印军看成他的“小成本军队”，他想以同样的方式创造历史，他想要整个中缅印战区的军队指挥权。蒋介石不同意，双方的争执一直到了白宫，最后蒋介石以脱离盟国单独抗日为诉求，拿回了指挥权，罗斯福换走了史迪威。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征调回国。
3个月后，从印度利多开始，经缅北密支那至中国云南的中印公路通车，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1943年底，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开始了在战场上全面战胜日本人的征途。X部队的计划是从印缅边境小镇利多出发，跨过印缅边境，首先占领新平洋等塔奈河以东地区，建立进攻出发阵地和后勤供应基地；而后翻越野人山，以强大的火力和包抄迂回战术，突破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夺占缅北要地密支那，最终连通云南境内的滇缅公路。在一连串胜利后，中国远征军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完全掌控制空权、从海外打回祖国、全套美械装备……日本人充分见识到这支军队的可怕，东条英机在庆祝“缅甸独立”的广播讲话中指出：“缅甸的国防，日本皇军自能负起全责，惟眼下东印度阿萨密的中国驻印军，是一个极有训练的劲敌，吾人应以重兵视之。”1943年10月，新38师112团进入胡康河谷后被日军一个联队包围，但日本人想不到的是第55联队伤亡近千人，占尽兵力火力优势，在50天内竟始终没能攻克两个营的中国军阵地。这是因为中国人完全掌控了制空权，多频次的大量空投就可以满足部队需要。此后的战斗中，利用伞兵远距离空投的蛙跳式作战成了驻印军的作战方略之一，中国军人甚至第一次因为伤病可以随时被飞机送往医院。
在怒江的东岸，新远征军Y部队也开始了反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由卫立煌代理，下辖第十一、第二十两个集团军及直属特种兵部队，共计16个整编师（后增至18个）和9个炮兵团，总兵力20万人。1944年5月11日，远征军开始强渡怒江，发动滇西反攻战役。强渡怒江后，松山成了一颗眼中钉。松山，海拔将近3000米，位于滇缅公路的要津，被称作滇缅公路的“直布罗陀”。一个联队的日军守卫在松山（日本人称为拉孟要塞）各个高地——腊孟寨、大垭口、阴登山、滚龙坡以及主峰子高地——大小不一的地堡群里，这些地堡修得诡诈坚固，堡与堡之间通道相连，战车也能在地堡里开进开出。重要的是，坚固异常，数颗500磅的重型炸弹直接命中竟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时，15军军长河边正三中将写给南方军总司令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程度的猛烈猛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松山把远征军切割成3大块，此时如果不尽快拿下，雨季的到来将会让远征军前功尽弃。
远征军103师在整编部队时发现，一个师仅剩不到两连人，美军的飞机反复轰炸、重炮不断炮轰，但起不到什么作用。第八军副军长李弥为了拿下主峰，采用了最原始的攻城办法——挖地道。工兵部队挖通松山主峰，在两个炸室内埋下共计7吨的炸药，拿下了主峰上的主堡，顽固的日军士兵开始烧烤中国士兵的尸体来充饥。1944年9月1日，蒋介石下令，限第8军在“九.一八”前必须拿下松山，否则正副军长均按军法从事。于是李弥亲自带领特务营冲上松山主峰阵地，激战数日。松山战役结束。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芒友胜利会师。中国西南国际补给线中印公路完全打通。驻印军一部此后和英军会师，参加了缅甸战区的其他战役。7个月后，日本投降。
[25]教皇遣使，十三世纪，成吉思汗首征西夏次占燕京之后，麾师西下灭辽，再进兵陷花剌子模，成吉思汗自己曾到印度河上游。他的子孙和将领进出于里海以西及高加索山以北，已经将战火烧到欧洲。他在1227年再度攻西夏时身故。
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儿子窝阔台继承大汗之位。这时欧洲的罗马教皇莫诺森四世对于这个咄咄逼人的游牧民族，大感不安，极力劝说欧洲一切民族共同抵御，并以拯救基督教的名义，使之免于灭亡。奥地利及克罗地亚两公国君主和波斯尼亚王集合力量，希忘能阻止蒙古人的侵略。结果成吉思汗的子孙灭金后，进兵于伏尔加河，毁莫斯科城，占领基辅，侵入波兰、德国东部、匈牙利。之后窝阔台去世，根据成吉思汗家法，他的子孙都要东返选举继任的大可汗，蒙古军队遂驻扎于第聂伯河的东岸候命。欧洲于是得救了。
教皇认为这完全是宗教的胜利，就遣派几个教士出使蒙古，要求他们受洗礼，做基督教徒。当时即位的窝阔台之子贵由对他们答复道：“你们的许多信徒忠告我们应当受洗为基督徒，我们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西方的居民相信，只有你们是基督教徒，而蔑视他人。但你们怎么知道上帝要青睐什么人？我们崇拜上帝，并仰仗他的威力，将征服自东方至西方的全世界。倘若我们不是受上帝的佑护，又怎能如此呢？”
[26]倭寇：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间。由于当时日本进入南北朝****状态，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都跑到海上，乘明初用兵之机，屡寇明朝沿海地方抢掠。明朝政府对日本南朝发出讨伐倭寇的要求，并敕封讨寇有功的南朝将军“日本国王”的称号。之后北朝室町幕府在南北朝合一后，由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再度对倭寇进行讨伐，随后被受封为新的“日本国王”。李氏朝鲜的开国君主李成桂因为讨伐倭寇有功获得很大势力，进行政变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之后随着明朝与日本间勘合贸易的盛行，以及对马岛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开放，前期倭寇也逐渐式微。这一时期的倭寇成员多为日本本土人，以平户藩松浦家为核心，故被称为“真倭”。
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
由于明朝洪武三十年所颁的《大明律》，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绵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对于勾结外族的“谋反大逆”更是异常严厉：凡“谋反大逆”，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为了不被诛九族，倭寇必须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出身。在东南沿海，凡起义者，都直接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而对于地方官来说，自己辖区的人起来造反大大拖累政绩，因此也乐于统统以“倭情”上报。
在这一阶段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沿海平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之一在于明朝“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因为在本乡本土，所以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作战时，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占，如鱼得水。而明朝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不少沿海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汪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曾任明朝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则对潮州、漳州、惠州地区的“民寇一家”断言：“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即除了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问题还是明朝自身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