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民在学校里虽然任何派别都没有参加，但对当时社会形势的发展还是非常关心的，听田七给他讲的这些，也不由得随着田七笑了起来。他望了望还披着衣服、拖着鞋的田七说：“快，快把衣服穿好，小心凉了。咱们去吃点东西，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我可是饿坏了。”
听王民这么一说，田七冲王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三下五除二穿好了衣裤，拿了个毛巾在脸盆里沾了一下擦了把脸说：“走，我领你去吃羊杂碎，不贵，那是我们这里的特产，我请客。”说罢不容王民再说什么，便拉着王民出了家门。
俩人来到一家饮食店，一人吃了一碗羊杂碎泡饼子后，田七问王民：“王哥是回家还是在街上转转？”王民此时的心态已经彻底放松了，他望了望被纸糊得严严实实的大街小巷，这是他在北京城里没有看见过的，觉得新鲜，便随田七在几条街上溜达了几圈。回家的路上王民问田七还有什么好玩、好看的地方，田七听他这么一问兴趣来了，便滔滔不绝地把古城市里和省内凡是有点名气的地方一一给王民作了一番介绍。听完田七的介绍后，王民的心也有些动了。在来古城前，为了以防万一，他向同学要了张学校红卫兵兵团的介绍信，田七的母亲担心田七出城被人阻拦，还特意给两人每人准备了一件绿上衣。此时他发现，古城并不是他临来时想象的那样。俗话说，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此时的王民也还是个学生娃娃，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便油然而生。文革初期红卫兵大串联时，王民去过不少地方，西北这块河套平原他还是第一次来，他想看看河套平原，看看中外有名的治沙典型沙坡头，看看当初苏联人帮中国人修建的唯一一座水电站，还想看看田七母子被迁赶的那个小山村。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田七，田七可是有点犯难了，只要身上钱装够，哪里都能去，可要走那么多地方，那得多长时间呀？何况有的地方还不通公共汽车。可当王民从包里给他拿出绿军装时，田七看见了那几张空白介绍信，脑子一转，办法有了。
下午，田七领着身穿黄军装、臂戴北京红卫兵袖章的王民来到了他抄大标语的造反派司令部，找到了王敢闯指着王民说，王民是他表哥，在北京上大学，听说爷爷在古城看病，特意请了假，来古城看望爷爷。临来之前，组织上交给他一个任务，叫他找当地造反派调查了解一下当地运动发展情况。田七说王民要见见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人。
王敢闯看了王民的介绍信和学生证，王民满口标准的北京普通话以及那身装束和气质，王敢相信了田七的话，他让王民等一等，他去找他们的司令。
这派的司令叫马学彪，听王敢闯说北京来了一位红卫兵，请他们帮忙调查一件事情，将信将疑地接见了王民。这个马学彪经常去北京无非是拉拉关系，找找门子，请一些名气大的红卫兵组织做他们的坚强后盾。北京的情况他了解得不少，还去过几个大干部家里。所以，在对王民在北京红卫兵组织里的地位、身份没弄清之前他端起了他当司令的派头和架子，当和王民聊了一会后，他发现这位来自北京的红卫兵确实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常去北京的那几家，这个红卫兵不仅认识，还非常熟，关系还非同一般。马学彪当场表态，支持北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但他有个请求，请王民回到北京后让他们那派的红卫兵组织用电报的形式支持他们这一派，王民答应了。当即马学彪就给王民派了一辆北京吉普，还给司机安顿，不要过问王民的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
原本想看看田七是怎样搞恶作剧的王民，没想到田七给他导演的这出戏还演真了。干脆就假戏真作了，决定转几天，然后再回北京。这哥俩坐上马司令配给他们的专车，由北向南转了一大圈，从黄河古渡、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三边到黄河青铜峡水电站、南部山区贫痔风情，再到原州古城墙风貌，待这一大圈转完后这哥俩已经人困马乏了。这天车到中卫，这哥俩看完沙坡头后，王民突然想回家了。他到火车站打听了一下，得知有一趟从兰州发往北京的火车经过这里，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田七。田七虽说玩得开心高兴，但因心里有鬼总是不踏实，听王民这么一说，就同意了。
从火车站回到旅馆，王民告诉那位司机师傅，说组织还让他们去一趟兰州，他决定从这里坐火车去，请司机师傅把车开回去，代他谢谢马司令。就这样当天晚上王民和田七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在北京城里的王民父母和田七的母亲，见王民一去好几天没消息，心里十分着急，待这哥俩转了一圈回到北京，把这段故事讲述给他们后，几位老人笑得差点背过气去。讲完笑话后，王胜嘱咐儿子，把这事永远永远埋在心里，免得惹出什么是非来。
这件事，这一趟，使王民看出田七的机敏、聪明，自此俩人便结成了好朋友。田七回到王胜家后又成了一位避难者，王民没有分配之前，每天到学校转一圈就回家陪田七。由于王民家的条件好，田七的病很快就痊愈了。
田七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特别是一个人时，总想干点什么，这点，王胜父子俩都看出来了。王胜是着急，王民是害怕，他害怕田七这位小老弟万一哪天不小心，给他父母招出点事来。后来王民发现田七对他家胡同口那家自行车修理铺很感兴趣，有事没事总往那跑，当修车师傅忙不过来时，还给人家帮忙。于是，王民便有了一个主意，他告诉周围的人，这小伙子是自己大姑的孩子，母子俩是山里人，因为自己父母常年不在家，经组织同意，让大姑来帮他们料理家务。田七因为有病，大姑把他接来看病，请那几位修车师傅，多多关照着点，这几位师傅当然乐意了，因为每当田七来到这小店，总主动帮他们干点什么，他们则可以乘机喝喝水、抽抽烟、偷会闲。俗话说吉人天相，时过不久，修车铺里的那位看夜的老汉半夜死在了店里，上面再派人来，听说守夜老汉就死在后屋的那个小土坑上，来的几个人都不敢往下看。田七听说后，以白帮忙为由，便从王民家里搬了出来，住进了这个修车小店。铺子的上级听说田七是王胜将军的侄儿子，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田七以临时工的待遇干起了这个修车店守夜人的差事。
母子俩在王胜将军家里一避就是好几年，等到时局稳定，邓小平二次复出时，田七已经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看着儿子一天天大了，田七的母亲心里着急，她不愿就这样，母子俩连个户口都没有，黑人黑户地住在王将军家里，她多次向王胜提出要回古城。但王胜将军有着他的想法。尽管时局渐渐对自己有利，只要自己证明，他母子俩就可以返回古城，平平安安过日子，但老将军总觉得欠他们的太多太多了，应该好好报答报答他们，便向有关部门反映，要给这母子二人讨一个说法，想给这母子二人创造一个比较理想的生活生存的环境。就在王胜将军为母子二人运筹时，田七的生父仁老板，从海外带着半生的资产，落叶归根，返回了故土。
那年田七才二十多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