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则反问道：“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
李达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当十’。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的人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是一场灾难。”
接着，李达又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41℃，42℃……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难，你承认不承认？”
……
当时，正是反右刚过，又处在“大跃进”的热潮时期，大多数人都是头脑发烧，只唱赞歌，而李达却能敢于唱反弹，这是难能可贵的，而其进言艺术也是颇值研究的。
后来，毛泽东主动承认了自己的不对，他说：“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涮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涮唯心精神。”他还表扬李达说：“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你是理论界的鲁迅。”
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出许多的奥妙。
李达首先是以请教之名开场的，其意图就是在于要知道毛泽东的真实想法并使他亲口说出来。一旦毛泽东不肯中计，他便直接点题，说出自己的看法，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也不忘了首先肯定毛泽东观点中的合理性，但又同时指出其应用条件，予以批驳。最后是直言劝戒，指出后果，晓以利害。毛泽东虽然承认自己听了李达的话很逆耳，但还不愧为英明的领袖，认识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达之所以敢于怒气冲冲，直言不讳，还在于他和毛泽东的长期友谊，是深得毛泽东的信任的。如果你还未与对方相处到这种程度，切切不可采用这种激烈的、易产生对立情绪的说服方式。
责已进谏——王韶自辩
在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服他人时，用责已的方法隐含其义，虽守却进，使对方明白其中道理。这在说服他从时同样适用。
开皇十一年（五九二年），隋高祖到并州巡视，并州长史是王韶，因他在任勤恳工作，政绩卓著，故而高祖认为他称职，特别加以慰抚勉励。
之后，高祖单独对王绍说：
“自从我来到此地后，您的胡须，发鬓渐渐花白，莫非是忧思操劳所致？您是国家赖以凭恃寄托厚望的柱石，还是勉力于国事吧。”
王韶谦逊地道谢说：
“我已经衰老了，又很不懂得怎样做官。”
隋高祖惊诧地说；
“这是什么意思？所谓不懂，是不用心的托词吧？”
王绍说：
“我过去处在黑暗年代，尚且十分用心，何况今天有幸遭逢贤明的君主，怎敢不竭尽微力效命朝廷？但是，造化之理十分精微，绝不是愚笨的人所能理解。加上我今年已66岁，渐入暮年，和过去相比，因头脑昏庸而健忘的事情也多了起来。我那里敢于自己宽慰自己，以致连累和影响本身的政务工作呢！只是害怕因为我的衰老而使朝纲紊乱受损罢了。”
高祖听了，连忙对他加以安慰和勉励，并亲自送他出门。王韶原系北周屡立军功的名将，在隋高祖杨坚决策伐陈时，名义上的统帅是晋王杨广，但他太年轻，筹划、参赞军务的主要骨干还是高颖和他。灭陈后，王韶率领部分隋军镇守石头城，保卫金陵，对稳定江南形势卓有贡献。难怪后来杨坚对百官说：我们所以能很快“平定吴、越，静抚江湖，全赖子相（王韶之字）之力”。然而，王韶功劳如此卓著，在本篇中，他的官爵还不过是并州总管手下的长史，操劳政务又使他须发渐白。为此，杨坚只是空言勉励以致王韶在谦谢答辞中略有耿介不平之气，杨坚不加抚慰反而批评他无所用，王韶不得不软中带硬地奋起自辩，读者细细领会，可以触摸到王韶内心很不得志的伤感情绪。后来，王韶以68岁高龄乘驿马驰还京城途中劳累而死，结束了他忠诚、正直、辛苦的一生。
但王韶在这则故事中的自辩却是非常的得法，其精髓亦可运用于处理下级与上级的争辩中。
下属受到上司的责备和训斥，总是希望能为自己辩护几句。在其火气正盛之时，一句解释的话也是多余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下属就不能找机会在其他时候说。最好的方法是在上司发完脾气、安静下来后，再找个时间来做解释。而且，最好能经过一个黑夜的间隔，使上司有机会平息心境，反省自己的态度、措辞和方式方法问题。一般来说，人们发完脾气后，都是会有些后悔和自责的，许多上司还会为自己不能“制怒”而感到懊悔，这种心理却正好可被下属利用，从而使谈话能够趋于平和，并能创造出一种有利于己的心理氛围。
如果下属的确做错了事，一定不要羞于再见上司，或害怕再被训斥。高明的上司是绝不会为同一个问题动两次肝火的。但下属在事后深刻地检讨和表明决心却是十分必要的。它表明，你并没有忽视上司的话，你有了自我反省并希望有机会进行改正。此时，上司必然也会说，“其实昨天我的态度也不好……”，这样，他就不会苛刻要求你了。相反，作为对你“态度不好”的补充，他可能较平常更为宽容和大度。
如果上司对下属的责难是错误的，下属就更应该在事后澄清，洗去不白之冤。但是，虽然真理在手，下属仍是要讲究策略的。这里，为你提供一个小的技巧，即先承认自己的一点错误，然后再话锋一转，向上司解释事情的真相和原委。
为何要先承认自己的一点错误呢？
道理很简单，那就是给上司一个台阶下。否则的话，这就等于说上司原先的训斥是毫无道理的，是完全错误的，这自然会使上司心理上无法认同。没有心理上的契合，那你后面的解释自然就不会被悉心听取。使上司有尊严感，就会防止他为获取尊严而采取不利于你的行动。况且，每一个下属都不一定是无可挑剔、没有错误的，上司的斥责中也不一定没有一句话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运用隐说法自辩自救
当一个人处在不利的环境下的时候，如何运用好隐含在适中的意思来挽回不利的局面，很是重要。
宋文帝刘义隆的太子刘劭急于要篡权，便杀掉父亲自立为帝，原司徒左长史颜延之被任命为光禄大夫。他的大儿子颜竣在刘邵的弟弟孝武刘骏手下做事。孝武率军讨伐弑父篡位的刘劭，颜竣参与秘密筹划工作，又为他起草声讨刘劭罪行的檄文。
刘劭拿到檄文后，就召唤颜延之进宫。给他看檄文，问道：“这是谁的手笔？”
颜延之答道：“这是我儿子颜竣的手迹，臣子不会不认识。”
刘劭说“他写的言辞为什么这样激烈？”
颜延之答道：“颜竣对我这个老臣子、老父亲尚且都不予以关照，又怎么会顾惜陛下您呢？”
刘劭听了，这才不株连、追究颜廷之的纵子叛逆罪，颜延之得以躲过被诛杀的灾祸。
后来，刘竣讨伐刘劭胜利，登上皇帝宝座，即为孝武帝，颜延之被任命为金紫光禄大夫。一天，他与何偃一同随皇上参加南郊大礼，何偃在路上远远地招呼颜延之道：“颜公。”
颜延之因为觉得何偃为人轻浮，他不高兴地责怪道：“我不是三公九卿之公，不是田舍公之公，又不是你的阿公，为何称我为公？”
何偃听了，满面羞惭地走了。
颜延之是刘宋时代的著名文人，善于做诗和舌辩。长江下游以西地区称颂潘（岳）、陆（机）的文名，长江下游以东地区则把他的诗名同谢灵运等同看待，可见他的名望。从本篇两则对话中可以约略看出他的善辩，前则记叙他如何靠舌才救了自己一条命，后则写他对何偃的抢白。细细咀嚼，可以体味到他口舌之利。
语简言厉说服文帝
在劝说他人时，能够用简捷的语言道出明了的含义，利于争服他人，使其同意你的见解。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将领沈庆之升任为太子步兵校尉。此年，宋文帝要北伐，沈庆之劝谏道：
“名将檀道济两次北伐都没有成效，到彦之北伐也失利而返。据我冷眼观察，您现在委派的王玄漠等人，其能力也未超过上面两个将领，恐怕会再次使王师受辱啊。”
宋文帝说：“我们王师几次受到挫折，这是有原因的。檀道济是因为宽容了敌人自讨失败，到彦之是因为中途生病。北方的敌人主要是凭藉骑兵优势，如今时令已到夏季，江河水涨；如果我军乘船渡河，一定能攻克东阿、滑台（今河南淮阳一带），小镇可以垂手而得。如果攻克这两个军事要地，驻扎在那里，就地吃那里的粮食，再向西进军，虎牢（今河南郑州一带）、洛阳等地自然难以防守，很容易为我军所攻占。”
沈庆之还是坚持认为不可以北伐。当时，丹阳尹徐湛之、户部尚书江湛都在座，宋文帝就让他们同沈庆之辩论。沈庆之说：
“治理国家政务就像治理家政一样，耕田的事应当问农夫，纺织的事应当问婢女。陛下您如今要进军讨伐敌国，却要同白面书生们谋划军事，事业怎么会成功呀？”
宋文帝大笑。
自从西晋末年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建立政权后，汉族部分皇室及士族即南下建立东晋政权，南北政权对峙局面因此形成。东晋乃至南朝的有志之士一直图谋北伐以恢复汉族政权一统天下。在宋文帝试图北伐前，先后有刘琨，祖逖，桓温、刘裕、檀道济、到彦之……北伐，虽然成果有大有小，但都没能达成平定中原的目的。沈庆之总结历史经验，深入分析南北实力，认为南北对峙已成格局，暂时难以改变，故而竭力劝阻刘义隆北伐以免劳民伤财，应该说他是极有战略眼光的。而他最后一句委婉讽剌宋文帝要与徐湛之等文官谋商军事事必难成的话，则显示了他这个武官的舌才，宋文帝也只能以“大笑”来掩饰自己争辩的失败了。
绵中藏针——陈登自救
话语中所隐含的意思尤如绵里藏针，表面含而不露，其实质却直指要害，从而通过其隐念于内有道理说服他人。
东汉未年，陈癮要派儿子陈登去拜访曹操，吕布不许。正好献帝和曹操的使者到，任命吕布为左将军，吕布大喜，便听任陈登出使，并叫他呈送奏章给朝廷谢恩。
陈登见到曹操，说吕布有勇无谋，而且毫无信义，何去何从非常随便，应当及早收拾他。
曹操说：
“吕布怀有狼子野心，的确难以长久地降服他，要不是你谁也不知道他的虚情假意。”说完，奏明献帝提高陈癮的爵位至中二千石，又任命陈登为广陵太守。
分别时，曹操握着陈登的手说：
“东方的政事，就交托给您了。”并叮嘱他，悄悄地聚集部众，以为进攻吕布时的内应。
起初，吕布曾透过陈登向曹操要徐州牧一职，没有成功。等到陈登荣归，吕布大怒，拔出剑戟说：
“你父亲曾经劝说我与曹操合作，拒绝同袁术联结儿女婚姻。今天我要求的爵位没有得到，而你们父子倒双双显贵，我硬是被你出卖了！”
陈登不动声色，从从容容地对答道：
“我面见曹公时对他说，养将军就好比养老虎，一定要让它吃饱肉，不吃饱肉，它就要吃人。曹公说：‘你的话不对。养吕将军好比养大鹰让它饥饿了才能为人所用，吃饱了就要飞走的。’”
吕布听了，怒气立刻消除。
在本篇中，吕布真是一个有勇无谋的武夫，明明陈登在曹操面前出卖了他，请曹操收拾他，而他还蒙在鼓里，只斤斤计较“徐州牧”的官爵没有获得而迁怒于荣获官爵的陈登父子。在面临吕布盛怒大起杀心的危急时刻，陈登巧于应付，他一番关于同曹操议论养虎、养鹰的话纯属子虚乌有的即兴“口头创作”，吕布却信以为真，怒气顿时解除。何故？陈登要曹操把吕布当老虎养，“当饱其肉，不饱则将噬人”，这就表明自己为了吕布想当徐州牧是在曹操面前出了力做了说客的，没有成功，完全是因为曹操把吕布当做大鹰看，不肯给它吃饱，责任在曹不在我，暗示吕布“噬人”是毫无道理的。陈登的善于应变及其口舌之利，确实令人叹服！
公孙弘妙辩胜汲黯
攻守，退进，在说服他人的过程中要良好的运用，方可达到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的效果。
汲黯在朝廷上说：“公孙弘的官职已升到三公的高位，俸禄也非常的多，但是他盖的被子还是布做的，这明明是虚伪做作的表现啊。”
武帝听了便询问公孙弘，公孙弘道歉说：
“确有其事，九卿之中与我最为友好的莫过汲黯了，他今日在朝廷公开为此事责难我，的确是说中了我的缺点。位列三公而使用布做的被子，的确是要做作出俭朴的样子来沽名钓誉。我听说管仲担任齐国宰相辅佐齐君，娶进三姓妻子，其生活的奢侈相似于国君，齐桓公虽说靠他称霸天下，但他的生活却也越出自己的本分等同于国君。晏婴辅佐齐景公，吃饭没有两样肉，妻小不穿丝织衣服，齐国靠了他得以政清人和，成为强国，他的生活也俭朴得近于普通老百姓。今天我官位已达御史大大，但却同九卿以下的小吏一般，用布做的被子。但如果说没有汲黯，陛下您怎能听到这话呢？”武帝不由得点头称是。
这次公孙弘在与汲黯在皇帝面前的“舌战”中，又是赢家，何故？他是采用欲扬先抑、以退为进的办法。他不说自己生活俭朴，却承认汲黯指出的缺点，“此诈也”；并进一步自责为“诚饰诈欲以钓名”，可是，他引用管仲的奢侈、晏婴的俭朴之例子作对比，隐然以晏婴自比，肯定古人就是肯定自己。最后则说：“且无黯，陛下安闻此言”，意思很明显，要不是汲黯，皇帝怎么知道用布被之事。可见，公孙弘的生活俭朴并不是要别人知道，更不是沽名钓誉，一下子就把汲黯的指责推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