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与预防
人类彼此间的差异并不是十分显著的，但个体心理学却让我们更了解人类的各种不同类型。我们发现：罪犯和问题儿童、神经病患者、精神病患者、自杀者、酗酒者、性欲倒错者所表现出的失败，都是属于同一种类的。他们每个人都缺乏社会兴趣，对同事、同学等，都是漠不关心的，特别是在一个令人注意的焦点上，重蹈覆辙，失败地处理生活的问题。
一、犯罪心理分析
从个体心理学的这些经验中，我们最少可以获得一个简单的结论：罪犯对别人都不感兴趣。
如果我们要想获得解决，只有先考虑我们每个必须面临的生活问题，以及罪犯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很早以前便建立了个人典型的生活模式。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要改变它是件容易的事情。只有了解自己在建造它时所犯的错误，它才能改变过来。所以有许多罪犯被惩罚无数次，受尽侮辱和轻视并丧失社会生活的各种权利却仍我行我素，一再犯下同样的罪行。当然，在负担加重时，犯罪率提高，然而，这并不足以证明：经济困难竟会导致犯罪。它只表示人们的行为受到限制。当生活中产生许多无法应付的问题时，有些人便开始犯罪了，一般情况下，在优越的环境中他们是不会犯罪的。最重要的是应付问题的方法，即生活的模式。
从个体心理学的这些经验中，我们最少可以获得一个简单的结论：罪犯对别人都不感兴趣。如果我们要想获得解决，只有先考虑我们每个必须面临的生活问题，以及罪犯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个体心理学把生活问题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和其他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友谊问题。罪犯们也有朋友，但他们不能和正常社会的一般人为友。
第二类是和职业有关的各种问题。有些罪犯不愿意像其他人一样，努力与困难搏斗，他们甚至认为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事。有用的职业蕴涵了对他人的兴趣和对他们幸福的贡献，但这正是罪犯人格中所缺少的，所以罪犯对解决职业问题都没有良好的准备。但是，我们应该把他看作是没有学过地理的人在参加地理考试一样。
第三类是爱情问题。在幸福、美好的爱情生活里，与配偶的合作和对配偶兴趣是一样重要的。在犯人被送进感化院时，他们多半患有性病，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这个现象显示：他们对爱情问题用的是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法。他们把爱侣当作是一宗可以购买的财产。对这种人而言，性生活是征服，是占有，而不是生活中的伴侣关系。“如果不能随心所欲地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有许多罪犯说道，“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如今，令我们明白了一件事：只在感化院里鞭打罪犯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我们应当矫治他们，并且教会他们与人合作之道。社会是绝对无法将罪犯完全隔离开的，他们也不适于过社会生活，我们该怎么办？他们既不是愚笨，也不是心智低下。如果我们接受了他们错误的个人优越感目标，他们的结论大部分是十分正确的。也许有罪犯会说：“我看到一个人有条很棒的裤子，而我却没有，所以我要杀死他！”我们明白他的行为是多么地缺乏社会常识。当人们不要求他以有用的方式去谋生，并承认他的欲望十分重要时，大概他的结论才是明智的吧！最近在匈牙利曾经发生一宗刑事案件：有几个妇人用毒药犯下了许多谋杀案。当她们其中之一被送进监狱时，她说：“我的儿子病得奄奄一息，我只好毒死他。”如果她不愿意再合作了，除此之外，她还能做些什么？她对自己的重要性与别人的重要性有一种错误的判断，对于其他事情也有不同的看法。那是因为她有一种与人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事实上，她是十分清醒的。
这一点对于考虑他们的欠缺合作精神时，并不是非常重要的。懦夫行为是大多数罪犯的行为。他们逃避着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应付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他们面对生活的方式中和他们所犯的罪行里看到他们的懦弱。罪行是懦夫模仿英雄行为的表现。他们在追求着一种自己幻想出来的个人优越感目标，他们以为自己是英雄，但其实这又是一种错误的价值判断，也是缺少常识的表现。他们自己觉得斗垮了警察时，便会增加虚荣心和骄傲感。所以他们常常会想：“我是绝不会被逮到的。”不幸，假使对每一个罪犯的生涯作一番仔细的探讨，我相信一定会发现他曾经犯过的许多罪。这是件非常讨厌的事。当他们东窗事发时，他们会想：“这次我有哪些地方失策了，下回一定要干得干净利落点！”他们如若认为自己已达到了目标，并且得意忘形地接受着同伴的赞赏与祝贺时，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漏网之鱼而已。
我们可以在家庭、学校、感化院里做到：改变罪犯对其勇气与机智的评断方法。我在以后会描述它的要害所在。现在，我要进一步讨论能造成合作失败的环境。有时候，我们必须把这个责任让父母来担负。也许母亲技巧不够，不能使孩子和她合作；或许在不愉快的婚姻或破裂的婚姻中，母亲很可能不希望让孩子的社会兴趣扩展到包括他的父亲在内的其他人。此外，这个孩子可能一直觉得自己是家庭中的霸王，到他三四岁的时候，另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从王位上被逐了下来。这些都是必须被列入考虑的因素，而且，如果你追溯罪犯的生活，你会发现他的麻烦是从他早年家庭经验中开始的。具有影响力的并不是环境本身，而是孩子对其地位的误解。
罪犯、神经病患者及自杀者大多数是这类人。如若一个孩子在家庭中曾是很有天赋，并且很杰出，他会因此获得更多的注意。而其他人也会因此拒绝与他合作，他便会丧失足够的信心。我们可以从孩子入学第一天的行为中看出他是否缺乏合作精神。他无法和其他的孩子交朋友，也不喜欢老师，上课时漫不经心。如果老师不了解他，他可能会遭受新的打击：既会受尽冷嘲热讽，又得不到谆谆鼓励和合作之道的教导。无疑，他的勇气和自信时时都会受到新的打击，他自然不可能对学校生活感兴趣。逐渐，他很快便将目标转向无用的方面，而对别人的兴趣慢慢地丧失。
贫穷很容易使人对生活产生错误的解释。他的家庭终日在愁云的笼罩之中，同时还与生活搏斗着，他自己还需要赚钱来维持家计。而且，出身贫寒的儿童在家庭之外，很可能会遭遇社会方面的歧视。以后，当他看到许多有钱的人过着奢侈的生活并能随心所欲购买东西时，他会觉得：他们享受的权利是不应该比他多的。这就是在贫富悬殊的大都市里犯罪案件特别多的原因，嫉妒绝不会产生有用的目标。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儿童会认为，对金钱的不劳而获就是得到优越感的方法。这是许多儿童都容易误解的。
我自己也有一个发现：自卑感是很有可能集中在身体的缺陷上。由此可见，我也不无遗憾了，竟然我也替精神病学与神经学中的遗传理论做了开路先锋。但是，最初我在写由身体引起自卑感和其心灵上的补偿作用时，我便已经料到这种危险了。这种自卑感的产生不应归咎于身体，而应归咎于我们的教育方法。如果我们用的方法正确，身体有缺陷的儿童对别人和自己都会感兴趣，假如没有人在旁边帮助他们发展对别人的兴趣，他们便会只关心自己。当然有许多人是真的患有内分泌腺缺陷，但是我们却很乐于澄清：事实上，我们绝对无法说出某种内分泌腺的正常作用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找出正确的方法来使这些孩子们也成为良好的公民，并且有和其他人合作的兴趣时，就必须撇下这个因素。
我们文明的奇耻大辱之一，便是不能在孤儿之间建立起合作的精神。私生子不仅也如此，还将他们转移到全体人类上，却没有任何一人挺身而出，来换取他们的情感。被遗弃的孩子经常走上犯罪之途，尤其是当他们知道没有人要他们的时候。罪犯之中常会发现容貌丑陋的人，这曾被用来证明遗传的重要性。但是，请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容貌丑陋的人会有什么感觉！他是非常不幸的。也许他是不同种族的混血儿，没有吸引人的外貌，遭受社会的偏见。如果这类孩子长得很丑，他的整个生命都承受着重担，他甚至没有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的欢乐和美好的儿童时代。但是，假如用正确的方法来善待这些孩子，他们是会发展出社会兴趣的。
有时候我们也不难发现，在罪犯之中，也不乏有些英俊潇洒的男孩或是男人。这实际上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实。假若前一种类型的人可以被认为是不良遗传的牺牲品，天生就带有身体上的缺陷——如手残、兔唇等，对这些英俊的罪犯，我们又该怎么解释呢？事实上，他们是被宠坏的孩子，因为他们曾经生长在一个很容易发展出社会兴趣的环境里。
二、罪犯的两种类型
罪犯可以被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人习惯于把每个人都当作自己的敌人。这种人不了解世界上会有所谓的同胞之爱，因为他从未真正体验过。因此，他根本不能发现有人欣赏他。另一种类型是被宠坏的孩子。犯人经常埋怨说：“我会有今天的下场，都是因为我的母亲把我惯坏了。”对这一点，我们应该再详加讨论。
罪犯可以被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人习惯于把每个人都当作自己的敌人。这种人不了解世界上会有所谓的同胞之爱，因为他从未真正体验过。因此，他根本不能发现有人欣赏他。另一种类型是被宠坏的孩子。犯人经常埋怨说：“我会有今天的下场，都是因为我的母亲把我惯坏了。”对这一点，我们应该再详加讨论，但是我之所以在这里提起它，只是要强调：尽管罪犯所受的教养和训练都不相同，但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没学会合作之道。父母们可能也想把他们的孩子教育成良好的公民，可是却不知从何下手。如果他们整天板着脸孔，事事吹毛求疵，他们的孩子一定没有成功的机会。如果他们骄纵他，让他成为舞台上的主角，他就会只因为自己的存在，便觉得自己很重要，而不愿意作任何有创造性的努力以博取同类的赞扬。因此，这种孩子会失掉奋斗的能力，他们一直希望有人来注意他们，也一直期待着某些事情的到来。如果他们找不到可满足他们的简单方法，他们就会开始责怪环境。
尽管这些个案的内容并不是为此目的而写的，那我们也不妨研究研究。我要讨论的第一个个案是从薛尔敦和吉利克合写的《五百犯罪生涯》一书中选出来的——“百炼金刚约翰”的个案。这个男孩检讨他的犯罪生涯时，说：“我从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自甘堕落。直到十五六岁时，我仍与其他孩子一样。我喜欢运动，也从图书馆借书来看，生活得井井有条。但是后来，我的父母却让我退了学，要我去找工作。并且把我的薪水全部拿走，而每个星期只是给我5角钱。”
这些话都是他的控诉。如果我们想了解他的整个家庭的情境，就不妨问他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以便我们能发现他真正体验的东西。目前，我们只能断定：他的家庭是不太和谐的。
我现在想给你看一本日记，一个谋杀犯的日记。在犯案之前，他把自己的意向都记了下来：他将如何残酷地谋杀那两个人。这部日记供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能描述在罪犯心中进行的计划。没有哪个人在犯罪之前是没有计划的，在计划之时，他们必然会对自己的行为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在这一类的自白书中，我从没有发现过把自己的罪行描述得简单明了的例子，也从没有发现过不想替自己行为辩解的犯人。在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感觉的重要性。即使是罪犯，也会想和社会感觉协调一致。同时，他在犯案之前，还要先突破社会兴趣的厚墙。因此，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拉斯寇尼可夫躺在床上两个月，考虑着他是否该去犯罪。终于他用这个想法鼓起了勇气：“我是拿破仑，还是一只虱子？”罪犯们时常用此类的想象来激动自己，欺骗自己。事实上，每个罪犯内心都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而他们却也都清楚自己并不是在从事着真正的生活。
然而，由于懦弱之故，他却对它置之不理。他之所以懦弱，是因为他缺乏成为有用人才的能力。他对合作之道一窍不通，而生活的问题都是需要与人合作的。
下面都是从这部日记中摘录出来的句子：
“认识我的人都背离我，讨厌我，嫌弃我。我已是众人侮辱、漫骂的目标（他明显是爱面子之人）。我的巨大不幸几乎要把我毁灭无遗。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留恋的，我觉得我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我应该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可是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肚皮可是不听指挥的啊！”
他开始在寻找托辞了。
“有人预言我会死在绞首台上。但是话又说回来，饿死和死在绞首台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一个个案里，有个母亲对他的孩子预言道：“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绞死我！”当他17岁的时候，果然绞死了他的妈妈。预言和挑战是有同样作用的。
“我顾不得后果了。无论如何我总要死的。我一无所有，别人也使我无可奈何。既然我想要的女孩子都避而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