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强兵是张居正的抱负，也是他变法改革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富国是为了强兵，而强兵则是为了抵御北方蒙古部族的侵扰，捍卫国家安全。所以经略北边，是张居正始终不曾懈怠的大事。
洪武元年（1368年），在明朝大军的进攻下，元朝统治者逃往塞外，散居于蒙古高原，他们不时侵扰明朝的北边，所以从明代开国时起，北方的边患，便始终是国防的重心。
北边的蒙古部族，大致分为三部：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刺部。兀良哈部活动于今辽河老哈河一带，鞑靼部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上流以西，贝加尔湖以南楞格河流域一带，瓦刺部在今匝盆河、科布多河流域和哈剌额尔齐斯河以南准噶尔盆地一带。为了抵御蒙古部族的侵犯劫掠，明初，在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的万里防线上，设置了九个边防重镇，分别为：辽东（今辽宁辽阳）、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县）、榆林、蓟州（今河北蓟县）、太原、宁夏、甘肃（在张掖）、固原，合称为“九边”。九个重镇都设在北方的边墙即万里长城之内，其中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是北边的中坚。同时，朱元璋又在长城以北设立了大宁卫（今凌源县境）、开平卫（在今内蒙古多伦县）、东胜卫（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三个军事重点，形成北边中坚部分的外围军事重镇，以防卫北边。各镇犄角相倚，边防坚固。
同时，朱元璋认为诸子最为可靠，于是将军权交付皇子，命他们出镇北边，是为塞王。塞王多拥重兵，沿长城防卫北方蒙古部族。如宁王朱权驻大宁（今辽宁宁城），辽王朱植驻广宁（今辽宁北镇），燕王朱棣驻北平，谷王朱橞驻宣府，代王朱桂驻大同，庆王朱檹驻宁夏，肃王朱械甘州（今张掖），秦王朱樉驻西安，晋王朱棢驻太原。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嫡长孙朱允炆继承大统，是为惠帝，明年改元建文元年。其时，燕王朱棣拥兵十万，节制卫所，势力渐雄。朱棣在宫中密制军器，谋夺皇位。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借口诛太常卿黄干澄、兵部尚书齐泰，以清君侧，举兵反，名为“靖难”。建文三年（1401年），陷京师，朱允炆不知所终。朱棣继皇帝位，以明年为永乐元年。
在“靖难”之役中，朱棣用兀良哈三卫的蒙古骑兵参战，所以登基后，遂将大宁卫所辖边地分送兀良哈三卫，放弃了大宁卫，又徙东胜左右卫于永平、遵化，于是蓟州、辽东与宣府、大同隔绝，北部边防，大为削弱。而蒙古骑兵，机动灵活，来去迅速，北边吃紧。朱棣便决定迁都北京，以加强北边。永乐元年（1403年），遂改北平为北京，将国家的政治中枢置于前线，与蒙古形成军事对峙的态势。之后，在永乐八年（1410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问，朱棣曾先后五次亲征漠北。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明成祖朱棣病逝于北征的归途中，而将防卫、抵御蒙古部族的任务，留给了他的后继者。
永乐年间放弃大宁卫和东胜等地以后，开平卫孤悬塞外。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鉴于开平卫守备困难，明宣宗迁开平卫至独石，遂使塞北300多里的土地，尽非已有。此前，宣府、大同为国防第二线的中心，现在，放弃军事重地开平卫，使宣府、大同渐居国防最前线。明朝北方的国防线在步步南移。
正统（1436-1449年）年间，瓦剌屡次进扰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在权宦王振的怂恿下，仓促亲征，遂发生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北边的边患严重到了何种程度！皇帝被俘，京师危急，爱国将领于谦于危难之际受命指挥了保卫京师的战争，挫败了瓦刺的侵犯，保卫了国家。英宗复辟后，杀害了于谦。于谦死后，国防废驰。
瓦剌部自从被于谦等抗战将领挫败以后，不久，内部发生内讧，势力衰落，鞑靼部乘势兴起。
天顺（1457-1464年）时期，鞑靼别部酋长阿罗出率部进入河套，随后，鞑靼可汗小王子、鞑靼哈刺真部的孛来、翁牛特部的毛里孩也侵入河套，黄河以南二千方里水草沃野，遂沦为鞑靼的牧场。他们以河套为基地，不时从河套出击，搔扰内地，杀掠人畜，明朝人称之为“套寇”。鞑靼未入河套时，明朝的西边还比较安定，鞑靼一入河套，西边的延绥、榆林等地，常被寇掠。于是，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设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所谓三边，指陕西省甘肃、延绥、宁夏三边。第一位三边总制王越曾经主张以15万大军，穷搜河套，事未得行。武宗正德（1506-1521年）间，三边总制杨一清建议收复河套，修筑边墙，被权宦刘瑾所陷，得罪去职，空怀一腔报国的热情。而明朝的西北边防，遂日趋紧张。
弘治（1488-1505年）初年，鞑靼的达延汗以武力统一蒙古各部，先削平瓦刺部叛乱，又征服兀良哈，势力强盛。嘉靖初年，达延汗死，政治中心遂落入河套的衮必里克和俺答手中。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衮必咀克死，俺答独盛。同年，他率鞑靼骑兵大举入侵明边，蹂躏地方遍10卫38州，杀掠人口20余万，掠牧畜200余万头，财富无数，焚毁民居8万户，至致田地荒芜数十万顷。
嘉靖三十五年（1546年），首辅夏言用曾铳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第二年，10万鞑靼骑兵由河套侵入长城，延安、庆阳一带俱遭劫掠。曾铳分几千兵抗御鞑靼，同时派大军直抄鞑靼老巢，迫使鞑靼不得不撤兵，度过了一次边防危机。夏言和曾铳都感到事态的严重，认为要解决边患问题，只有将鞑靼逐出河套。故曾铳上疏提出，为国家长远计，应一方面修筑边墙，进行防卫，一方面主动出击，收复河套。他自动请缨，建议于春夏之交，率锐卒6万，益以山东枪手2千，带50日粮饷，水陆交进，直捣鞑靼老巢。世宗苦于鞑靼久为患，遂予允准。同年十一月，曾铳又联合陕西巡抚、延安巡抚、宁夏巡抚以及三边总兵上疏，请收复河套。当时，权臣严嵩在策划排斥夏言，遂在世宗面前，极力阻挠收复河套，以为此役师出无名、军饷不继、胜算无握，惰于朝政、不恩作为的世宗听从严嵩意9己，以曾铳轻开边衅、误国家大计，将曾铳弃市。曾铳一心勾国立此边功，一片爱国热忱，竟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夏言也因此被罢职，凡主张收复河套的官员均被罚俸。后来，俺答寇大同，声称夏言要复河套，特来报复，世宗又杀夏言以满足俺答的要求。此后，再无人敢议复河套。明政府的腐败、因循苟且，使边患越来越严重。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农历庚戍年，俺答又大举入侵。六月，兵入大同境。八月，入蓟州，攻古北口，又从古北口取道通州。京师震动。成祖时，北方环卫京师的军队有80余万，成祖以后，武备日渐废驰。世宗初年，环卫北京的军队仅10万7千人。这时，俺答逼近，城防兵老弱残疾凑起来仅四、五万人，而且武器装备不全。世宗只得下诏勤王，各地援兵到了五、六万人，但给养缺乏，没有战斗力。严嵩和宣大总兵仇鸾提出，俺答只为抢食而已，任其抢掠，满足之后，自然退去。于是竟不作战，任其蹂躏百姓。俺答抢掠财产、人口、牧畜已足，遂从古北口遁出塞外。这次严重的外患，史称“庚戍之变”。
这一事件发生时，张居正在翰林院为编修。“庚戍之变”使张居正意识到国家的武备荒废到何种严重的程度，所以整饬边防成为他日后关注的重大问题。
“庚戍之变”以后，俺答不断地搔扰明边。嘉靖四十年（1561年）春，俺答兵犯宣府、居庸关，其侄吉能犯宁夏，其弟把都儿犯辽东盖州，北方、东北、西北都遭到了侵扰。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俺答进攻宣府，南掠隆庆。十月，把都儿和俺答之子辛爱，破墙子岭入寇，威胁京师。北京戒严，十一月才解除。其间，鞑靼兵曾大掠顺义、三河。
隆庆元年（1567年），俺答进掠山西中部，土蛮进犯蓟州，北京再度陷入恐慌之中。隆庆二年（1568年），工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推荐三位抗倭名将俞大献、谭纶、戚继光，建议调他们到北方练兵御敌。除俞大献年老仍留任广西总兵官。谭纶和戚继光被调到北方。这时，张居正已经入阁，从隆庆二年起，张居正便担起了明朝国防的重任，以重整军备、解除边患为己任。
国家财政收入的稳步上升，是整顿和加强北部边防的经济基础。有了丰厚的财力，才有可能增强军事实力，扭转北方边疆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一基础，张居正在执政之初，直至他临终之时，始终不曾放松过。
张居正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他的双脚永远站在坚实的土地上。但同时，他又不为时局所限，因循苟且，既立足于现实，又改变现状，这便形成了张居正稳中求进的作风。鞑靼和土蛮是他整饬边防要面对的两股最大的敌对势力。鞑靼自入河套以来，逐年发展，渐至强大。如果将鞑靼一举逐出河套，收复广大的失地，诚为千载一时之功。然而，这时已不是王越、杨一清的时代。那时，鞑靼入河套不久，事尚有可为。现在事过多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收复河套可能成为旷日持久的艰难战争，而国家内部矛盾丛生，危机重重，亟待逐项加以整顿。这些国内的政治、经济矛盾和危机必然影响和制约军事行动。仅就军事而言，吏治的腐败，已成痼疾。军事将领多沾染此风，又加上兵员不足，武器、粮饷、训练等百废待举，而又非一日一时可奏功效，显然，收复河套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提出“外示羁糜，内修战守”，作为整顿北部边防的战略。外示羁糜，可以尽量避免战事，使北边保持相对的安宁，为内修战守赢得时间，创造条件。同时，只有内修战守，加强军事实力；提高防卫能力，才能在敌人发动进攻时，给予有力的回击，也就是说，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羁糜的政策才能得以实行，做到“顺则抚之，逆则绝之”。所以外示羁糜、内修战守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张居正在解决边患时，便采取了这一战略指导思想。以后，他对北边的一系列布署和处置，都是这一战略的实施。
当蒙古的各部族处于分散、甚至分裂、矛盾、对峙的状态下，他们相互牵制，势力便从内部削弱了，对明朝北边的威胁和压力大为减轻。内部矛盾的制约，自己力量的弱小，使他们不得不依赖明朝，接受明朝的羁糜政策。而当他们一旦联合起来，更有甚者，组成了一个有机的牲会组织或军事整体，骁勇善战，机动灵活的蒙古骑兵便会对明朝构成极大的威胁，那么羁糜之策则难以奏效。因此，张居正在筹措北方边防时，始终密切地注视着蒙古内部各部族、各酋长之间的关系及他们的动态，甚至对他们的身体状况、继承人的情况都极为关注，想方设法地施加影响，实行分化、瓦解政策，以削弱敌人势力，从而相对地增加自己一方的优势。他在给蓟辽总督方逢时的信中嘱咐他：“大约虏情，只要涣之，无令得合而已”。万历四年（1576年），俺答和察罕发生矛盾。张居正闻讯后，颇以为喜，“近闻虏酋与察军，搏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使之祸结而不可解，则蓟辽之间可以安枕。而西镇之贡市愈坚矣。宜多方间之……”。他还嘱咐沿边督抚，当俺答与其他部落发生战事时，尽量促其交战，甚至可以假道给他，“至于虏众经过，或小有侵扰……不必过求矣”，以使敌人在相互攻击中，结仇日深，仇仇相报，自我消耗。
外示羁糜，内修战守，利用矛盾，分化瓦解，这是张居正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确定的战略，同时，他又成功地组织实施了这一战略，使北边的防卫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对边将知人善任，是张居正经营北边，解决边患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
张居正不是一员英勇善战的武将，驰骋疆场，非其所长。然而，起用一批杰出的军事人才，担任国防要职，创造条件，使他们发挥其军事才干，施展其报国之志，同时，组织他们相互协调行动，以完成全局的战略布置，这是张居正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能力。张居正当政之时，他所选用的边将，多为一时之杰。张居正对他们爱护备至，“为国任事之臣，仆视之如子弟，既奖率之，又宝爱之”。
隆庆二年，抗倭名将谭纶和戚继光调到北方，这是当时一流的军事人才。嘉靖二十九年，以蓟州、辽东、宣府、大同等地为护卫京城的要地，遂设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一员，简称蓟辽总督，设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一员，简称宣大总督。因其战略地位重要，宣大总督和蓟辽总督的人选务择才具之士。谭纶调到北边后，遂进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