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清晨，李鸿章还在蒙头大睡，忽然被人叫醒，睁开朦胧睡眼一看，来人是曾国藩身边的一位马弁，说曾大人请他去吃早饭。李鸿章睡意正浓，不想早起，扣算偷个懒，便说自己身体不适，托来人代假。过不多时，又来了一个哨官，对他说：“曾大人必待幕僚们到齐后方进餐。”李鸿章知道这时已经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急忙穿好衣服，踉踉跄跄地来到曾国藩的营帐。曾国藩毫无表情，见人到齐，把手一摆，招呼大家开始进餐。饭后，曾国藩正色对李说：“既然来到我的幕府，我有言相告，这里讲求的就是一个‘诚’字而已。”这件事给李鸿章的教训极深，不仅使他改掉了贪睡的毛病，而且还使他领悟出为人处世的道理。后来李鸿章能够功成名就，位极人臣，是与曾氏对他的影响、提携分不开的。李鸿章成名后，对曾国藩的提携之思念念不忘，言必称“我老师如何神圣。”以至到晚年，他还常常向人提起这件事。他说，经过那次教训后，便对早起“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曾国藩“历练”李鸿章主要用的是身教之法。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的方面，如早起、写日记、读书、勤于公事，都要求自己做出表率，长年累月地坚持下去，形成一种习惯和作风，以此来影响其他人。被影响的人表面看来只是学会模仿做一些具体小事，但在这些小事中却包含着一种道德的力量，会对人的素质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李鸿章为什么会对曾国藩早年对他的“历练”永难忘怀的原因。身教之法是一项重要的教育方法，包含着深奥的育才谋略。
梁启超自愿当枪手
以前，人们常把代替他人考试，写文章的人称为“枪手”。梁启超就曾自愿作过清政府考察宪政各大便的枪手。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领袖在国内无法立足，于是逃亡海外，继续进行变法改良的宣传活动。1905年9月；清政府为抵制日益高涨的革命风潮，派载泽、端方等五人为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到东西洋各国考察立宪政体是否适合于中国。载泽、端方等人大多为庸碌官僚，并不懂得什么宪政法理，其随从参赞等对此也是知之甚少，只好暗中到处寻觅了解西学，通晓宪政的人替他们撰拟各项考察报告、奏议等，充当考政大臣的枪手。
梁启超此时虽仍遭清政府的通缉而避居国外，但却通过多种途径同考政大臣秘密建立起联系，自愿担当起为他们撰拟各种奏疏的枪手。据梁启超说，他在1905年秋冬之际，为考政大臣们起草考察报告，以及奏请清廷早日实行君主立宪制，赦免戊戌维新派等政治犯、请定国是之类的奏折，多达20余万言。考政大臣们在国外考察了近一年时间，回国后纷纷向清廷上奏折，吁请改君主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不久，清廷颁谕宣布：今后将仿行宪政。
“借尸还魂”“借风行船”，是人们巧借他人之力达到个人目的的一种政治谋略。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在几年之前就提出的政治主张，只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当时他们还是被清廷通缉的“要犯”，因此不可能直接向清廷陈述个人的政治要求。梁启超自愿当枪手，是希望借考政大臣之口，传自己心中之事，利用为他们草拟奏疏的机会，既可充分表达自己多年来追求的政治主张给清廷，又可结交和影响考政大臣们，真可谓“一箭双雕”之举。
康有为托古改制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刺激、警醒着中国的仁人志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发起了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戊戌变法运动。
当时，清政府内部的封建顽固派势力极为强大，他们以慈禧太后为后台，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哲学观点为理论依据，极力反对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任何变革，搬出儒家“敬天法祖”的陈腐教条，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胡说什么如果现人变改祖宗的法规制度，就会天下大乱。有的顽固派大臣甚至说：“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康有为等的变法维新面临着极强大的社会阻力与政治压力。
为减轻这种阻力与压力，康有为采取了托古改制的谋略。康有为在变法前撰写了一本书，叫《fL子改制考》。这本书说，中国的上古时代，没有书籍，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述，因此人们对上古社会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但人们又普遍具有一种“荣古而虐今，贱近而贵远”，一味迷信上古的心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诸子百家，包括孔子在内，纷纷利用人们的这种厚古薄今心理，把自己理想中的社会政治制度假托为在上古曾经施行过的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借此争取人们对自己政治学说的信仰与认可。中国历史上并不一定有尧、舜、文王、武王等圣王，这些上古圣王皆是孔子为改造当时的制度而假造的托古对象。
《孔子改制考》就学术考证而言，有许多地方是牵强附会和错误的，但康有为的主要意图不在学术而在政治，他曾经说：“作为一般的平民百姓，如果公开倡言变法改制，必会遭人诅咒，因此，不如假托于古代圣王，这样，既不使人感到惊恐，自己也可免遭不测之祸。咽此，就历史事实来看，不是孔子托尧、舜、文王、武王之古以改制，而是康有为将几千年来历代统治阶级最尊崇的孔子打扮成改制维新的祖师爷，是康有为为减轻顽固派的攻击而托孔子之古以改清王朝之制的政治谋略。”
康有为不但要托孔子之古，而且还要托清帝先王之古以改制，他说：“我世祖章皇帝（福临顺治帝）何尝不变太宗文皇帝（皇太极崇德帝）之法哉？若使仍以八贝勒旧法为治，则我圣清岂能久安长治乎？”。康有为等还以清王朝入主中原后“变服色”、“变文字”、“变历法”、“变役法”、“变赋法”、“变刑法”等事实，论证清朝的先帝圣祖也是不断变法改革的，说假若康熙帝和雍正帝生活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他们的变法决心与效果，一定不在俄国的彼得大帝、德国的威廉第一、日本的睦仁天皇之下。
在康有为的宣传鼓动之下，在中国终于发动起一场戊戌变法维新运动。这次变法维新运动后来虽被封建顽固派镇压下去，但康有为托孔子之古，托清帝先王之古以减轻变法压力的政治谋略，实与晋文公“尊王攘夷”和东汉末年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谋略，有异曲同工之妙。
彭湃救学生
彭湃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国，想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变革，故而出任海丰县教育局的局长。
一次，海丰县公署的兵丁下乡去勒索老百姓，说是要抓赌博的人，没有抓着，却胡乱地抓去了几个学生，让学生家长用钱去赎人，企图“敲竹杠”。事件发生后，学生们跑来告诉彭湃，要求设法营救被抓去的同学。彭湃详细地问明白了经过之后，就嘱咐学生们赶快回学校去集合同学，人数越多越好，即刻去县公署向县长请愿，要求释放无辜被捕的学生。因为彭湃深知县长翁桂清是个怕事的家伙，如果学生集体去请愿，他一定不敢亲自接见；为了推卸责任，还可能要责成教育局长去负责对付请愿学生。过了一会儿，翁桂清果然差人来请“彭局长”前去对付请愿学生。彭湃装着不知道底细，匆匆地跟着来人到县公署。彭湃刚一进门，翁桂清就对他说道：“你这个教育局长是怎么搞的？学生这样胡闹，你为什么不管？”彭湃顺水推舟，回答说“既然翁县长说学生的事应该由教育局来管，那么，我就来管管！”“但不知究竟闹的是什么事？”“把事情弄清了，那些学生自然就会回去了。”县长问：“甚么事情弄不清楚？”彭湃出去了一会儿回来说：“事情是这样：县公署的兵丁下乡抓赌，没有抓着，却乱抓了几个学生关起来了。”“学生的要求是有理的。”彭湃进一步说：“县公署如果不把乱抓来的学生释放，我这个教育局长也是不答应的啊！”翁桂清无言以对，只好答应把抓来的几个学生释放了。
这是彭湃利用县长胆小怕事的心理，成功地运用了正确的策略的故事，正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郭沫若先发制人
1937年7月，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当时正值国内掀起抗日战争的高潮。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同国民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以求共同抗日。
归国后的郭沫若，遂被任命为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文化统一战线工作。但是蒋介石对他并不放心，派人暗中监视。当时，郭沫若在重庆国民党政府办公，他为了听取指示，接受党的任务，经常到八路军设在曾家岩的办事处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汇报工作。这更加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警觉，他们对他盯得更加紧了。
一日，郭沫若从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完工作，随手提着两捆书走出曾家岩。因为书非常重，他便走一段路，把书放下来休息一会。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两个家伙行迹可疑，便提起书马上拐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但此时那两个家伙也跟上来了。郭沫若走着走着，陡生一计，他突然停下来转身盯着那两个家伙，等他们走近，说道：“快过来，帮我提着书，咱们一起走吧，反正你们是要跟着我的。”两个特务没想到郭沫若会有这么一招，顿时被弄得措手不及，呆若木鸡，只好一人提着一捆书，极不情愿地将郭沫若一直送到住地。
郭沫若采取突然性的手段，出其不意。迫使对方按照自己预先的设想行事。这种突然性往往可以使人来不及思索，使他乱了方寸。先发制人是变被动为主动的有效手段。
文王事纣
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杀死诸侯梅伯，把他做成肉酱，杀死诸侯鬼侯，把他做成肉干，在宗庙里用来宴请其他诸侯。周文王见此状况，流着眼泪为此叹息。纣王担心他背叛自己，想杀死文王灭掉周国。
文王见势不妙，就以侍奉仇敌的手段以求得生存。文王公布说；“父亲即使无道，儿子敢不侍奉父亲吗？君主即使无道，臣子敢不侍奉君主吗？君主怎么可以背叛呢？”
由于周文王处处言行小心，于是纣王赦免了他。
文王智谋在于在“势不便，时不利”的情况下，能委屈求全，保住周国。
邱成子见微知著
鲁国大夫邱成子出使晋国，路过卫国，卫国的右宰谷臣留下并宴请他。右宰谷臣陈列上乐器奏乐，乐曲却不欢快；喝酒喝到畅快之际，把璧玉送给了邱成子。
邱成子从晋国回来，又经过卫国，却不向右宰谷臣告别。他的车夫说：“先前右宰谷臣宴请您，感情很欢洽，如今重新经过这里为什么却不向他告别？”邱成子说；“他留下我并宴请我，是要跟我欢乐一番。可陈列上乐器奏乐，乐曲却不欢快，这是在向我表示他的忧愁啊，喝酒喝得畅快之际，他把璧玉送给了我，这是把璧玉托付给我啊。如果从这些迹象来看，卫国大概有祸乱吧！”
邱成子离开卫国30里，卫国境内果然有人作乱杀死卫君，右宰谷臣为卫君殉难。邱成子回到鲁国后，派人去接右宰谷臣的妻子孩子，等右宰谷臣的孩子长大了，邱成子把璧五还给了他。
孔子听到这件事，说；“论智慧可以通过隐微的方式跟他进行谋划，论仁德可以托付给他财物的，大概就是邱成子吧！”
宓子贱治理直父
春秋时，孔子弟子宓子贱奉命去治理鲁国的县城禀父。宓子贱担心鲁国君主听信谗人的坏话，使自己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便在告辞上任的时候，向鲁国君主请求带上君主身边的两个官吏跟自己一起去。
到了直父，当地的官吏都来朝见。宓子贱让那两个官吏书写。官吏一动笔，宓子贱就从旁边不时地摇动他们的胳膊肘，使官吏写得很不好，宓子贱为此而大发脾气。这两个官吏对他这种做法既讨厌又愤恨，就告辞请求回去。宓子贱说：“你们写得很不好，你们赶快回去吧！”
两个官吏回去以后，向鲁国君主禀报说：“不能给宓子贱这个人书写。”鲁国君主说：“为什么？”官吏回答说：“宓子贱让我们书写，却不时地摇动我们的胳膊肘，写得不好就大发脾气，禀父的官吏都因宓子贱这样做而发笑，这就是我们所以要告辞离开的原因。”鲁国君主长叹说：“宓子是用这种方式对我的缺点进行劝谏啊。我扰乱宓子，使宓子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这样的事一定多次发生过了。假如没有这两个人，我几乎要犯错误。”
于是鲁国君主就派自己所喜欢的人去直父，告诉宓子说：“从今以后，直父不归我所有，归你所有。凡是对直父有利的事情，你自己决定去做吧。五年以后再报告施政的要点。”宓子贱恭敬地答应了，这才得以在直父开始实行自己的主张，而且把直父之地治理得很好。
齐桓公善用人才
宁戚想向齐桓公谋求官职，但处境穷困，没有办法使自己得到举荐，于是就给商人赶着装载货物的车子到了齐国，傍晚住在城门外。
桓公到郊外迎客，夜里打开城门，让装载货物的车子躲开，火把很明亮，跟随的人很多。宁戚在车下喂牛，望见桓公，心里很悲伤，就敲着牛角大声唱起歌来：桓公听到歌声，抚摸着自己车夫的手说：“真是与众不同阴！这个唱歌的不是一般人！”就命令副车载着他。桓公回去，到了朝廷里，跟随的人请示桓公如何安置宁戚。桓公赐给他衣服帽子，专门召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