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当时这一现象太普遍了，就是在日本人作家的笔下都有所体现。佐藤春夫在昭和十三年（1938）写了一个以"郭沫若"为"原型"的电影剧本--《亚细亚之子》，无论是其《东天红》主题歌还是故事内容，都打上了明显的日本国家优越感的烙印，凸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野心和军事野心；而作为中国人的"郭沫若"则被随心所欲地符号化了，成为了日本大东亚政策的拥护者和追随者。尽管如此，其因"弱国子民"身份所遭受的歧视还是挥之不去。在剧本中，郭沫若变成了"汪某"，富于文学天赋，澎湃着诗人的热情，并且"风度翩翩、聪慧清秀"、"学资宽裕"，"再加上受到教授们的信赖等等，很快就成为看护妇们青睐的对象"。但是那宿命的"支那人"身份，则成为了"白璧之瑕"。"于是便有人说：如果不是支那人的话肯定会被教授们选去当女婿的，恐怕怎么也轮不到看护妇们吧。"由于"汪"在众多倾心示好者中间选择了一位名叫安田爱子的看护妇结为伉俪，而安田爱子又不是特别漂亮，于是吃醋者的酸葡萄心理和民族歧视相互发酵，诋毁他"支那人的趣味毕竟有些特别云云"。
除了这种较浅层次的对于中国留学生"弱国子民"身份的歧视之外，佐藤春夫还十分隐蔽地撒播了"中国文化终结论"，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对"凝固中国"的贬抑态度。虽然此前日本有人提出"汉字废止论"遭到过佐藤春夫的反对，但是佐藤所谓的汉字并非中国的汉字，而是"日本的汉字"。如果联系到他在同一时期《大陆与日本人》文章中炮制出"支那非文化国"的谬论。但是，现在今天的日本人进出支那大陆，毋宁说像是城里人向乡下移动"。并进而指出："（中国）唐宋明清算是文化国，但是，可以断言中华民国没有文化。......明清文化当然传来我国。乾隆可能是支那文化凋落之际的芳香。从那以后，称得上文化的东西连影子都看不到。"为此，他得出一个强盗式的结论："支那之文化于本国枯死而将于吾国开花结果。唯其如此，吾等有权利且有义务进出大陆，于彼处树立文化。"，那么在《亚细亚之子》中呈现出"中国文化终结论"的症候也就不奇怪了。
在剧本中，日本侵略者已经占据了北京通州，并正在那里进行殖民建设，准备用日本文化取代中国文化。佐藤春夫的"中国文化终结论"，暗示中国文化如同明日黄花，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行将终结；而日本文化则是新鲜活泼、充满生机的，即将在中国大陆上开花结果。他说："风习也罢其它的什么也罢，新东西一旦进入新的地方，一段时间内比在原地更加繁盛。这是定律。看看植物学、细菌学吧。一旦那段时间过去之后，则是真正能够结实地附着在土地上的全新品种之类的东西能够正常地繁荣、发展下去。日本文化也同样会进入这里的土地，风靡起来。不，现在已经那样。"佐藤在这种"中国文化终结论"中，虽然引入了自然界中植物学、细菌学等物种发展规律的支持，但只是披上了一层科学的外衣，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民族沙文主义和对日本文化优越性的自恋而已。
这种"中国文化终结论"所秉持的逻辑依据，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佐藤将日本本土与中国的空间地理范畴别有意味地置换成为了"新"与"旧"、"先进"与"落后"历时性的历史范畴，中国文化被打上了低等的标签，从而确证了"中国文化终结"的"必然性"；而日本文化被建构成了处于高级序列，必将取代中国文化。尽管这种置换不无荒诞色彩，但它隐含着对中国文化的轻视和"固化"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他炮制出"适者生存"的观念，认为"不适应"历史发展的作为"他者"的中国文化应该被消灭，无疑是在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寻找学理上的合法性，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的警惕。佐藤春夫的谬论当时就遭到了郁达夫的驳斥。郁达夫曾在《雪夜》等文章中指出过日本文化缺乏独创性，在《日本的娼妇与文士》一文中针对佐藤的"中国文化终结论"指出："因此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的决不能与世界各伟大民族相并立的痼疾；因此也可以断定日本的抄袭文化，决不能有在世界文化史上放一点异彩的运命。矮子登场，弄了一辈子的轻薄小技，终也不过是些沐猴冠者而已。"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说过："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鲁迅在日本留学时虽有过被日本人怀疑能力的屈辱，但因为得到了藤野先生的关爱，算是意外地涂上了一抹玫瑰色。曾在日本留学七年的鲁迅一生著作卷帙浩繁，而他关于日本留学生活的文字记录却并不多。这不多的留学记录大都和仙台有关，特别是藤野严九郎先生，更成为了他记忆中的珍宝之一。后来，日本作家太宰治根据鲁迅在仙台求学和生活的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惜别》，把鲁迅在仙台的留学生活这一文化资源转化成了日本的文化产品。
太宰治在创作意图中声称："打算描写仅仅作为一位清国留学生的'周先生'。不卑视中国人，亦绝不进行浅薄之煽动，欲以所谓洁白、独立亲睦之态度对年轻之周树人作正确、善意之描写。所怀意图为让现代中国之年轻知识人阅读，使其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在日本与支那之和平方面发挥百发子弹以上之效果。"但是实际创作中，作者在对创作意图努力遵循和贯彻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超出了创作意图所规范的边界，致使实际创作和主观意图之间出现了一个偏离角，甚至呈现出一种矛盾和错位的症候。
在小说中青年鲁迅最初是以一个怀着自卑感的孤独者形象出现在仙台的，他自称是没有故乡、飞来飞去的候鸟。甚至刚刚与他相识的日本同学田中卓也敏感地意识到"这位留学生好像十分喜欢'孤独'一词"。鲁迅的孤独和自卑并非是个人性格使然，在日本作家的笔下，这是民族国家地位的一种折射，是在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中"弱国子民"屈辱身份的一种直观显现。在小说中鲁迅和田中卓有过这样的对话：
"您家乡是哪里？"我（田中卓）坦率地问。
对方露出奇异的笑容，无声地看着我的脸。我感到几分茫然，再一次问道：
"是东北吗？是吗？"
对方的脸色突然不高兴起来。
"是支那。您不会不知道！"
"啊啊。"（略）
"今后好好相处吧。支那人，您讨厌支那人吗？"稍微有些脸红，一边笑一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