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音乐会终于散场时，为了引起H的注意，也为了暗示什么，Muff夫人从后面走过来，"左手轻轻碰着H的外套边而过去了"，这一个微小的动作，包含了深远的用心。虽然H身为中国留学生，但由于风流倜傥，"他这样在日本人的乘汽车的阶级间交际，他必定在交际最时髦的日本女子"，那么Muff夫人就在他的交际版图上处于边缘化地位了。尽管很失落，但是Muff夫人对于H仍是恋恋不舍--这一点从她对于她丈夫背影惊鸿一瞥的感受中暗示出来，"她的眼前映着一个执电车皮条的夫君的粗短的颈部"，这个粗俗和丑陋的丈夫其实并非她真心所爱，她爱的是身材颀长（陶晶孙确实身材修长，风度翩翩）、并且富有音乐天赋的中国留学生H。
在这里虽然出现了一个日本男子，但是他的出现对于东瀛情场上的中国学子却构不成丝毫威胁；相反，由于二者之间雅俗、美丑判若云泥，只是更加促成了日本女性对中国留学生的追慕和思恋。这一点和郁达夫笔下"弱国子民"形象的中国留学生叙事迥然不同。在郁达夫的《沉沦》、《南迁》、《胃病》、《空虚》和《银灰色的死》等小说中，中国留学生尽管对日本女性一往情深，但是一旦日本男性在日本女性身边出现，马上就对中国留学生构成一种压力，形成巨大的威胁，使他从国家和种族上产生自卑心理，感到一种"劣败的悲哀"。而陶晶孙却正好相反，他所塑造的"东瀛女儿国"里日本男性基本上处于"缺席"状态，即使偶尔有日本男性出现，也对中国留学生构不成威胁，相反只是中国留学生的负面陪衬而已。
凭着音乐这个媒介，中国留学生具有超越国界的魅力。在小说《洋娃娃》中，中国留学生就深受向他学习钢琴的日本C姑娘的喜爱。一次她抱了鲜花来到先生寓所，由于先生不在，在"窥视欲"的驱使下，同时也出于对自己钟情的男性私密生活空间的好奇，她折进先生的卧室，发现床角上有一个可爱的洋娃娃，于是情不自禁地抱了起来，并对洋娃娃产生了莫名的嫉妒--因为洋娃娃有幸陪伴先生，而自己却无缘亲近心仪的对象。先生回来之后，C姑娘为阴郁和悲凉的情绪所控制，再也无心弹奏了。流着眼泪在月光下与先生握别后，C姑娘却发现先生当晚在舞台上为某国夫人的音乐会伴奏了。
这个音乐会"是声乐家的某国夫人，在她的放浪世界的生活中"所开的音乐会。翌日，当她再次抱着许多蔷薇花去先生家时，发现人去楼空。先生给她留下了一封信，称为命运所逼迫，"跟随那老妪，放浪在世界的老夫人，我做她的伴奏者，上世界去了"。先生带走了C姑娘所遗落的手巾，留下了洋娃娃送给她，并说："你也常常想起我，我也要常常会想你。"尽管这里的跨国恋情不无悲凉的底色，但是其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中日之间，还延伸到了"某国夫人"身上。看来音乐作为一种情感的利器，无往不胜，具有出色音乐天赋的中国学子，极容易发展跨国恋情，并成为异国女性的宠爱对象。
陶晶孙"齐人之福"结构模式的小说，人物多是一男两女，其中偶尔也闪现出中国女性的面影，例如在《女朋友》、《两姑娘》和《毕竟是个小荒唐了》等小说中，其中的一个女性就是中国身份的女子。虽然周旋于她们中间的中国留学生"晶孙"或"无量"（有时候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主人公是"我"）受到两方面的欢迎，但是其中日本女性似乎用情更为专一，人品也更经得起考验。在《女朋友》中，两个女性为"无量"展开了争夺战，结果他被一个生活放荡、道德败坏的中国女子所诱惑，在不经意间反而对深爱自己的日本女友K子造成了伤害。在K子不屈不挠地提醒和感化下，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确实是失足了。整篇小说都笼罩在一种淡淡的忏悔气氛中。
而《两姑娘》中，中国女子的冷漠寡情和日本女性的热情周到形成了鲜明对比，日本女子甚至表示：即使他同中国女子结婚，她也愿意永远伴随着他。这里体现出来的，不仅是对于爱情的执著，更是日本女人和中国女人之间的天渊之别。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中，阿玛兰塔·乌苏拉用一根丝带套着丈夫的脖子，把他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牵回了故乡马孔多，而在陶晶孙小说《毕竟是个小荒唐了》中，中国学子"晶孙"似乎也用一根无形的丝带套住了日本女郎雪才纳，使她不远万里，从日本来到中国，并且说出了一番让金刚动容的话语："你肯叫我替你陈设姊姊今天的寝室么？替你准备洗面的盥盆么？你要的东西好像我都晓得了。我会在你旁边，会服侍你，我会尽心尽身为你出力。" 正是为日本女性的温柔所感动，所以"晶孙"觉得她眼睛里流出来的眼泪是"真珠"，替她拭去后马上把它送进自己的嘴巴里，居然觉得"有些咸味有些麝香香"。
在这"被追求"的叙述语境下，中国留学生成为了东瀛女儿国里的贾宝玉，备受日本女性青睐，其实这也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陶晶孙的《暑假》、《音乐会小曲·秋》、《洋娃娃》、《女朋友》、《两姑娘》和《毕竟是个小荒唐了》等小说中，男主人公虽然是"弱国子民"的中国身份，但因为具有过人的音乐才艺，照样受到异国女子的追捧和崇拜。在这里个人才艺有着超越藩篱的功能，淡化了国别意识形态，弥合了种族隔阂的鸿沟，消解了国际格局中的等级秩序。而在郁达夫的小说中，中国留学生追求日本女性而不得，或者受到被追求者的作弄和伤害，除了与"弱国子民"身份有关外，也因为缺乏征服日本女性的才艺，所以最终只能处于落败的地位，受到性饥饿的折磨。
二、"俄狄浦斯"模式
陶晶孙小说的另外一种模式，就是"俄狄浦斯"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性格柔弱的中国学子总扮演着"被保护者"的角色，受到年龄较长或者性格刚强的日本女性的喜爱和呵护，他与日本女性的恋爱基本上是属于"俄狄浦斯式"的母子型的关系。
在小说《木犀》中，中国学生素威与比他年长十岁的英语教师Toshiko相恋，而素威完全是一个乖孩子的形象。在遇到Toshiko教师之前，素威心里憧憬的是"母亲携着他的手儿"登上棕榈竹修饰的台阶的情景；而小说描写他和Toshiko教师在木犀花香潮中相爱时，写道："......他不回答，只跳起抱着先生的颈项接吻。--同平时在家里和母亲的接吻--在素威心里想来，觉得有些不同--自从那晚浴在月光之中，在恋爱中剧烈地战栗后以来。"这种总将母爱放在一起比照的爱情，显然带有弗洛伊德所谓的"恋母情结"的意味。"母亲身体的这个形式，原始幻想的崇高创造物，被神话为虔诚的信徒保留了下来"，并且移植到了女教师的身上。在小说中，素威和年长而成熟的女教师相爱时，确实表达过"唉，我只想永远是个小孩子"的心愿，这种拒绝成长、自我"弱化"的心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缺乏男子汉大丈夫的阳刚之气，而实在是潜意识中"恋母情结"在起作用。
让人惊叹的是，这种师生恋尽管很快就传得尽人皆知，但周围的日本人对此却毫无非议。正像寄宿舍寮母Tanisan所说："素威君，你和Toshiko先生的事情，大家都在谈论呢，你还年轻，倒很泰然；但是先生和你不同呢，你晓得么？她无昼无夜都在挂念着你，在你看来，怕只当是先生待得你好；但是在我们旁人看来，我们是很明白的呢。女人想的事情，我们女人立地是晓得的。唉，你同Toshiko先生年龄要差十岁。但是，年龄之差又有什么呢，恋爱到底是恋爱。"对这种由于年龄差距所导致的"母子恋"式的爱情，日本人表现出了相当的宽容和理解，即使他们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日本人也无异议。需要指出的是，这和郁达夫笔下中国留学生在跨国婚恋上处处受排斥和打压的书写迥乎不同。
但是，天公不作美，有情人难成眷属。在圣诞节前夕，Toshiko先生病逝了。此前，她曾经在给素威的一封信中说："我一生只有你一人是我真正的朋友。我想我会痊愈，我想我是能够痊愈，因为有你要留我在这世上。只有今天我把日记中辍了。在最后一行我写了你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并且给素威留下了一张照片和一个小表。在她病逝后，素威睹物思人，神情恍惚，无限往事涌上心头，不知道是活在现实中，还是活在回忆中。虽然阴阳悬隔，但"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让用情至深的中国学生素威感伤不已。
在小说《两情景》中，"他"跑到隅田河岸去听"三弦总温习会"，但是因为人太多了，没有立足的空间。正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却被一个似曾相识的日本中年妇女带到了一处适合观看的位置。更要命的是，因为人多天热，她"拉她的日本衣服的高襟，开她胸，右手执长袖向胸一挥。她这时候的襟脚的美！他被她的这美完全失了心中的安定，许多衣服色彩美丽的许多姑娘太太们的集会不算话，这极美丽的襟脚的美，倒深深刻在他的印象里"。日本女性"春光乍泄"，就对他形成了一种不可抵挡的诱惑，心中失去了定力，成为了情感的俘虏，看来真是"春色动人不须多"。而这种情感，也是"母子型"的。
在小说《音乐会小曲·春》里，中国留学生和日本女同学之间交往密切，在电车上，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问你baby是叫什么？"
"叫小孩。"
"唉，那么我的小孩，我昨天请母亲要许你常常来玩，我们是幼稚园以来的老朋友。"
我看她的瞳孔里映着我。
"不过，我的小孩，妈说不是有婚约的人不可以常常往来的。"
我说："我是中国人，你又是--"
"我也晓得，但这有什么妨碍，若是有妨碍，我们早已不能天天见面了。我们不妨就说是有婚约了，去报告妈，好常常来往。不过，明天我们要搬到海岸去住，我倒要天天乘火车来东京，那镰仓海岸太杂沓了，春天的风光很好，我要请你每星期六到我们家来，等到星期日你下午可以回去。"
在这里日本女友不仅把中国留学生当成了baby（小男孩），并且为了两人能够名正言顺地常在一起，还不惜编造他们已经订了婚约的谎言来欺骗妈妈。而作为中国留学生的"他"，完全是一个性格温顺的乖孩子的角色，处于一种被呵护的地位，也正是因为性格温顺柔弱，才更吸引了日本女性对他的爱怜。
小说《菜花的女子》中，日本银行家的小姐对作为中国留学生的"他"的爱，带着一种美丽的专横，连她的斥责都是赏心悦目的。她"命令"他去采些菜花来，第二天他就"拿着一把菜花到医院里来"了；她让他为她的宠物狗梳梳毛，"他像新雇的佣人一样，替她梳狗毛了"；大海涨潮了，经她的要求，"他替她脱去靴子了，袜也脱去，只有袜带是她自己脱的"。这位习惯于"领导"的日本女子，原来是位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因为"有加入乱党嫌疑"和"欲谋叛我帝国国体（这里所谓"帝国"，指的是日本--引者注）"而被捕，当他在报上看到这一消息时，"才知道自己毕竟是不及她了"。这一切都使中国学子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成为"被保护"的角色。但是"被支配"和"被保护"并不意味着"被动"。事实上，中国学子总是依托着"被支配"和"被保护"的弱者地位，积极地回应，得心应手地施展爱术，驾轻就熟、自然而然地将"母子"之爱发展成为"男女"之爱。这种双重性质、双重保险的爱，既可靠，又不容易变质，必要时又容易解散，为中国学子在东瀛女儿国的纵情搭好了宽阔的舞台。
不管是在一男两女的"齐人之福"模式还是在"俄狄浦斯"的模式中，中国留学生在紧要关头总是声明"我是中国人"，主动地亮出自己的民族身份。这固然折射了中国学子到底摆脱不了作为日本人眼中"他者"的身份意识的焦虑，但也表明了中国学子对日本支配性价值体系的不从。这一点与郭沫若《行路难》中中国学子对民族身份竭力掩饰、郁达夫《沉沦》等小说中中国学子对民族身份讳莫如深迥然不同。要知道，在当时的国际秩序中，中国是积贫积弱的国家，而当时日本的国民性理论则以种族和民族国家的范畴作为理解人类差异的首要准则，以帮助日本建立其种族和文化优势，为它的对外侵略扩张提供进化论的理论依据。这种做法在一定条件下剥夺了那些被征服、被边缘化的民族国家的发言权，使它们的国家观念和民族立场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或根本得不到阐释的机会。有鉴于此，作为一个"弱国子民"在和日本女性恋爱的过程中暴露自己的国民身份，无疑是一桩冒险的事情。
第一节"东瀛女儿国"里的"贾宝玉"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