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经常说一句口头语，叫做“三教九流”。这句话大多用来泛指宗教、学术中各种流派或社会上各种行业，也用来泛称江湖上各种各样的人。然而，这个成语的由来起始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两件大事。
所谓“九流”，便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诸子百家，包括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名家、墨家、农家等等；“三教”便是后来的儒、道、佛三家。南宋时期有个大学者陆九渊，在给王顺伯的一封信中说道：“中国的学术流派以及各种思潮很多，儒家有儒家的学说，道家有道家的学说。佛家有佛家的学说，从大的方面划分都可以归入这三家中去。”虽然说西方基督教耶稣在时代上和儒家创始人孔丘、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相先后，然而中国人并不知道耶稣降生之事。基督教在中国流传从明清以来虽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但比起佛教来就微不足道了。儒、道、佛三教之间虽然没有出现西方新旧教之事那种兵连祸结、杀人流血事件，却也相互排挤。争论不休，这便是隋唐时期的“三教论衡”。
三教中的儒家思想根植于中国宗法社会基础之上，产生最早。春秋时期孔丘创立儒家学派，聚众讲学，弟子三千，成为当时的显学。战国时期孟轲、荀况诸儒发扬儒家学说，思想体系更加严密。西汉武帝时期，颖川大儒董仲舒上疏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在汉代定于一尊。两汉时期名儒辈出，如伏生、韩婴、孔安国、贾逵、马融、郑玄等等，尽管他们分门立户，文争今古，但对研究儒家典籍和社会礼乐制度却做出了巨大贡献，形成汉代经学盛极一时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和佛教思想兴起。但儒家学说在社会制度、法律道德、公私生活各方面影响仍然深远，即使六朝上大夫号称旷达，如竹林七贤等对抗名教，追求个性解放，但内心深处却注重孝行，严禁犯其家讳，这些都是儒家遗训。唐朝统治者仍然重视对儒家伦理孝道、纲常名教的倡导，证订儒家经义，并以儒家文化作为开科取士的标准。因此，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儒学因受玄学和佛学思想冲击，虽然失去了昔日独尊的地位，但在封建王朝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规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道教思想是中国本土上产生的文化，最早渊源于汉代张道陵的五斗米道，虽然它奉老子为教主。但和春秋战国时期道家的老聃、庄周思想没有多大关系，也和魏晋玄学自然哲学毫不相干。南北朝时期，道家学派盛炽，各地名山大川都兴建道观，出家修道的人很多，例如在杭州西湖葛岭练丹的葛洪，南朝陆修静、北朝寇谦之等等。都是著名道家人物。道家学说宣扬修身养性、长生不老，具体做法就是炼丹服药，葛洪《抱朴子》书中就记载了种种服食炼丹的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包罗广泛，演变繁多，吸收了佛教、摩尼教内容，思想体系更为完备。道教虽然吸收外来思想，但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在融合成完备学说之后，就坚持夷夏之论，排斥外来教义，产生了佛道之争。唐朝尤其崇奉道教，原因就是李渊集团不是门阀世族，于是标榜关陇李氏集团出于老子，推崇道教。公元620年，山西晋州人吉善行在羊角山见到一位白衣老者，对吉善行说：“替我转告唐朝皇帝，我的太上老君，是你们的始祖。今年可以平定各种武装集团，天下太平。”李渊于是在当地立庙，祭典太上老君。这篇由唐朝统治者编造出来的神话，使道教在唐代地位大增，老子被封为皇帝，全国各地都修造宫观祭典，气焰显赫，由于朝廷推重，唐朝大臣们都不敢说话，更不敢反对，甚至贺知章、李邺侯等人为讨好皇帝，还上书请求做道土，由此也可窥见道教盛行。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楚王刘英率先斋戒祀佛，汉桓帝又在宫中正式设立浮屠之祠。东汉时期译佛经的人有支谶、安清、安玄等人，佛教教义逐渐为中国人所认识。初期佛教和道教相结合，佛教所宣扬的灵魂不灭，斋戒求福和道教宣扬的长生不老、祠祀祷告有相同之处，成为一种佛道不分的综合形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分裂，政治动荡，人民生活极端痛苦。现实的苦难正是宗教最容易萌生增长的温床，遁世超俗之风日益盛行，出家为僧的人也越来越多。在这300多年中，出了很多精通佛学的高僧，如释道安、支道林、竺法深、释慧远、僧肇、竺道生等等，他们大都和玄学名士交游。僧侣加入清谈，吸引了大批名流倾心佛学，例如支道林和谢安、王羲之、殷浩等名士交往密切，他的学问言行深受尊重。殷浩精心研究佛教典籍，每有疑问，便去请教，可见他的态度有多么认真！有一次支道林在会稽王府讲《维摩诘经》，和许询等人相互辩难，博得满堂喝彩。其实坐在下面听讲的士林名士根本不管讲得符合不符合佛理，即便听不懂，仍然坐在讲台下面，听起来津津有味。这份宗教的力量给士大夫一种多大吸引！因此，佛教也就和玄术道士分道扬镳，独树一帜了。南朝梁武帝甚至把佛教宣布为国教，并且三次到同泰寺出家当和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京城中虽有那么一处夫子庙，却有480处佛寺，孔圣人的地位显得太寒酸了。到隋唐时期，佛教达到鼎盛，教义更加严谨，形成了涅槃宗、三论宗、毗昙宗、净土宗、成实宗、摄论宗、地论宗、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律宗、密宗、禅宗13个宗派，佛教思想形成了比印度本土还大的宏伟体系，影响中国社会文化之深远，也绝不在儒家之下。
儒、道、佛三家之所以能形成均衡态势，除了各自思想在中国具有适用性外，还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有关。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利用儒家纲常孝道统治人民的同时，还利用道教和佛教出世思想，把人们引入虚构的天国、仙境，借以转移人民斗争矛头，缓和阶级矛盾。三教并称，始于北周，但佛道两家时行时禁，还没能取得与儒学对等地位。南朝梁武帝佞佛，把佛教宣布为国教，而指斥周孔儒学为邪道，因此僧侣势力迅速增长。唐朝统治者在极力推崇道教的同时。也扶植佛教发展。唐太宗李世民命玄奘赴印度求取佛教经典，并支持他在长安大慈恩寺翻译佛经。现在西安大雁塔就是因此而出名；武则天也支持佛教。亲自听法藏讲《华严经》，唐宪宗更热心于佛教，亲自把印度舍利佛骨迎入宫中供奉。因此，佛教和道教取得了更高地位，和儒家平分秋色，分庭抗礼。唐懿宗时期，有一次延庆节演戏，戏子李可及滑稽诙谐，身穿儒服。宽衣博带，坐在高位自称三教论衡。旁边的戏子问他：“你既然说自己博通三教，请问释迦牟尼是什么人？”李可及回答：“释迦牟尼是妇人，”问他的人非常惊讶道：“为什么这样说呢？”李可及说：“《金刚经》上说他敷座而坐，如果不是妇人，为什么要等夫（敷的谐音）坐然后才坐！”旁边的人又问：“太上老君是什么人？”李可及回答：“也是妇人。”这人更不理解，李可及解释说：“《道德经》上说他的患祸是因为自身存在，如果虚无无身，还有什么祸患。太上老君若不是妇人，为什么担心自己无娠（身的谐音）。”唐懿宗听后大喜。那人又问：“文宣王孔丘是什么人？”李可及说：“还是妇人。”问话的人说：“你怎么知道？”李可及回答：“《论语》说孔丘怀才待价而沽，若不是妇人，为什么要待嫁（价的谐音）。”唐懿宗听后更加高兴。这样公开诋侮圣人，说明唐代儒家独尊地位早已动摇了。
南北朝隋唐时期，也有人主张调合三教，一以贯之。公元573年，周武帝宇文邕召集群臣、僧道集会，武帝亲自辩释三教先后，确定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这便是三教论衡之始。此后，隋朝李士谦也论衡三教优劣，他说佛是日，道是月，儒是星，别人也无法驳倒他。唐朝形成固定制度，国家如有庆典活动就把儒道佛三教学士召集到宫殿讲论，对这一制度，白居易曾有三教论衡评论。三教之中，儒家虽然在典章制度和文化生活方面影响最大，但它只重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在抽象思维和思辨体系方面不如佛道二家；佛道思想虽能震荡一时人心，但它的出世思想终究与现实制度和中国伦理传统相冲突，不可能完全压倒建筑在宗法文化上的儒家思想。这种各有千秋的特征决定了三教并存格局，只有以儒家文化为骨架，吸收了道教和佛教的思辨体系的理学产生以后，才包容三教，标志着三教论衡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