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郑国“族大宠多”，阻力较大，所以，子产上台执政后，一方面比较注意打击奴隶主贵族的顽固守旧势力，始终表彰“忠俭”、打击“太侈”，对顽固守旧分子则毫不容情严加镇压，为了整肃政纪，他不顾子太叔（子产的支持者）的情面，放逐了子太叔的叔父子南，为了严惩大族“凶人”，他坚决镇压了子晰，逼他自杀，并暴尸示众。另方面，则比较注意扶植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开放乡校，“以论执政”。乡校原是奴隶主贵族培养其子弟的学校和他们议论时政的场所。但这时由于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他们对国政也要求有发言权，也开始在乡校议论政事。守旧的奴隶主贵族然明则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危害奴隶主贵族统治的事，要子产去捣毁乡校。子产没有采纳，反而对他们说：“让人们空闲时，常到这里走走，评论评论执政的得失，有什么不好？他们说这样做对，我就这样做；说那样做不对，我就改正，他们就象我的老师一样，为何要毁掉它呢？”子产这一措施的实施，给郑国的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发展，开了方便之门，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成长。
子产执政二十多年，对郑国发生重大影响的，还是他在郑国实行的三大改革。
一、作封洫。子产上台执政，当年（公元前543年）就首先从田制改革入手。开殖田沟，重新编制公私田亩和农民住户，其主要目的是承认田地私有和给予个体农民的合法性，在私田上按亩取税。子产的这一重大改革，必然要侵犯到那些非法占田的大奴隶主贵族的利益，遭到他们激烈的反对。例如大族丰卷故意破坏国家法令，向子产挑战，借口祭祀用牲，向政府“请田”打猎，子产不许，丰卷居然向子产动兵用武，后被子产驱逐出了国境。“作封洫”这一田制的改革，不仅有助于农田的灌溉，提高农业的收成，增加国家的收入，而且重要的是使田地私有得到了合法的确认，客观上有利于个体生产，为新兴地主阶级实行封建剥削提供了发展的有利条件。这表明了当时郑国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向着新的封建生产关系迅速转化。
二、作丘赋。就是按照田地的多少，向田地私有主征收的一种兵赋。这是在“作封洫”后的第五年（公元前539年）子产在兵赋制度上的改革。具体办法是在一丘（十六井）的范围内，缴纳过去一甸（六十四井）所负担的兵赋；这就保证了国家军费的收入，扩大了兵源，从而增强了郑国的实力。“作丘赋”的推行，其意义还不仅仅是兵赋制度上的改革，它还表明了在承认土地私有的基础上，给予了个体农民以作甲士的资格，打破了以往甲士身分的限制，加速了阶级关系的变化，这是田制改革必然带来的结果。这正如鲁国在实行“初税亩”之后的第四年又推行了“作丘甲”的兵赋制度一样，是符合当时社会变革的整个趋势的。
三、铸刑书。子产在田制和兵赋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接着又于公元前536年把刑书（成文法）条文铸在铁鼎上，公布于众。这样，司法有了准绳，谁也不能光凭自己的好恶来滥施刑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势力，多少起到了限制贵族权力的作用。这比起“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周礼”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进步，有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成长。同时也表明旧的礼制在阶级关系已发生激烈变化的情况下，已很难再维持下去，不得不迫使郑国执政者子产在统治方式上要作相应的变革。
由于子产的这些变革，使郑国出现了新的气象，国力大为增强。加上子产在外交上的善于斗争，所以当时郑国虽小，并处于晋、楚两霸之间，在子产执政期间，却能维持郑国的独立和尊严，这和子产在郑国所实施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子产不仅是春秋中后期的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一定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无神论者。公元前526年，郑国闹旱灾，子产不信天命鬼神，坚决反对伐木求雨。过了一年，公元前525年，出现了彗星，有些人就预告明年在郑、宋、卫、陈等四国将要发生大火灾，要子产赶快用珍贵的玉器禳祭，子产不听；当偶然应验以后，那些人更抓住这一事情，又说下一年还将有火灾，要子产接受教训，赶快去祭天，子产仍不相信，并郑重地指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即认为天道和人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这种把天文现象和人事的变故区别开来的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观点，冲破了殷周以来神学观点的束缚，这对后世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老子及其主张
老子，亦称老聃（丹），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客观唯心主义者。关于他的生卒年代和他的身世，今巳无法确考。据司马迁说，好象孔子还曾经向老子请教过“礼”的问题。他曾做过周王朝的史官，后来他眼看周朝衰败，就回到他的老家楚国苦县（今河南归德一带）去当隐士了。现存《老子》一书，又叫《道德经》，是一本富有哲学内容的书，它是以民间谚语写成的韵文诗，全文五千多字。虽然这本书成于战国初期，不是老子写的，但基本上可以代表老子的思想。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湖南马王堆的汉墓中发现的《老子》帛书，其编排方法，与传统的《老子》不同，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对于这一情况，目前还处在研究探讨的过程中。今天，我们仍以传统的《老子》一书，作为分析老子的思想材料。
老子是生活在奴隶社会开始瓦解、封建社会开始兴起的过渡时代。从《老子》和《史记》老子传来看，老子是代表了这个时期奴隶主阶级的没落思想。老子在动荡的社会面前，既对现实不满，但又无能为力；他既感到自己的没落，但又不甘心就这样灭亡，他幻想开历史的倒车，企图挽救自己的命运。
在政治上，老子对日渐衰败的奴隶主阶级的典章制度，也失去信心，主张干脆废弃。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制度和新兴事物，他更是深恶痛绝，加以攻击，谴责封建统治者奢侈挥霍，指责他们对人民繁重的租税和发动残酷的战争，造成田地荒芜，百姓饿死，骂他们是“盗竽”的强盗。但老子并非替人民说话，只不过是下了台的旧阶级，对新上台的暴发户的谩骂。那末，老子所理想的是什么社会呢？他主张“无为而治”。即他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因此就要“绝圣弃智”，一切循其自然，回到“结绳”的蒙昧时代。这个时代就是“小国寡民”，但闻鸡啼狗叫，人们老死不相往来，这样天下就太平无事了。
老子这种倒退的历史观，在哲学上就表现为他的唯心主义。老子对宇宙观（哲学上也叫自然观，本体论），在离开上帝和神之外，提出了“道”为世界万物的根本。这似乎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老子提出的“道”，不是物质性的实体，而是一种虚无恍惚的东西，它超越时间和空间，也超越人们的认识，人们对它是听不见，看不到，摸不着，是无形无声无物、静止不动的绝对精神。这个精神性的“道”，在《老子》书中，也称之为“无”、“大”、“一”等等。
那么，世界上的一切物质，又是如何从无到有？也就是精神如何变成物质呢？老子说，这个变化过程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道”本身是没有目的没有意志，由它产生的世界万物，它也不去主宰。它，这叫自然无为。老子这种宇宙生成论，似乎不同于“上帝”创造一切的说法，但他以虚无的精神性的“道”，作为世界的根源，仍然是唯心主义。把“道”悬于人的认识之外而存在，在哲学上这就叫做客观唯心主义。
老子在宇宙观上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但是当他观察社会动乱和自然界复杂变化的时候，尤其是他看到奴隶主阶级的没落，新、旧统治阶级之间变动无常的时候，产生了一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例如他把复杂的变动的世界万物，抽象出长短高下、刚柔强弱、智愚巧拙、生死胜败之类，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矛盾着的双方，一方要依另一方的存在而存在。这种矛盾的统一观，在人类认识史上是一个重大发展。不仅如此，老子还提出事物的发展，能够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即所谓“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这是老子对“运动”观点的一个重要认识。老子这些朴素辩证法，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他把对立面的转化，看做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转化，把对立的统一夸大为绝对，成了相对主义。因此，老子离开一定条件来谈转化的辩证思想，在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中，不得不走向形而上学的道路上去。
在老子以后的一些唯心主义者，如庄子正是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相对主义与老子一起在历史上成为“老庄哲学”，后来的唯心主义哲学，大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随着时代的不同，不断的加以引申和发挥。而唯物主义者，把老子唯心主义的“道”改造成为唯物主义的“道”，并继承和正确的发挥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因此，老子和《老子》一书，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它的一些哲理名言，也常常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引用。
孙武与《孙子兵法》
孙武，齐国人，生卒年代不可考，大约与孔子同时，活动于春秋末期。他出身贵族，后流亡到南方的吴国，结识了吴王阖闾的谋臣伍子胥。经伍子胥推荐，孙武带着他著的兵法进见吴王，得到吴王的赞赏，任他为将。他曾以三万军队打败了楚国二十万大军，攻入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北）。从此，吴国强盛起来，“北威齐晋，显名诸侯。”
孙武是先秦兵家的始祖。兵家的出现，适应了春秋中后期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激烈阶级斗争的需要。一些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因势辅时”，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纷纷研究如何“擒敌立胜”的军事理论而著书立说。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就是兵家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兵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优秀军事著作。它不仅在我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军事史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
《孙子兵法》共十三篇，约六千多字。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残简，除十三篇外，还有《孙子兵法》佚文《吴问》等五篇，为研究孙武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提供了新的材料。《孙子兵法》是孙武总结春秋末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两种军事思想的斗争，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孙子兵法》对战争观、战略战术和治军原则等问题，都有系统精辟的论述。下面我们就从这几方面简单介绍这本书。
《孙子兵法》反映了孙武的战争观。他说“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不重视。”他直观地看到了战争的重要性，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保全自己，又使战争获得完全胜利”，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待战争的积极态度。这种理论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用武力推翻奴隶主阶级政权服务的。孙武看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这里的“道”，就是指地主阶级的政治。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得到士卒和百姓的支持。孙武把政治列为取得战争胜利的各种条件的首位。这在军事思想史上是一个贡献。先秦兵家吴起、孙膑都继承了这一思想。
在战略战术方面，他主张在战略上要有“大勇”，藐视一切敌人，而在具体指导作战时，则要谨慎小心。重视战争的准备，注意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在作战方式上，他重视战略进攻，主张速战速决；主张用假象迷惑敌人，用小利引诱敌人，从而伏兵歼灭之；认为作战要集中优势兵力，要“避实而击虚”。在战争指导上，他强调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强调灵活机动，主张“因敌变化而取胜”，用不同的战法，对付不同的战况。还提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出奇制胜的原则。这些思想，为后世的军事家所遵循。
《孙子兵法》十分重视战争的各种客观条件。“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思想，就是从战争对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依赖关系出发的。对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是从作战双方的政治（“道”）、天时（“天”）、地利（“地”）、将帅（“将”）、法制（“法”）等方面的客观实际的比较来判断的。对敌方情况的了解，认为不能用迷信和占卜的方法，而必须从知道敌情的人那儿去取得。这些都反映了《孙子兵法》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孙子兵法》重视战争的客观实际，同时也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还认识到“治乱”、“勇怯”、“强弱”、“劳逸”等等矛盾对立的现象，是可以变化的。因此，也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