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从那九个被解雇的保姆的话里一点一点收集到的信息，主屋的老太太是孀居，她去世的丈夫和博士是兄弟关系。博士的父母去世得早，博士之所以能够去英国的剑桥大学留学、一心专攻数学，全靠他哥哥辛辛苦苦把父母留下的纺织工厂发扬光大，为比自己小一轮的弟弟交了学费。而就在弟弟拿到博士学位（他是真正的博士）、在大学的数学研究所找到工作、终于能够独立的时候，哥哥却得急性肝炎死了。遗孀不曾生养小孩，就关了工厂，在原来的那块地上建起了公寓，开始靠房租收入维持生计。叫两人平静的生活为之一变的，是博士47岁时卷进去的一起交通事故。那天，反向车道有辆车的车主瞌睡驾驶，撞上了博士开的车，致使他脑部遭受到无法治愈的损伤。结果，他失去了研究所的工作。从那以来，他除了依靠解答数学杂志上的悬赏问题赚取可怜的一点奖金外再没其他收入，他也没结婚，直到64岁的现在，他都离不开孀居老太太的资助。
“有这么个怪人小叔子跟个寄生虫似的黏着甩也甩不掉，吃空她老公的遗产，那个寡妇也真是可怜喏！”一个老资格保姆无限感慨地说道。她招架不住博士的数字攻势，才一个礼拜就大叫着吃不消，辞工不干了。
和外观一样，偏屋的内部也是那样地凄凉。总共就两间房，一间厨房兼饭厅，一间书房。先不说狭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凄凉的氛围：家具无论哪件都是廉价货，墙纸黑糊糊，走廊地板一踏上去就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而且不只门铃，其他所有物事都已经岌岌可危。厕所的小窗开裂，厨房的半个门把手一碰就掉，橱柜上面的收音机任凭你怎么按开关愣是不肯出声。
最初的两个礼拜我感到无从着手，累得精疲力竭。照理说根本没干过粗重活，可肌肉就是僵硬，身体沉重。无论被派到哪个雇主家，在掌握工作节奏之前是会有些辛苦，在博士家却是特别地辛苦。通常，雇主会发出指示说那事该干这事不该做，这样，我们自然而然就能渐渐地摸清他们的性格，从而掌握注意力的分配比例，知道避免起争执的方法，领会工作要求。但博士从不吩咐我做任何事。他无视我的存在，仿佛我静静地呆着一动不动就是他最大的希望。
假如按照主屋的老太太所说的去做，那么首先需要做午饭。冰箱自不必说，厨房里所有的橱柜我都翻了一遍，可除了发潮的燕麦片的盒子和在4年前就已到保质期的通心粉以外，没找到一样看起来可以放入口中的吃食。
我敲敲书房的门。没听到回应，又敲了一次。仍旧没反应。我知道这样做很失礼，但还是打开门对着坐在办公桌前的博士的后背开口说道：
“对不起，打扰您工作了——”
后背纹丝不动。我猜想他不是耳背就是戴了耳塞，于是靠近他问道：“请问您中饭想吃什么？您有什么偏好，什么食物会让您过敏？请您告诉我，方便我做事，您看呢？”
书房里充满纸张的气味。也许是通风差的缘故，气味在房间角落里沉淀了下来。窗户被书箱堵住了一半，架子上到处是堆成小山的书本，靠墙摆放的床上有条磨破了的褥子。桌上只摊着一本笔记本，也没台电脑，博士手中甚至连笔也没拿。他只是凝视着空中的某一点。
“如果您没要求，那我随意准备一点，您看行吗？您有话只管说，不需要客气。”
别在他身上的几张便条映入我眼帘。“……解析方法的失败……”、“……希尔伯特第13问题……”、“椭圆曲线的解”。在一堆涵义不明的数字、符号和不成句的词语里，我发现了惟一一张我看得懂的便条。纸面黏满污渍，四个角卷起来了，回形针已经生锈，看来别在那里的时间相当长久了。便条上写着：“我的记忆只能维持80分钟。”
“我没什么要说的。”博士冷不防转过头来大声说道。“我现在在思考。思考的时候被人打断，比被人掐脖子还痛苦。我正在和数字交欢，你却冒冒失失地闯进来，这比偷看人家上厕所更失礼，你知不知道？”
我垂下头，连声道歉。但我的话传不进他的耳朵。他再次返回到空中的某一点上去了。
第一天，什么工作都还没做就被斥责一通，情况严重。但愿我不要成为第十个星号。我记牢一条：在他“思考”期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准打扰他。
但是博士整整一天都在思考。间或从书房出来坐到餐桌边，或站在盥洗台前漱口，或做奇特的体操放松身体，他依然保持思考状态。我哪怕不知道放水桶的地方、不懂热水器的使用方法等等，也不敢问他。我小心翼翼，屏声静气，生怕发出不必要的响声。我就在陌生的家中东走走西走走，等待他的头脑稍息。
就在两个礼拜即将过去的礼拜五，傍晚6点，博士以他惯有的模样坐到了餐桌前。考虑到他是在几乎无意识的状态下进食，需要剔骨和剥壳的菜不适合他，我准备了奶油炖菜，以便他一调羹下去就能同时摄取蔬菜和蛋白质。
也许因为父母死得早，他的餐桌礼节叫人不敢恭维。我从没听他在吃饭前说过一句“我要吃了”，而且他每吃一口总要洒点出来，他还用脏兮兮的团成一团的餐巾纸掏耳朵。他是不会抱怨菜味道不好，但也压根无意同侍立一旁的我愉快地聊聊天。
蓦地，我发现他袖口别着一张昨天之前还没有的全新的便条。每回他把调羹伸进碟子，便条都险些沾到炖菜里。
“新保姆。”
笔迹细小纤弱。字背面画着一个女人的脸：短发、圆脸，唇边有颗痣。绘画水平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差不多，但我马上就看出那是我的脸。
听着他吮吸炖菜的声音，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博士在我回家之后，趁着记忆尚未消失，急急忙忙画那张脸的样子。这一张便条，是他为了我中断宝贵的思考时间的证据。
“您还要再吃点吗？我煮了满满一锅呢，要多少都给您倒。”
我不小心表示出了亲密。回应我的不是他的话音，而是打嗝声。博士没朝这边瞥一眼，径自消失进了书房。盛炖菜的碟子里只剩下胡萝卜。
新的一周的礼拜一，我按照惯例报上自己的名字说明自己的身份，然后指指他袖口的便条。博士看看便条又对照着看看我，为了回想起便条的意思，他沉默了。半晌之后，他这才发出心领神会的声音，接着问我鞋子尺码和电话号码。
但我立即感觉到他的样子和前两个礼拜有些不同。因为他把密密麻麻写满算式的一捆纸给我看，托我把它邮寄给《JOURNAL OF MA THE MATICS》杂志。
“抱歉，麻烦你……”
从书房里的斥责口气是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有这样彬彬有礼的时候。这是他首次对我提出要求。他的头脑业已不在“思考”了。
“好的，您放心，很容易办到。”
这两个词我连怎么发音都不清楚，为了避免出错，我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抄在信封上，再写上“悬赏问题征答办公室公启”，随后干劲十足地一路跑到邮局。
没在思考的博士大多时间躺在饭厅窗边的安乐椅上，所以我终于能够打扫书房了。我把窗户敞开，把被褥枕头拿到院子去晒，把吸尘器开到最大挡。房里虽然杂乱不堪，可呆着还挺舒适的。当拿吸尘器去吸办公桌下落满的大量毛发时，当从坍塌的书堆里掉出发霉的冰棍棒以及炸鸡骨头之类时，我也没怎样大惊小怪。
大概因为这里存在着我不曾体验过的一类静谧吧，我想。那不是单纯悄无声息的静。当博士在数字的森林里迷失，充满博士的心灵的沉默，就把自己一层层地涂在他身上，保护他免受脱落的毛发以及霉斑的侵袭。这沉默是透明的，就像隐藏在森林深处的湖泊。
房间尽管比较舒适，但若要问我是否属于能够引起一名保姆的兴趣的类型，我就要不得不摇头了。因为这里找不到一样有助于让保姆发挥她的想象力，体味些许乐趣的事物，比如记录着主人历史的温馨的小物品、神秘的照片、引人生叹的装饰品，等等。
我开始掸书箱上的灰。《连续群论》《代数整数论》《数论研究》……谢瓦莱、哈密尔顿、图灵、哈第、贝克……这么多的书竟没有一本勾得起我的阅读兴趣，真是不可思议。一半的书是外文版的，我连书脊都不可能读懂。桌上堆着大学的笔记本，躺着几枝磨秃了的4B铅笔和几枚回形针。真是一张煞风景的桌子，无法让人联想到这是脑力劳动的场所，只除了一点橡皮的碎屑能够表明直到昨天的工作情形。
数学家难道不应该是用一般文具店里买不到的高级圆规，或者安有复杂装置的尺子的吗？我一面想一面擦掉橡皮碎屑，整理好成堆的笔记本，再把回形针归到了一处。布面椅子上，有一处凹进去了，正好与臀部的形状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