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卫反击战的伟大意义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不仅维护、巩固了祖国西南边陲，驱逐了所有入侵印军，而且沉重打击了所有国外敌对势力孤立、颠覆、分裂中国的狼子野心，大扬了国威军威，它向全世界宣告了这样一个真理：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在处理诸如中印边界问题这样的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与冲突中，是诚恳、耐心、克制和宽容的。但是，克制并非是懦弱，忍让决不是无能。任何人、任何势力、任何国家对中国的不轨图谋及敌对行动，其最终结局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已。
中国边防部队之所以能速战速决，以较小的代价取得重大胜利，其原因是值得总结的。
首先，我军进行的是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反击入侵印军的正义之战，因而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举国一致，万众一心。中华民族的传统凝聚力和巨大向心力，正是我军正义之师打败印度侵略者的强大后盾和源泉所在。
其次，中国的综合国力强于印度。自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步伐，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等领域内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而使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在这方面，当时的印度是难以望“我”之项背的。
第三，中国高层领导人在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运用方面表现出高超的艺术和娴熟的技巧。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同国内外敌人进行的几十年斗争中，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积累了丰富无比的经验，同时，他们又根据这种明显不同于以往革命战争的现代局部战争所具有的新情况、新特点，制定出了符合实际、切中要害的方针政策，从而在战略高度上充分保证了战争主动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我军手中。其中“打是为了和，不打不能和，打不赢也不能和，打过了头也影响和”这一成功经验，为以后的军事斗争提供了一个思维基点。
第四，参战部队全体官兵士气高昂、训练有素、军纪严明。他们在历时1个月的作战中，翻雪山，爬悬崖，过峡谷，涉冰河，走栈道，穿密林，战胜了冰雪、风暴、高山缺氧等恶劣自然条件造成的重重困难，势如破竹，勇不可挡，取得了重大战果：全歼印军3个旅，基本歼灭印军3个旅，另歼灭印军5个旅各一部，俘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击毙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总计歼灭入侵印军89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飞机5架，坦克10辆，汽车400辆，各种枪6300余枝（挺），以及其他许多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相比之下，我军伤亡仅2400余人，无一人被印军俘虏。中国军队的英勇善战给印度朝野上了非常生动深刻的一课，以至于它“直到70年代，全国才从恐惧症中恢复过来”。与此同时，参战部队在作战中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战斗英雄如阳廷安、张映鑫、司马义·买买提、庞国兴、周天喜、陈代富、罗光燮等，为我军英模谱上填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他们的事迹曾拨动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弦，英雄们的精神万古流芳。
第五，参战部队指挥员在深刻领会中央军委、总部的战略意图基础上，充分发挥出了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战前，经过周密侦察，对敌军的地形、军情了如指掌，战斗中，针对不司的敌情，始终贯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灵活自如地果电两翼开刀、迂回侧后、包围分割、各个歼灭等不同的作战形式和作战样式，机智果断，出奇制胜。在探索边境地区反侵略我的特点和规律，及其首创我军在高山密林高原严寒地区作战范例这二个方面，参战部队的指挥员们功不可没。
反观印度方面，除了尼赫鲁政府顽固推行政治上不得人心的“前进政策”、综合国力难于同中国抗衡这两个根本原因外，单就导致其战败的军事方面的因素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印度权责分离、执行与决策脱节的国防决策体制，形成了由不懂军事的文官政府单独决定军事决策，而让有责无权的军方盲目执行的局面。战争前夕，印军方领导人屡屡告诫文官政府：“只要我们不破坏边境现状，中国不会为边界问题同印度打仗”、“应暂停推行前进政策”，反对把军队投入一场“丧失理智的无望的赌博”。然而，正醉心于“前进政策”美妙幻想中的尼赫鲁及其手下一些“从印度独立承袭下来的那种对军人的疏远和不信任”的国大党政客们，却根本听不进也容不得军方的意见，这样，印度当局在战争指导上的失误，一开始便因决策体制上的弊端而暴露无遗。
第二，印军在编制体制上沿用当年英国殖民当局按照地区、民族和宗教信仰编组军队的办法，这种体制在平时固然有便于控制、利于管理的长处，但在战时则很难使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甚至不同语言的部队风雨同舟，共赴危难。印军各部队很少协调一致地采取配合作战的漏洞，在这次战争中表现的十分明显。
第三，印军的战役战术指导思想相当呆板、落后。印度陆军的前身为英国殖民地军队，高级将领多由英国人但任，因此独立后的印军将领对现代化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既缺乏理论，又少有实践经验。在战争前夕，印军首先把大批兵力前推，占据前沿有利地形设立据点，其作用在于平时囤兵，战时作为进攻基地。大量兵力部署在数量众多的“点”上，看似有利实际上很容易被分割围歼。印军进攻时，多采用正面平推集团冲击的战法，形不成“拳头”，无主要突击方面，而且基本上是旅以下规模的战术行动。在防御中，则通常都暴露出“前重后轻，正面强，侧后弱，孤立据点多”的布势弱点，因此常遭迂回包围的厄运。
第四，印军当时绝大多数武器装备都是在50年代购自英国的过时装备，战争前夕，虽然分别得到美、苏两家的军援，却未真正形成战斗力。
所有这些弊端，构成了印军战败的内在、必然的因素，并最终导致了尼赫鲁“前进政策”的破产。从此，中印两国关系一直在坎坷、曲折中渡过了整整30年，直至1992年3月中国总理李鹏访问印度，印度总理文卡塔拉曼同年5月访问北京，中印关系才出现了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然而，中印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仍有待于双方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