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学问在政治家手里所受到的不荣誉，大概是如此，以学问足以软化人的心理，使他们不适于用武与获得武事上的荣誉，使他足以损害与转移人在制御与政治一类任务上的意向；或是因为览记太博了，使他们过于谨慎与寡断或是太严格的遵守规则与真理，使他们过于固执与自信，或是模仿的榜样太高，使他们过于志大与奢望；或以所效法的时代特殊，使他们不合时宜，至少的说法学问足以从活动与事务方面，把人的工作转移到优闲与隐退的爱好上去；并且还足以松懈国家的训练，使人民喜好辩论过于服从与奉行。为了这种见解，在雅典的哲学家卡尼阿提奉使到罗马的时候，因为罗马的青年为他的辩才与学问的美好与庄严所吸引而群起相从，监护官凯图，在元老院开会的时候，主张他们应该赶快的使他离去，不然，他怕要传染与迷惑了青年们的心理与情感，不知不觉的在本国的习惯中输入了一种改革。
至于论到学问可以使人喜欢闲逸与隐退和使他们懒惰这种意见，如果使心理习于不息的动作与激荡的事，可以引起懒惰，那才是件奇事，但是反过来说，除了有学问的人，更没有别种人喜欢为工作而工作。这种断言是不错的，因为他人或为利益而爱工作，如佣工者爱工作是为了工资，或是为了光荣，因为有事做使他们为人看重，并可以重振将要低落的名誉；或是因为做事使他们想到了他们的利得与给他们酬恩报怨的机会；或是因为做事可以运用他们所自矜的一种能力，因此叫他们高兴并对自己重视；或是因为做事可以于他们别种的目的有所补益。如同人说不真实的勇敢一样，有些人的勇是在人的眼前的，至少他们的原意是这样的。只有有学问的人喜欢工作是因为工作是合于自然的动作，因为他宜于心理的健康是和运动宜于身体的健康一样，是以这种动作的本身为可乐而不是因为他可以博得利益。所以在一切人里面他们是最不倦怠的，如果是对他们所认为够得上注意的事情。
如果有人勤于诵习而怠于事务，那是原于身体衰弱或精神软弱而不是原于学问；如森立卡所说的“有些人在暗处生活得太久了，他们一到了光亮里面就感觉到困难”有这样脾气的人是往往专心于学问，但决不是学问使人有了这种脾气。
如果说学问占用了太多的余暇，我的回答是最活动或忙碌的人，在他候着事情来到的时候无疑的也有好些空闲的时间。这时候的问题是怎样的利用这种余暇：用于娱乐，还是用于研究？德摩斯尼的敌对者厄斯启尼是一个喜爱娱乐的人，他嘲笑狄氏，说：“他的演说带着灯油气”，狄氏回答他说：“的确的，你和我在灯光底下所做的事是大不相同的”。所以人不必恐怕学问驱除了事务，它还可以保障人的心不致为怠惰与娱乐所乘，使事务学问二者都受到损失。
再说学问可以从根本上伤害法律与政府的尊重这些意见，这显然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谤言。若说一种盲目的服从习惯要比彻底了解的责任靠得住，那就是说一个被人领着的瞎子行步比一个自见的人拿着灯走还要稳当。学问使人的心理和平，宽大、容易驾驭与管理，而愚昧却使他们粗暴、拗戾与易生反抗，那是无可辩论的；历史上的证据，足可证明，因为最野蛮、粗鄙、与没有学术的时代也就是骚动叛乱与变动最多的时代。
至于论到检学者凯图的见解，他对学问的诬蔑，后来是充分的受到了与他的过错同类的惩处。他过了六十年反为一种极度的愿望所驱使去重入学校，学习希腊文字，为的是要看希腊人的著作，这件事实可以看出他从前对于希腊学术的非议是故示郑重，而不是由衷的意见，至于论到阜极尔的诗句，虽然他乐于把统治帝国的技术归于罗马人，而把臣伏的技术传与其他的民族来与世界挑战，就是说罗马人并没有能够在他那种技术达到高度以前，先达到了这样的帝国的高度。因为在最初的两个执政时代，那时统治的技术达到了最大的完备，同时就生存着人所习知的那最好的诗人马罗、最好的历史著作家李维、最好的考古家发罗、与那最好的或是第二位的演说家西塞禄。至于论到苏格拉底，我们却应该记着他被迫害的时候，是在那自来统治者中的最下劣、嗜杀与毒虐的三十僭主的统治下。在这种政治革命刚一完成的时候，被他们认作罪人的苏格拉底也就被他们造成了英雄，使他的追忆上神圣与人类的荣誉，（按：此为培根误记，苏氏虽为三十僭主所传召而受了斥责，但其受审判与被处死刑却在恢复民治以后。）他那在当时被称为使人行为坠落的讲论，到后来却被认为心灵与行为的良药，直到如今。让这件事情就作为对那些在一种任意的严刻或假饰的郑重中，擅将咎责加于学问的政治家的答复罢。但是这种反驳在现时却没有需要，看到了两位有学问的君主伊丽沙白女王与殿下，如双子座里的凯斯忒与坡拉克那两颗很光亮与有最良好势力的星，以他们的榜样与鼓励在国内有地位与权力者身上，所引起的对学问的爱好与尊重。
学问所受到的第三种不信誉：那是学问家自身使学问受到，也就是平常黏附得最紧的那种不信誉。这种不信誉是因为他们处境的艰苦，或因为他们的性情与行为，或因为他们研究的性质。上举的第一种非他们的力量所能左右，第二种也出于偶然，只有第三种是应当加以讨论。但是因我们并不是在论著真实的衡量，却只是说一般人的评判与意见，我们稍说一点前二者，也不是不当因学问家的处境而使学问受到的贬抑，或是因为他们的贫乏，或因为他们生活的隐退与职业的卑下。
论到物质上的缺乏与学问家之大都出身寒素，并且因他们没有把大部分精力用于货利与孳息，以致不能与他人同样的易于富饶；我们大可把揄扬贫穷这个题目委给乞食僧去讨论，对于他们，马基弗利极为推崇说：“如果没有乞食僧贫苦的高名与对于他的敬意来抵消僧正与高等教士们富羡与侈汰的恶名，那么宗教团体早已经消灭了”。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学问的困穷来维持着生活的洁净与高尚，那么君王人们的幸福与逸豫，也早已变成粗鄙与野蛮了。可是，这是一件可以注意的事，在自来见解平正的罗马，在几个时期内，境遇的贫乏是何等为人所敬重的一件事。我们看到李维在他的绪论里说：“如果我没有为我对从事的工作的爱恋所迷误的话，那是没有比罗马更伟大、更崇信宗教、更富于良好的榜样的国家；也没有贪婪与奢侈这样不容易侵入；或是贫寒与节俭这样郑重与历久的为人所尊敬的国家”。在罗马颓衰以后，我们也还看到那自任为恺撒战胜后的顾问者，在他重新整理国家的时候，以削除对于财富的重视为所有方策中的最有效力者：“在财富不为人所重视，和行政长官的职责与其他为一般企图之目的物不能以金钱买得时，这种弊端，自然都全消灭。”现在结束这个论题：有人很正确的说过“惭色是德性的颜色”，即使有时它是出于罪恶；同样，我们也可以很适当的说：“贫困是德行的命运”，即使有时他是因为政治的不良或意外的事由。所罗门觉得金钱可以用在学问上，而学问不可以用去博金钱，确凿地在他的意见与教训中说过：“那赶着求富的人是不会无罪的”；“买真实，但是不可将他卖去；对于智慧与知识，也是一样。”至于论到学者生活的隐退与卑下，一种不受嗜欲与懒惰的累的私人生活，比政治生活来得安全、自由、快乐与尊严，至少此后者的远于耻辱（因为凡是与他接触的都是好好的待遇他的），是常为人所称扬的。他是这样的易于博得人的同情与赞许。我只须再重申这么一句：为国家所遗忘了而不眩耀于人眼前的学者，却似朱尼阿出殡时的凯修斯与布鲁忒斯的遗像，塔息陀对于他们没有同许多人的像同在行列，这样的说：“就因为他们的看不见，他们比所有看得见的像更显得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