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学问有关的工作与行为，是三件事情：求学问的场所，讲学问的书籍，与治学问的人。因为同水那样，不论是天上的露水或是地下的泉水，如果不收集在器皿里，总是散开了失掉在地里的；为这个原故，人的勤勉做成并供给了水源、水槽、水柜与水池；这种知识优异的液体，不论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或是出于人的感觉，如果不是在书籍传说、校勘、与同大学、学院与学校这一类专为接受与奖励知识而设的地方保存着，不久就会绝灭而消失于人的遗忘中。
关于学问场所的工作有四：屋舍的建造，经费的筹措，特权的授予，与管理的制定。以上种种都足以使生活安静与隐退，免去了忧虑与烦扰，很像味琪尔为收容蜜蜂的场所所规定的那样；“第一步，为你的蜜蜂儿觅一个安静的场所，把他们收容在避风的地方。”
关于书籍的工作有二：第一是图书馆，这好比是神龛，在那里面，一切古代圣贤的遗物充满了真实的好处，没有幻觉与欺骗，都保存与储藏着；第二是名著的修正发行，使他们的印本更加正确，译文更加忠实，字义的解释更加恰当，评注更加审慎。
关于学者本身的工作有二：在已有的各种科学中资给予指定讲演的人，与在学问中任何未曾得到充分的努力与从事的部分，资给予指定著作与研究的人。
这些约略就是与许多很好的君主和其他可敬人的功绩有关的工作与行为。至于要特别纪念那一个，我记起西塞禄在他“从放逐中被召回国”向大众申致谢忱的时候所说的话：“要把个个都提出来是很难的；遗落了任何人都是失礼的。”让我们同圣经所说的那样，看着还在我们前面的那一段赛跑，不要再去回顾那已经走过的部分就是了。
第一，在欧洲建立的大规模的大学里，我觉得有这种奇怪情形，就是他们都是专为几种职业而设，而没有一个是留着为一般的文艺与科学的研究的。如果人以为学问应该注意应用，他们是不错的；不过在这里他们却陷于那古寓言里所说的错误，在那寓言里，人体的其他部分都以为胃不做工作，因为他既不同四肢般掌管运动，又不同头脑这样掌管感觉。可是消化了食物，把他们分配于其他各部分的，就是这个胃。所以如果有人以哲学与一般的原理的研究为无益的事，他是没有想到各种的专门职业都是得到了他们的供给的。所以我以为这种情形是阻碍学问进步的一大原因，因为这些基础的知识在那里只受到了粗略的研究。要想一株树结的果实多，对于枝干加工是没有用的；必须将土翻掘于在根边，才能见效。这也是一件不可忘却的事，就是这样的把屋舍、经费专用于关于几种职业的学问，不但是对于科学的发达有影响，并且于国家于政府也属不利。这是因为缺少高等的普通教育，人们很难致力于现代历史外国语、政治与政治哲学的研究，与同其他可使他们适于为国家服务的学问的研究。因为学校的创立者是种植，而讲演的创立者是灌溉，当然公开讲演也存在着缺陷。那种缺陷，就是在多半的地方指定给他们的薪水或酬报的太少，不论他们是文艺或专业的讲演。欲求科学的进步，他们的教师必需要最有能力与最能胜任的人，因为他们是以产生与增殖各种科学为职业，而不是仅仅传达各种职业的信息。除非他们的景况与资给足以使最有能力的人，愿意来把他们全部的力量终身用于这种任务与勤勉；因此他们的报酬必须与从事高等职业者收入相当。所以如果你要想科学发达，一定要遵照大卫的军律，“看守辎重的所得，应该与参加战斗的相等，”要不然，就没有人肯好好的看守辎重了。教授科学的人，正是科学军储于粮饷的守护者，所以应该同他们有相等的报酬；不然的话，如果科学之父是那最孱弱的一类，或是没有受到好的给养，“父的弱点将要在子身上重新出现。”
我还发现另一种的缺陷，多种科学的有结果与效验的研究，尤其是自然科学与医学，并非以书籍为唯一的工具；在这些书籍外的工具的供给上，人的资助也并不完全缺乏，因为我们看到书籍之外还有浑天仪、地球仪、量星器、地图、与这一类的仪器作为天文学与宇宙志的附属品。我们又看到有些研究医学的地方得有附设种植各种药草的植物园之便利，与能够得到尸体来供解剖。除了对于实验有指定的费用外，其它经费全无。这样，在发现自然的秘密上，就不会有什么重大的进步。
如果亚力山大拿了许多钱给亚里士多德，去分给猎户、捕禽者、渔人等，因为这样可以完成他的自然史，那么从事于“开启”自然技术的人，是更应该得到奖助了。
还有一种我所发现的缺陷，是任大学的管理者的疏于商讨，与君主或其他在高位者的疏于视察；去审查这些起自古代流传至今的阅读，练习与其他关涉学问的习惯的制定，究竟是否妥善；再以这种审查为根据来纠正或改定那未善之处。我可举出一两件最显而易见与人所共知的事情来为例。一件虽然是很早就有而且是很普通的，但我仍以这是一种错误：这就是在大学的学生，太早与太未成熟就去学习论理学与修辞学；这些学问是于毕业生，比于儿童与初学更为相宜。因为这两种学问，如果能够正当的了解，是各种学问中最重大的，因为他们是学术中的学术，一种关于判断，一种关于装饰。他们是如何提出与布置材料的规则与指示，因此，叫空虚而没有装载着材料的心灵，从这种学术入手，只有这样的结果：就是把这种学术的伟大与普遍的能力弄得几乎使人鄙贱，而堕落到幼稚的诡辩与可笑的做作。并且因为学习这两种学问的过早，就生出这种科目的教授与论著的肤浅与没有实益，真令他们适合了儿童的能力标准。还有是我在大学中所用的练习。“辩论”上发现的一种缺陷。这种习惯，太把敏捷与记忆分离了。因为他们的演说或是预先准备好的，用着一定的字句，在那里果无所用其敏捷，或是即席而成的，在那里记忆也没有运用的机会。而实际生活与行为上，专用这两种之一的时候极少，那常用着的却是先期的准备与临时的敏捷，略稿与记忆的混合物。因此练习与实用，影像与真相，就不相合了；而练习的正当规则，是总该把他们做得与应用时的实际情形越近越好；因为要是不然，他们可以把心灵的动作与能力引入迷途，而不是使他们得到了准备。在学生到了从事于他们的职业或生活中的活动时，这种真实就会显明；到了那时，他们自己不久就会发现这种准备的缺乏，而别人的发现这些，却常比他们自己还早。这个涉及大学的规制与办法的纠正的部分，我可用恺撒于奥比倭与贝尔泊的信上的一句话来结束：“关于如何可使这事实现的方法，我还有些见解；我们可以找出许多方法来：我请你在这件事情上也想想。”
还有一种我所注意到的缺陷，是要比前一种更重要一点。因为学问的进步大都是同在一国内的各大学的共同目标，所以如在欧洲的各大学间有着比现在更多的沟通与合作，学问还可以更加进步。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团体，虽然是分属于不同的主权与地域，但是他们彼此间仍有一种采取共同步调的约定、友爱、与相同点；他们除了各地的社长外还有着一个共同的总社长。如同自然在家族中，成立了兄弟的关系，机械技术在他们的协会中，结成了兄弟的关系，上帝授于圣职在君主与主教们中间，加添了兄弟关系；在学问与光明中也不能没有一种类于兄弟关系的结合。我所要说的最后一种缺陷，就是至今还没有对于知识中尚未经充分探讨的部分，由公家来指定著作或研究人。因为这个缘故，将学问中的那几部分已经有人从事，那几部分尚未为人注意，加以审查，是一件很有用的事。因为人人以为足够了，这就是发生缺乏的一种原因，而书籍的繁多，却是表现着赘剩而不是缺乏。可是这种的过多，是不应以停止著书来救济，而是应以多著更好的书来救济的；更好的书，好比摩西之一“杖所化的”蛇，是可以吞食那些幻术家的“杖所化的”蛇的。
消除以上学问的各种缺陷，除却最后的一种，但仍连最后一种里面的积极部分都是一个君主的工作；对于这些，一个私人的努力，如在歧路口的一个影子，只可以指着那路而不能前进。但是那里面的预备部分是可以由私人的工作去推进的。因此我现在要做一个学问的普遍与忠实的检阅，附带考察那几部分还是无人注意与荒芜的，没有借人的动力而得到改良与适于实用；记着了这种说明，可于公家指定研究人的时候供给一点光明，并且还可用来激起私人自动的努力。可是我现在的用意是只注意向来的遗落与缺点，不是来非难错误与不充分的努力。因为来指出什么地方还没有经过开垦是一件事，在已经开垦的地方来纠正不良的耕作又是一件事。
如果对学问极端的爱好使我太过分，我可以诿过于我的爱情，因为“人是不许把爱情与智慧两者兼而有的。”但是我深知道我除让他人来评判外，不能再有别种评判的自由；我愿意尽人类的责任，就是“向迷途者指示不错的路径。”我也预先料到我所要论到的事情，一定有许多人以为有些是已经有人做过并且现时还存在着的；再有些无非是罕物与无关紧要的；及有些是有太大的困难，几乎没有达到与做成的可能。但是对前面的两个，我只就各事个别论；对于第三，讲到不可能，我以为凡事虽非人人能做，却是有人能做；虽非一个人能做，却是有了许多人就能做；虽非一个人的一生所能做，却是几代继续着就能做；虽非私人的努力所能做，却是由公家指定了人就能做的事情，都是应该作为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