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回到正文，应属于这个处理各种职业责任的部分，还有一种与他有关或相反的，就是涉于每种职业的诈骗，与恶性的事件；那些也曾经人处理；可是他们处理的方法大都是嘲讽与讥诮的，而不是严正与有识的；因为宁可用机智来嘲弄许多在职业中是良好的事情，也不肯用审察来发现与分出那腐败的。因为，同所罗门说的那样，以一种轻侮与非难的态度来求知识的人，一定可以找到合他性癖的东西，却是没有可以教导他的：“一个轻侮者欲求智慧而不能得到，但知识在能够了解的人是容易获得的”。但是以正直与真实来处理，我认为还有缺陷的题目，据我看来是可以建立诚实与德性最好的保障之一。同古寓言说那个一顾视即可使人死亡的龙蛇那样，如果他先看见你，你死；但是如若你先看见它，它死；欺诈与邪恶的计也是这样；如果他们先被发觉了，他们就丧失了生命；但是，如果他们赶了先，他们就能够使我们受到危险。所以我们是应该感谢马基弗利与其他的人，他们的书是说人所做的，而不是他们所应做的事情。因为要把蛇的智计与鸽的天真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除非人确凿知道蛇的各种情态：它的下贱与卑劣，他的蜿蜒与光滑，它的嫉妒与螫啮，与其他各种各样的邪恶。因为没有这些书，德性是开豁着与没有防护的。不但如此，一个好人，要是没有关于邪恶的知识为助，对坏人就不能有何用处，如同要想感化他们。因为堕落的心理先假定了诚实是出于天性的简单，而是相信教士、教师与人表面说话的。所以除非你能够使他们看出你明了他们堕落的意见到了极处，他们是轻视一切道德的。“除非你能够告诉他、他自己心里怀着的意思，一个愚人是不会接受智慧的”。
夫妇、父母与子女，与主仆间相互的责任，也属于这个特有责任的部分。友谊与感谢的公例，团体政治组织、与邻里社会性的约束，与同一切其他相互的责任，也属于此类；不是把这些看作政府或社会的各部分，却只关于怎样的训练各个人的心理来维持这种社会的约束。
关于社会的善的学问也处理这个问题，不但是单独的，而且是比较的；属于这一部分的是在人与人，事与事，个人与大众间责任的权衡。如同我们在疏息斯·布鲁特斯审判他的诸子这件事上看出来；这是这样的为人所盛称，但是还有人说，“不幸的人啊，对于他的行为，后人不知道怎样的评判呢”？所以这件事情对不对，还有疑问，关于他的意见，是否赞成两面都有的。还有，马克·布鲁特斯与凯修斯，为要探测有些人的意见，看他们是否适于作他们的僚友，在邀请这些人晚餐的时候，提出了杀死一个专制者是否即为篡夺者这个问题，坐客的意见就分歧了，有人以为甘为奴隶是最大的恶，有人以为专制远胜于内战，关于比较责任的这类事例，还有很多。在这些里面最常见的是一种小的不公道生出许多的好处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帖撒利的杰生反对着真实而决定的，“要获得一种较大的善，必得要做一点小的恶事”。但是对他的回答是很好的，“你现在可以做好的事情，要等将来再做好事，你没有保障”。人是应该追逐着当前的事情，把将来让上帝去支配。
我们已经讲过了这种生活的果实，现在还要讲属于这一部分的艺法；没有这一部分，在前的那一部分就像一个好的画像或雕像，看着虽美，却没有生命与活动；亚里士多德自己曾以这样的字句承认这种意思：“关于德性，我们应该确凿的知道他是什么性质，与从那里发生出来的。因为光知道了德性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如果不晓得怎样去获得它。就不知道怎样去达到它。所以西塞禄在极赞凯图第二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致力于哲学，并不为要想同人为哲理的辩论，却因为他可以同一个哲学家那样的生活”。虽然我们现代的疏忽可以使这一部分看来似乎没有必要，在这个时代里，没有几个人对他们生活的改良有所商榷，但我仍要以希波革拉第的那句警语来结论，“那些病而不觉痛苦的人是连心都受了病的”。他们不但需要药物来减轻他们的病症，并且还要来唤醒他们的感觉。如果有人说人心的治疗是属于神学的，那是最为真确的；但是我们还可以把伦理学同一个有智慧的仆人，与卑微的侍婢那样的推荐给他。因为同箴言里说的那样，“侍婢的眼睛总是看着主妇的”，但是无疑的总还有许多事情留给侍婢去处分，去察出那主妇的意向来；伦理学也应该不断的注意神学的理论，但他也可以由自己发生很多健全与有益的指示。
因为这一部分是这样的好，所以我觉得没有把它做成有文字的研究是极可惜的。尤其，因为这里边有着许多为语言与行事所素习的材料，在那上边，人常谈是要比他们的书籍含着更多的智慧，所以我们把它更详细的提出是合理的，一来是为着它们所有的价值，而且也因此我们可以卸却责任；这句话看来似乎是不可信的，而且曾在这上面有过著作人都不是这样的看法。因此我们要列举那里面的几个项目，这才可以更明白的看到他们的真相，与同究竟他们是否存在。
第一，在这个上边，同在关于实行的一切事情上一样，我们应该计算一下，哪些是我们所能为的，哪些是，我们所不能的；因为一个是可以改变的，一个是只能与他适应的。农人不能支配土性与天时，医生也不能支配病人的体格与症状的繁变。在人心理的训练与治疗上，有两件事情也是我们所不能支配的；自然与命运的事项。我们的工作是为一个的基础与又一个的条件所限制与束缚。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只能够以适应而进行，“忍耐可以制胜一切命运”；并且同样的，“忍耐可以制胜一切自然”。但是我们说的忍耐，不是一种愚钝与怠惰的忍耐，却是一种有勤勉的忍耐，这能够从那看来诡异的事情里得到与造成实用与利益；这才真是我们所说的适应。适应的恰当，大半奠基于要适应的那种先有情态或意向的恰当与明确的知识上，因为除非我们先把身体量过，才能使衣服合身。
所以，这种学问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定下人性情的各各不同特质的正确分类；尤其是关于那些最基本而为其余的源泉与原因，或是最常与他种性质并合或掺杂的别异；在那上边，不是为了要更好的说明德性的中庸，来把这些里面的几个简略的论列了，就可以满足这种目的的。因为如果这种情形是值得考究的话，就是，有些心理是适于大事，有些适于小事。那么，这是否也是值得考究呢？就是有些心理能够注意到许多的事情，有些只能够注意到几个。以此，有人能够同时分理多件事情，而有人只能同时在不多的几件事情上；因此也就有了心理的狭隘与怯懦。并且，还有些心理是适于那些可以立时，或在短期内处理的事情；有些需要长期的致力才能办到的事情；“当他的计划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他已经在乳养与照看他了”。所以可以很恰当地说是有一种心理的耐久性，这也是常作为一种心理的广大来归与上帝的。因此，这不是也值得亚里士多德考虑的吗？“谈话中有着一种谀顺与使人喜悦的倾向，与一种与此相反的反驳与与人相左的倾向”；这不是更值得考虑的吗！“有一种倾向，不是在谈话中，却是在性质较为重要的事情上在别人的好事上感到快乐；与一种相反的倾向，在别人的好事上感到厌恶”。这就是那我们所称为好性气或不好的性气，好意或恶意。所以，这一部分涉于天性与意向的学问，在伦理学与政治学上都会被人遗落，我为之惊异不已；想到它于两者都有这样大的用处与助力。人在占星术的传说里面可以找到一些人的性情的很巧妙与适当的分类，照着他们降生的时候是那种行星占着优越的地位；安静的喜爱者，动作的喜爱者，胜利的喜爱者，荣誉的喜爱者，快乐的喜爱者，艺术的喜爱者，变换的喜爱者，诸如此类。人在这种记述的最富有智慧的那一类，就是意大利各邦使臣关于教廷主教团的报告里面，可以找到那些主教的性情很巧妙与生动的被描写出来。人在日常会谈的时候可以碰到那最初的，或最终的印像是感觉敏锐的，木讷的，拘谨的，老实的，诙谐的，自信的各类人。但这种观察仍是在字面上游行，而没有在研究中固定着，因为区别是找到了，但我们不能归结到何种行为的指示。我们在这上边的错误是更大，因为历史、诗咏与日常的经验都有这些观察生着的美观场地那样，从那里，我们只采取了几束花在手里拿着，却没有人把它们送到制药铺里，叫他们可以制出把它们来应用于生活上的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