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东坡肉，读《寒食帖》
我一直以为，苏东坡是中国古代文人中最多才最具魅力的人。如林语堂所说，苏东坡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他还没说诗词），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苏东坡无疑是迷人的，他有光芒四射的人格魅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情怀。他所在的当世及他去后的后世的许多人倾慕他的种种魔力而又望尘莫及。
东坡先生一生宦海浮沉，穷达多变。但这并不妨碍他闲云野鹤、明月清风的快乐一生。面对突如其来的祸与福，他宠辱不惊，坦然待之。官贬黄州，在外人看来，这应是最暗淡的日子，然而，越是这个时候，他不凡的生命焕发出令人炫目的异彩。他不仅是个美食家，而且还是一个颇有灵气的烹饪师，他在黄州独创“东坡肉”至今盛传不衰的名菜。关于东坡肉，有一个传说，说有一次一农夫用稻草扎的猪肉给他送，到门口轻声问这肉怎样弄着吃？东坡作诗入迷，口中朗朗念着：“禾——草——珍——珠——透心香。”农夫以为是“和草整煮透心香”。他把肉拿到厨房，叫老婆和着稻草把猪肉整块地放在锅里闷煮，煮得透烂。真没想到猪肉掺杂着稻草香味，十分清香可口。这事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学着用稻草扎肉煮着吃，果然香酥可口。乡亲们便把这种肉称作“东坡肉”。吃完东坡肉，不妨让我们来看看《寒食帖》。苏东坡写《寒食帖》之时，正如他所说，已经是来黄州的第三年了。苏轼官贬黄州团练副使是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受排斥。当时先生衣食不周，又有“苦雨两月”。那种屋漏偏逢连阴雨的心境，毋须注解，把《寒食帖》读上两遍，答案自在其中。该帖诗句沉郁苍凉又不失旷达，然而，重要的不是诗，而是字。相当程度而言，诗是写给别人看的，诗人的心情，可以伪装，可以掩饰。但是字，却是藏不住情感的。帖中字形由小渐大，由慢渐快，有平和渐狂逸，直抒胸臆，其书用笔、墨色也随着诗句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气势不凡而又一气呵成，达到“心手相畅”的几近完美的境界。让人哭，让人叹，让人振奋……五味皆在长卷中。那注定是一幅让人看了忘不了的作品。因为它的背后，涌动着一个鲜活的灵魂。所以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
苏轼的书法敢于创新。“唐人尚法”，他却自命“我书意造本无法”。他斜执笔，用侧锋，遭人讥议，却笔挟伟力豪气。他置“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训则于不顾，用既肥又扁的字形，吐露萧散风神。他在书法作品中抒发才情学识，把对人生哲理的感悟、个性情绪的触发都凝结在作品的笔墨中。东坡书法中宫极紧，书体状扁而张力十足，似重压下的弹簧。有人讥为“石压蛤蟆”，而其疏放是法度内的恣肆。这何尝不似东坡先生在屡次贬谪流放中的不屈不挠？东坡身上表现出的坚韧恰恰是关汉卿笔下的“铜豌豆”精神。蒸不熟，煮不烂，锤不扁，炒不爆。这就是真实的苏东坡。
毛泽东书法的硬伤冶
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而且是当代杰出的诗人和书法家。他气魄宏伟、挥洒自如、别具一格的书法艺术，被人们誉为“毛体”。有人誉之“当代草圣”，我看也是实至名归。毛泽东的书法有帝王的雄霸，诗人的豪情，在他眼里，“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种气度，是千古书法第一人。他的诗词、书法更是淋漓酣畅地展现了他广阔的胸怀，渊博的学识，浪漫的气质，敏锐的智慧，充沛的情感，堪称诗词、书法“双绝”。我们对毛泽东草书的推崇，绝不是简单的爱屋及乌。
毛泽东八岁进私塾，自此与翰墨结下不解之缘。毛早期的书法艺术得力于钟王，在汉魏、隋碑、章草、晋唐楷书等前人碑帖的基础上下了较深的工夫，他的草书学怀素，而且颇得《自叙帖》神韵。即使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月，他都没有放弃对书法的研究和学习，经常随身带着唐人小楷字帖。在毛泽东轶事中，还有战地喜得《三希堂》的佳话。建国后，他常从故宫博物院等地借阅古代名帖真迹反复欣赏，颇得真味。然而，我今天是给这位伟人的书法挑刺的。
手头有一本1992年第2期《中国书法》。这期杂志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缘园周年编发了纪念专题。前面是由中国档案馆提供的毛泽东书法作品选登。相当一部分作品基本没有面世。比如毛泽东草书《兰亭序》片断，楷书《离骚》片断，以及早年的一些手迹、信札等。本期刊物封底登了毛泽东书杜牧诗《题乌江亭》。尤其他早年的楷书功力颇深，足见其书法是师古人、法正统的。
我在本期杂志中看到的毛泽东书法作品中，错误最多。其中《兰亭序》仅选了一小部分，即只到“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处。但是，与原文不一致的地方竟有两处。一是“岁在癸卯（原文为‘丑’）暮春之初”，二是“群英（原文为‘贤’）毕至”。而封底的一幅毛泽东题赠杜冰波先生的草书作品《题乌江亭》的错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一首七绝，错了七八个字。具体如下：“胜负（原文为‘败’）兵家事有之（原文是‘不期’），包羞忍辱（原文是‘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材（原文是‘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落款处“杜牧之题项羽庙”（原文为《题乌江亭》）。应该说，这幅书法写得很漂亮，而且落款比正文更飘逸，更有致。
草书《兰亭序》大概是习作手札之类，也许是后人收集的史料，信手书写，难免错误。但是，那首书赠杜冰坡先生的诗是用心书写的。有人说这幅书法作品作于1938年，而我仔细辨认，认为应该是1928年2月22日。如果是1928年，我们不妨探究一下毛泽东写这幅书法的背景。我们知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就提出了农民群众和开展武装斗争等问题。在秋收起义失败后提出并讨论了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问题。在井冈山，针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论调，专门写了《井冈山的斗争》，初步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在后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系统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这首赠友人书作应该是托古言志，抒发胸臆。革命经历了失败，我们不学霸王，还要卷土重来。而这首诗所以错讹太多，我想毛泽东在踌躇满志的同时，内心也很矛盾很复杂。
这幅作品由著名书法家尹瘦石收藏。尹先生离世十载，不知此书作落于何处。如果有人收藏，堪称至宝。如今看来，这幅书作相当于一张错版的人民币。我们将其错误指出后，其价值应该不可估量。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但伟人也是人，人的记忆有时候是靠不住的。我们对他这样一个旷世伟人不能苛责。但是，艺术是严肃的，我的指误以事实为依据，不假个人好恶。正如晚年毛泽东也犯了许多错误，和这幅书法作品的硬伤一样，错了就是错了。我们应该正视，而不是讳饰。一幅失败的书法作品并不影响老人家的伟大，也不影响他在当代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一个有缺点、犯错误的毛泽东更真实，他是人，不是神。
堂堂《中国书法》杂志在纪念毛泽东延安讲话发表50周年，堂而皇之地在杂志封底登出了这样一幅处处硬伤的书法作品。言重点是极不严肃、极不负责的。当然，如果大度一点，我们不妨说《中国书法》意在给世人展示一个真实的毛泽东，也许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毛泽东书法题款的迷雾——兼与刘勋先生商榷
拙作《毛泽东书法的硬伤》（《银川晚报》2008年6月18日）刊发后，引起了部分读者的关注，有批评也有喝彩。当然，所谓批评大多无见地，原因很简单：写什么不好非要写毛泽东。我知道中国人向来有为尊者讳的传统。我坦然的是这仅仅是艺术探讨，对伟人的伟大无关宏旨。
最近，《银川晚报》又刊发了刘勋先生的《从〈毛泽东书法的硬伤〉一文的硬伤谈起》。从探讨争鸣的角度出发，无可厚非。况且作者心平气和，有理有据。其实，写《毛泽东书法的硬伤》时，我是有顾虑的。首先，我理解人们对一代伟人的尊崇心理。这样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说，有点不敬。所以，我也主观地探究一下毛泽东写这幅书法的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点画蛇添足。而刘勋先生敏锐地从我的“蛇足”中找到了硬伤。应该说刘勋先生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我理解并部分接受作者的观点。
首先，刘勋先生否认毛泽东这幅书法存在硬伤，我实难苟同。关于硬伤，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如此解释：指明显的错误或缺陷。它还举例：出版物一定要消灭错别字之类的硬伤。一首杜牧的七言绝句连同落款竟错了八个字。我称之为硬伤，实不为过。这个论断没有商量的地方。如果因为书写者是毛泽东，我们就违心地附和，甚至找种种借口开脱，这既不严谨，又不实事求是。作者称，毛泽东当时并非作为书法家在创作作品，这个说法没错，但这并不足以成为开脱这幅书法作品硬伤的理由。如果毛泽东的这幅书法没有硬伤，那只能说，《唐诗鉴赏辞典》出了“硬伤”，甚至是杜牧错了，他就不该那样写，应该按毛主席这样写。这样说是很荒唐的。艺术应该求真，而不需要谎言。
其次，关于我文章的硬伤。从我所能掌握的资料考证，刘勋先生的观点基本成立。但是随着考证的深入，通过阅读毛泽东大量的书法手迹，我对毛泽东书法题款的习惯又产生了许多疑惑和不解，故再次著文兼与刘勋先生商榷，并请方家指正。
中国采用公元纪年法是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决定的。所以，刘勋先生说毛泽东这幅书法中的“廿八年”是指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从情理上说应该如此。而且刘勋先生的依据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家毛泽东》127页和133页。我在网上搜索相关内容时，搜到的相关内容，虽不一定可靠，但也对刘勋先生的观点有一定佐证。如施平的《尹瘦石的收藏观》一文称该幅书作作于1939年；田卫华的《毛泽东〈题项羽庙〉和〈三垂冈〉》一文称“毛泽东在延安时曾粕录杜牧《题项羽庙》诗，赠给杜冰坡先生”。所以，此幅书作写于1938年或1939年的可能性极大。我提请读者注意，田卫华先生用了“粕录”二字。这不耐人寻味吗？这难道不是他不想直言此书法错讹的狡猾说法吗？
仅以上佐证就能完全说明毛泽东书法落款的“廿八年”就是民国廿八年吗？在探讨这个问题前，我们应该搞清，1949年9月之前，毛泽东个人的纪年习惯是什么，我查阅了他的书法手迹，大部分没有落款。其中《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落款是1927年，《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的落款是1934年，而这两个时间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啊，这又怎么解释呢？也许有人认为，大概是这两首诗分别作于1927年和1934年，书法是毛泽东后来书写的。但是，我又看到，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和《长征》两幅书作，落款是1962年，而诗作于1935年。而且类似落款是四位数，不是两位数简写。由此看来，毛泽东的书法落款习惯是落书写时间。我也看到过他的部分手稿，1949年以前毛泽东书法落款用公元纪年的情况是存在的。那么，在这幅书作中，毛泽东的落款可能是公元纪年法吗？这正是我在考证刘勋先生观点过程中产生的新困惑。
这幅书作的落款问题还有一个字体辨认上的疑点，因为草书“卅”与“廿”书写起来非常相似。连笔处交代的稍不明白，这两个字是不好分的。如果是“廿”，刘先生的判断没问题，如果是“卅”，就是1949年了，当然，这种可能极小。我们只能说这是毛泽东用公元纪年的简写，可毛泽东在用公元纪年的题款中恰恰不用省略形式。而这个时候，我真的陷入了毛泽东书法题款的迷雾。杜冰坡先生生卒年月不详，关于他和毛泽东的交往时间，我在现有的资料中无法查实。所以，这方面最有力最直接的佐证我也找不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我相信，有人会找到相关资料。届时，这桩文案自有公论。
政德遗臭万年，书艺流芳千古——赵构的书法乱弹
历数中国的帝王，大多默默无闻。而南宋高宗赵构为何能遗臭万年？这与一个伟大人物有关，他就是岳飞。我们都知道，赵构是“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孱头，他是只知道向金国纳贡称臣、苟且偷安的懦夫。在位36年，成偏安之局。其实，历史上比他玩得大玩得邪的皇帝也大有人在，为何唯独赵构出名呢？原因很简单，岳飞在中国民间人气太旺，甚至被尊为神。于是，人们对作为参照物的赵构的关注度也一直居高不下，也就是说，岳飞越高大，赵构越猥琐；岳飞越高尚，赵构越卑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