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我们的挣扎已经忍无可忍，他也有足够多的理由那样做。关于这段时间里的各种煎熬，我无法讲得太详细。那些深深打动我们的情景，是最难用言语去描述的，时间会将这些感性的经历逐渐瓦解，只剩下理性的抽象概念。那些尖刻的细节让人不忍重提，叙述的角度和描述，以及对当事人的影响程度也难以把握。我没有办法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当时的情况，而理性的分析是对感性情感的毁灭性破坏，如同植物学家将研究的花朵撕得粉碎。回想起在伦瑟姆的岁月，我的想象被感觉的光晕包围。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在记忆里搅动，唤醒复杂的情感，各种心弦震荡着快乐与忧伤。我不会将这些记忆一一分解，庸人自扰。
周游全国
1913年秋，我们开始频繁旅行。我高兴地发现，我已经广为人知，人们很愿意前来听我演讲，不过我还是不太适应公众生活的陌生感。在家里，我可以随时呼吸林地里的新鲜空气，我的生活环绕在新芽与落叶之间。我感觉：
身处上帝给予的伟大自由之中，唯有自由生命之歌唱响在耳边。
在东摇西晃的火车上，疾驰飞奔的出租车里或是封闭的酒店、礼堂里，是无法体验到这样平静、奢侈的感觉的。
我一直无法习惯住酒店。那种呆滞的氛围让我厌烦，也没有花园可以让我独自跑出去，感受时光拍打着翅膀飞逝而过。在这种时候，我深切地感到失去个人自由的痛苦，更痛苦自己看不见。
如果一个人能看能听，他可以在城市的高楼里或奔驰的火车上欣赏外面壮丽的风景。仿佛浏览长幅画卷，色彩丰富，此起彼伏，交相辉映。看到的、听到的总能保持连贯。那些面容、话语、喧哗和天空的变化，都在述说生活的故事，缓解孤独和劳顿之苦。
而我一旦离开熟悉的环境，通过触摸已经熟悉的一切就没有了。在陌生的世界里，我茫然不知所措，就像在大海上漂泊，看不到陆地的影子。在刚开始旅行生活的时候，这种感觉让我倍加压抑。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当地报纸都会写出各种各样的报道，很多荒诞不经。
我被描述成高贵的公主、歌剧女主角或是光明的女祭司。报纸上有许多关于我的介绍，甚至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我天生失明、失聪，我自学成才，我能分辨颜色，能听电话；可以预言下雨；我从不伤心、泄气和悲观；我可以做正常人能做的一切。
通常我们只有在被问到的时候，才会提供一些细节，但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些细节到了他们笔下会成什么样子。
随着阅历的增加，我的脑海里也不断涌现新的观点。当人类文明在我眼前展示其不同侧面时，我也会相应地改变原有的态度。我曾坚信我们都是命运的主人，我们可以把生活塑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也深信，只要我们意志坚决，就绝不会失败，一定能够胜利。我以为，既然我已经战胜了失明、失聪的缺陷，那么只要勇敢投入生活，任何人都能获得胜利。
但是，我到的地方越多，就越清楚地认识到，我其实过于天真。我忘记了，我的成功一部分要归功于我的生活环境，得益于众人的帮助。如果一位公主住在全是镜子建造的宫殿里，她看到的只有自己的美貌，我也只是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幸运。现在我才认识到，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幸运，有机会接受教育，有良好的家庭关系，能受到朋友们的积极影响。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盲目乐观变成一种更深层的信念。我一边考量世界的丑恶现实，一边希望世界变得更美好，即使面对挫折，我也会继续努力。
1914年1月，我们开始了第一次横跨大陆的巡回讲演。那一次有母亲同行，这让我非常高兴。她曾经也很想旅行，现在我帮她实现了梦想，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尽情领略这个神奇的大陆。
我们的第一站是加拿大的渥太华，接着是安大略省的多伦多和伦敦。我们感受了加拿大人民的殷勤和礼遇。接着我们穿过边界到达密歇根州，然后是中西部的明尼苏达州、艾奥瓦州，我们经历了许多有趣的令人激动的事情，同样，也有令人愤慨的遭遇。
我们离开盐湖城的时候，天气非常寒冷。我们穿着毛皮大衣，仍感到阵阵寒意。半夜的时候，火车脱轨了，我们所在的车厢被死死卡在路基里。我们不得不匆忙穿衣，换到一节垫着稻草的移民车厢，那一夜我们无法再睡。
最终我们到达洛杉矶。一上站台，我们就受到一大群朋友、记者和摄影师的欢迎。我们早就盼望到达那里，并给大家一个好印象，但当时的我们却是狼狈不堪。于是我们婉拒了朋友提供的专车，匆忙上了一辆出租车，要求尽快赶到亚历山大酒店。可是，车在第一个转弯的地方就抛了锚，司机不得不下车检查。顷刻间，记者们围上来要求采访，摄影师也赶上来拍照。我们急着要走，他们竭力拖着我们不放。朋友们伤心了，记者愤怒了，经纪人也大发雷霆。
后来母亲说，和我们旅行的那些年是她最快乐也是辛苦的岁月。和我们穿越一次大陆，她感觉像是过了一生。加利福尼亚曾是她不敢奢望能去的地方。在旧金山海湾中来回是她最快乐的时光，尤其在傍晚，她向我描述天空和群山环绕的海湾的壮丽美景，以及尾随轮船的海鸥。
我们第二次横穿大陆巡回演讲时，和我们同行的是波利·汤姆森小姐，母亲没有同行。1914年10月，波利·汤姆森小姐成为我的秘书，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她还主动承担了管家的重任。
她要为我们安排约会，处理突发事件，弥补我们的失误，管理我们的佣金，防范我们的疏忽。是的，波利·汤姆森小姐帮我们照料一切。她是一位善良忠诚、温柔、婉约的女子，是我们的朋友，为我们而奔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我再也不能如从前一般享受我的巡回演讲了。我无法一边探讨幸福，一边坦然面对人类自相残杀的悲剧。即使在最深沉的梦境里，我也不能忘却愈发严重的世界灾难。我梦见鲜血与汗水，人们或者被杀戮，或者变得疯狂，这样的噩梦纠缠着我，让我难以入眠。
总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点新东西。可我该怎么去写？一架架机枪在扫射，一群群被仇恨冲昏头脑的军人在疯狂叫喊，一座座城市在战火中燃烧。这一切阻挡了我的思路，让我无法清醒地思考。日复一日，夜复一夜，传来的都是痛苦的消息，而这偏偏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让我的精神不由得困顿、匮乏。
一个人的作品应该透着幸福的气息，讲述快乐的生活，但当毁灭的哭喊飘过大洋时，我又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呢？最让我痛苦的是，在那些苦难的年月里，我收到数千封来自欧洲的求助信，可我和老师却爱莫能助。当时我们还在美国来回奔波，维持生计，没有回应他们的求助，因为我真的无能为力。
欧洲战事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地方发生了日益野蛮的暴行，这都意味人类文明在崩溃。但是，我仍然执着地相信威尔逊总统拥有高贵、坚韧的心灵，一定会保持中立政策。我决定尽我所能，用我的行动和语言抗议美国国内日益滋长的军国主义。虽然我和老师已经精疲力竭，但我们必须为这个苦难的世界传达一份美好的希望。
1916年整个夏天，我们都在做反战巡讲。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以及密歇根州的多个城镇都预约了我们的讲演。但是，讲演并不成功，人们并不关心战争和平的问题，特别当战争发生在遥远的欧洲时。
当时媒体的态度让我气愤之极。对于我涉及公共事务的发言，他们都给出超乎想象的荒唐评论和浮夸言语，对我大肆吹捧，说我是“失明者的教母”、“非凡的女人”、“现代的奇迹”；但我谈到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碰巧又站在不受欢迎的立场上时，新闻界的语调就完全变了。他们为我扼腕叹息，认为我被无耻之徒利用，是在给他们当代言人。
事实上这些都是我的心声，我喜欢坦率的辩论，不反对尖锐的批评，但前提是必须把我当作一个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在那些日子里，失望的感觉远非语言能够描述。我们靠语言永远无法交流深刻真实的体验。只有那些对心灵颤动敏感的人，才能听到灵魂深处的悸动。
爱情漩涡
一个人的生命故事是不可能完全讲清楚的。毫无疑问，一本真正的自传应该记录一个人各种不同的思想与心情，描绘怦然心动的感觉，书写欢笑与泪水，而不仅仅是记录下年月的流逝，或是事件的发生。生活是由感觉做笔在灵魂中做下的记录，而不是按日期写下的纪实。简单的事实无法向读者展现心路历程的起起落落。
现在我要从记忆里挖掘一段有些相互矛盾的往事，因为它的特殊，我更愿意将它锁在我的心房。但如果一个人在写自传，他至少应该默认不会向读者隐瞒不快的回忆。我不想让人觉得我通篇都想取悦读者。我想让所有关心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普通人，也有人性的弱点和前后不一。
第二次巡回演讲时，汤姆森小姐在苏格兰度假，陪伴我的是沙利文老师和一位给我当翻译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非常热忱，积极地向人们传达我的观点。
1916年秋，他与我们一同回到伦瑟姆。这次回家并不开心，因为梅西先生已经离开。亲爱的伊恩把房间装点得可爱迷人，花园里更是鲜花繁盛，但我们心里却是黯然的，花儿好像也多了一分忧郁。我给母亲打电报请她过来做伴，数天后她的到来才缓解了我们心中的寂寥。
然而日子并不安稳，沙利文老师病倒了。她被疲劳和忧伤打倒了。她得了胸膜炎，咳嗽不止。医生建议她到普莱西德湖疗养。那意味着我们的家将彻底分崩离析，意味着我们没有财力再雇佣伊恩。我们非常难过。
我没法工作，没法冷静思考，人生中第一次感到活着真是个笑话。人们问过我很多次，如果老师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怎么办。现在我开始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比任何时刻都清楚，我们的人生已经无法分离。没有她的世界将是何等孤独凄凉。我该怎么办？我没法想象我能独自完成工作——或者任何事情。我需要身边有朋友悉心关心我，帮助我。而我整个夏天的经历告诉我，和我有同样目标和志向的人太少。于是我再次被孤独无助吞噬。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
一个夜晚，我独自坐在书房里，垂头丧气。那位作为我的秘书的年轻人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握着我的手，没有说话。接着，他开始温柔地向我倾诉。我惊讶地发现，他是那么关心我。他深情的话语中有一种甜美的安慰。听着听着，我的心开始颤抖。
为了我的幸福，他已经做了很多计划。他说如果我愿意嫁给他，他会在我的身边，帮助我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他会为我阅读，查找资料，所有老师为我做的事儿，他都会为我做。
他的爱如同骄阳，照耀在我无助封闭的心上。被爱的甜蜜让我陶醉，我无法抑制地渴望成为这个男人生活的一部分。那一刻，我似乎就在天堂的门前跳舞，被明媚的想象织成的网所包裹。自然，我想告诉母亲，还有老师，发生在我身上的美妙之事。但是他说：“最好再等等，我们必须一起告诉她们。我们必须先了解她们的态度。可以肯定，刚开始时，她们不会同意。你母亲并不喜欢我，但我对你的真心会让她最终接纳我的。让我们暂时保守这个秘密吧。你的老师病情太重，不能过于激动，不过我们应该先告诉她。”
我与他共度了许多快乐时光。我们漫步在辉煌灿烂、秋叶飘飞的树林里，他为我读书看报。但是，这个秘密压得我备受煎熬。一想到我不能将我的快乐与母亲和老师分享，而她们三十多年来一直是我的一切，就让我感到自己很卑劣。同时，这种感觉也一点一点侵蚀着被爱的喜悦。
一天晚上，我们分开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决定第二天一早将我们的恋情告诉老师。但第二天一早，命运女神将一切揽入她手，并收紧了命运之网。
当我正在穿衣服，激动地想与亲人分享我的幸福时，母亲气急败坏地走进屋，双手发抖地问：“你跟那家伙做了些什么？报纸上全是你和他的可怕故事。
这是怎么回事？告诉我！”我从她的态度和字句间感觉到她对我爱人的敌意。惊慌失措中，我假装一无所知。“你跟他订婚了吗？你们去申请结婚证了吗？”我惊恐万分，完全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我急着保护我的爱人，我否认了一切，我甚至向沙利文老师撒谎。我害怕我一旦坦白，她也会激烈反对。那一天，母亲要求那位年轻人立即离开，甚至不准他跟我说话。但是，他给我留了一张盲文字条，告诉我他会去哪儿，并请求我跟他保持联系。我一直否认报纸上报道的一切。汤姆森小姐从苏格兰回来后，陪老师到普莱西德湖去，我随母亲回到蒙哥马利的家。
母亲最终知道我蒙蔽了她和所有人。现在回想起她的伤心，我心头也如同火烧一般疼。她请求我不要写信告知沙利文老师，直到老师身体康复。“我肯定，这样的震撼会要了她的命！”她说道。数月后，老师才听说此事。
我无法解释我的行为。回忆往事，我也试着去理解，但一片茫然。我的行为似乎与我的个性完全相反。我只能用那句老话来解释：爱情让我们盲目，让头脑混乱，失去了判断能力。我与那位年轻人通信数月；但我的爱情梦想破灭了。我对亲人造成的伤害使我与他的恋情不再受到祝福。这不期而遇的爱情，在狂风暴雨中折断了翅膀，随风而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