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群野猪出现在银州市偏远山区农民的田里饱餐红薯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银州市的官场会让这一群野猪给搅得暗潮涌动、波澜起伏，以至于险些影响到银州市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银州市公安局范局长既不贪财又不好色，唯一的嗜好是打猎。近年来国家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各省也相应出台了保护野生动物的法规条例，这样一来，除了老鼠几乎就没有什么野生动物可以供局长猎杀了。范局长只好按规定将那把心爱的克虏伯牌双筒猎枪缴到公安局的枪库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动物和公安局局长都过起了太平日子。
银州市的山区有野猪，野猪的繁殖率高，日子太平了野猪就拼命寻欢作乐，寻欢作乐之后就大量繁殖，于是食物发生短缺，野猪就开始向山外扩张，把农田当成了餐桌。农民辛辛苦苦种植的高粱、红薯、山药蛋等作物成了野猪的美餐。野猪这畜生缺德之处就在于它不光吃，还能祸害，一亩地的庄稼它吃三分糟蹋七分，这就更让农民愤怒。农民决定对野猪宣战，在地里扎稻草人、鸣放鞭炮、敲锣打鼓，用这些办法来恐吓、驱赶野猪。刚开始野猪还有几分惧怕，后来逐渐看透了人的伎俩，发现人虽然不是黔驴，却也有技穷的时候，人来了不但不再逃跑，居然反过来龇牙咧嘴吓唬人。
农民们决心大开杀戒，给野猪点颜色看看。可是，打猎是犯法的，即便不犯法也没有武器，猎枪都被集中到了公安局的枪库里，要狩猎必须得到林业局、公安局、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机关的审核批准，然后才能由拥有狩猎专业证书的猎手到公安局领取猎枪，在公安局的统一组织指挥下按照有关部门核准的数量、品种猎杀。
为了能够消除猪患，保护自己的劳动果实，农民们就到市委市政府状告野猪为非作歹、鱼肉乡里，要求党和政府为民做主。市委市政府对农民的利益不敢怠慢，更怕农民集体上访事态扩大，连忙组织有关部门商量对策。
有关方面认真学习了国家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和省政府颁发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又核对了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条目，确定野猪并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在省里也只被列为一般性的保护动物，从而认定本市范围内的野猪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生态指标，可以有组织有计划的猎杀十头成年野猪。于是银州市委市政府领导给公安局下达了任务：尽快猎杀十头野猪，震慑嚣张至极的野猪，还农民一个公道，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
范局长接到命令，大喜过望，压抑多年的狩猎欲望有如青春期的躁动一样令他踊跃勃发。他立刻组织成立了狩猎领导小组，亲自担任狩猎领导小组组长。很快，十来个人的狩猎队组织起来了，局长又任命自己为狩猎队队长，猎枪也发到了每个狩猎队员的手里。局长抚摸着阔别多年的双筒猎枪，那份亲热和激动就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
狩猎队成立后进行了安全、法律等方面的短暂培训，然后便迅速出动，朝野猪出没的山区进发。
范局长全副武装，穿着粗帆布猎装，戴着太阳牌遮阳帽，踩着适合登山越野的翻毛皮靴，扛着他那只心爱的克虏伯双筒猎枪，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他的潜意识里，这次狩猎活动就像经过上级批准因而合理合法、光明正大的一次公费旅游。狩猎队员们也都非常轻松，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对付几头抢食农民粮食的野猪，就像一次度假中预定的娱乐项目。
经过一天跋涉，狩猎队来到了野猪活动的龙山区南山外坡。在农民的农舍中休息一夜之后，狩猎活动正式开始。局长作了分工，狩猎队分成三个小组，每组三个人。每个组都配有一台对讲机可以随时保持联络。局长负责指挥调度，跟一位老猎手两个人算是机动小组。
局长这么分工有点私心，分配的各个组都有规定的方向、区域，不能超越规定的范围搜索、捕杀，这既是为了保证猎手的安全，避免相互之间误伤，也是为了保护野猪不要遭受过量的捕杀。而机动小组没有区域、范围的限制，活动空间自由度更大，所以获取猎物的概率也就更高。
局长是富有经验的猎手，这次狩猎活动又安排得非常周密严谨，按说应该是万无一失，捷报可期。但是，世界上许多事情就是那么古怪，越是觉得危险、艰难的事儿，办起来却往往顺利、平安。越是觉得容易、轻松的事儿，办起来往往会出现意外甚至灾难。就像汽车行驶在崎岖难行的道路上不会出事故，行驶在平坦笔直的高速公路上反而常常车毁人亡。
局长跟老猎手钻进林子，很快就发现了野猪的踪迹，根据踪迹他们判断这是一家五口，两口大猪三只小猪。这次狩猎专门规定，不能打小野猪和母野猪，只能打大公猪。野猪和人一样，成年雄性的生存风险都更大一些。
很快他们就跟上了这一家五口，野猪们也很快发现了他们两个人。野猪已经跟农民斗痞了，不但不怕人，反过来向人发威。猪爸爸是一头跟牛犊子差不多大的壮汉，长长的獠牙龇在猪嘴的两侧，发现了局长跟老猎手之后，反过身来堵住了野猪踩踏出来的野路，龇牙咧嘴，喉咙里发出挑衅的低吼，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掩护妻子儿女撤离。
范局长问老猎手：“你先来？”
老猎手当然不能跟局长争先，谦让道：“局长先来，第一枪第一口猪，讨个好彩头。”
局长此时已经技痒难耐，也不再跟老猎手客气，端枪瞄准，轻扣扳机，“嘭”的一声巨响，枪口冒出一缕淡淡的青烟，张牙舞爪的公野猪应声倒地，母猪跟小猪见人跟它们玩真格的了，急忙落荒而逃。局长急于上前收获自己的猎物，老猎手拉了他一把：“局长，还蹬腿呢。”
局长对于自己的枪法极为自信，加上一出手就猎到了野猪这样的大猎物，心情特爽，讪笑着说：“话都不会说，什么叫局长还蹬腿呢！打一头猪用两颗子弹，也不怕人家笑话。”说着便朝垂死挣扎的野猪走了过去。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端着枪做随时射击的准备，而是非常潇洒地把枪横担在肩上，他觉得打倒的不过是一头野猪，既不是狼，更不是老虎、豹子那些食肉猛兽，所以心里根本没有紧张、恐惧的感觉。
局长走到野猪跟前，野猪却突然翻身扑了过来，呲着獠牙发疯地朝他发起了攻击。受伤的野猪面对敌人发作起来比豹子还要凶猛，比亡命徒还敢拼命。情急慌乱之中局长顺手抡起猎枪朝野猪的脑袋上砸去，枪托重重地砸在野猪脑壳上，不知道是振动太大，还是局长忙乱中碰到了扳机，枪走火了，双筒猎枪里剩下的那颗子弹从他的下颌射入，炸开了他的脑袋……
公安局局长突然死亡，立刻成了震动银州市的特大新闻。这位范局长是个好人，不贪不色，唯一的嗜好就是打猎，却为此付出了生命。银州市准备追认局长为烈士，报告立马打了上去。上级经过认真审核，认为局长在狩猎的过程中有明显瑕疵，比如说，这次狩猎他作为一个地级市的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不应该为了满足个人嗜好而亲自加入到狩猎队里。在猎杀野猪的过程中，过于轻敌大意，处置危机时举止失当，结果酿成惨祸。因为有这些瑕疵，上级没有批准追认局长为烈士，只同意定性为因公殉职。
好局长为民献身却不能当烈士，让市委市政府遗憾，如果局长当了烈士，银州市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局长生前的种种感人事迹，说不定还能组织宣讲团进京，让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都知道银州市出了这样一位因为民除害而英勇献身的好局长。遗憾归遗憾，不管有多少瑕疵，局长的死确实是为了让山区农民免受野猪的荼毒，确实是因公殉职，所以银州市为范局长举行了隆重的告别大会。
送走了局长，抚恤了局长的亲人，人们才发现事情并没有了结，反而更加复杂、更加麻烦了。首要的麻烦事就是谁来接班！局长死的时候年仅四十八岁，正是他这个级别的干部年富力强、前程远大的好时光，不论是他自己还是组织上都没有考虑接班人的问题，虽然组织部门捏着 一大把第二梯队的后备干部，可是第二梯队的后备干部太多，谁来接班就成了可以有多种答案的开放性选择题。
如今官场的总体格局就像计划经济时期的饭馆，每张饭桌跟前都会有一群人等座。前不久省里搞了一次创举，公开选拔二十个副厅局级领导，要求必须是正处级或者在副处级岗位熬到四年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报名，结果居然有四千三百多人报名竞争这二十个职位。这也难怪，如今当官的好处太大了：稳定而丰厚的薪水、便宜的和白送差不多的住房、由纳税人埋单的公家配车、吃喝玩乐全报销的豪华待遇等，官员绝对属于先天下之乐而乐的阶层，谁不想进入这个阶层呢？公安局局长这样的职务更是一个握有实权，令人垂涎三千丈的美差。
局长一死，银州市的官场立刻暗潮涌动，上下左右一起围攻，里里外外奇计百出，搅和得市长夏伯虎和书记吴修治上班怕进办公室，下班怕进家门，走在路上怕接手机。最让书记吴修治啼笑皆非的是市文联主席，一个五十八岁高龄的准退休老人居然也觊觎公安局局长的职务，仗着自己的亲家是省委主管干部人事的副书记，追到吴修治家里毛遂自荐。吴修治憋着一肚子气，说着一些似是而非的承诺，好不容易打发了这位唠唠叨叨的文联主席。第二天一上班便赶紧联络市长夏伯虎、人大主任曾聪明和组织部部长关原开会，他采取的是领导遇到难题时通常采用的办法：集体讨论，集体负责，有什么麻烦也好往集体身上推。这也难怪，吴修治已经五十八岁，像他这个级别的干部，除非出现奇迹，被提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已经开始做退休的思想准备，现在最大的追求就是平平安安着陆，历史经验和现实总结都告诉他：到了这个年龄已经没有折腾的本钱了。他自然不愿意为一个公安局局长的职位问题而搅扰自己好容易才回归宁静通达的心境，破坏自己多年营造的平衡和谐的外部环境，于是便自然而然地把破解这道难题的责任交给了“集体”。
这次会晤当然不会有什么具体的结果，很简单，四位领导对公安局局长的突然死亡毫无思想准备，对局长死亡之后的激烈竞争也没有应急预案，所以谁也无法马上提出合适的人选来。即便谁心里有人选这种时候也不敢轻易端出来，这种时候最先端出来的人选不但会让人无端猜忌，往往最终也难以如愿。这种事情靠开会无法解决，会议只能确定方向和原则，会议只不过是对会前桌下协商好了的具体问题履行最后认定的形式，就像签合同，事先谈好了才能签字盖章。经过对银州市干部队伍目前蠢蠢欲动、暗潮涌动的现实进行认真分析，四位对人事任命有决策权的领导总算在一个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银州市公安局局长的人选就在公安局现有的副局级领导里选拔。这样做有利于缩小竞争范围，有利于公安工作的顺利衔接，也有利于社会安定和干部队伍的稳定。很快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大原则就被有意无意地从市府大院传播出去，文联主席之类的非公安系统的干部自动出局，官场总算消停了许多。
然而，这个大原则就像浓缩剂，把原来宽泛的竞争矛盾浓缩到了公安局这个小范围内，本来就已经不太平静的公安局这下子更加躁动不安起来。如果从公安局内部选择干部替补，根据职务和资历，有四个选手最具有夺冠实力：公安局政委、副局长，分管政治处、纪检监察、警务监督以及工青妇组织的蒋卫生；分管分局和出入境管理以及户籍、内保、警卫工作的副局长姚开放；分管刑侦、禁毒和治安的副局长、号称局长大人的彭远大；分管后勤装备和培训工作的副局长庄扬。这几个人年龄都在四十六七八岁，分管的工作分量都很重，在那个级别再上一个台阶都还够杠。这四个人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弱点，各有各的势力，也各有各的对头。到了这个份儿上，竞争就进入了白热化，几位选手各显神通，明里暗里的开始铆劲儿，好像谁都可能成为局长，又好像谁都有点悬乎。
副手中有一个提升正职，必然会出现一个副职的空缺，这又勾引得那些处长、主任、队长蠢蠢欲动、焦躁不安，公安局就像红油火锅，表面上平静如水，油层下面的温度早已过了沸点。
相比之下，局长竞争者中形势最为不利的就是那位号称局长大人的副局长彭远大，因为在这关键时刻，他却不在市里。半个月前他带着刑警队的大李子和黄小龙千里迢迢远赴福建调查一桩长达二十多年的重大积案，后来又深入到闽南山区追捕重点嫌疑人，那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所以至今他连局长的死讯都不知道。刑警队的内务老牛摇头叹息：“唉，局长大人啊局长大人，都怪我，这么叫了你几十年，结果把你的那点福气叫薄了，什么时候出差不好，偏偏这个时候，看样子局长这个位子跟你这位局长大人无缘了。”局里许多人的看法都跟老牛相似，估计局长大人这一回没戏了，这怪不了别人，只能怪他自己运气不好，不该在这个时候出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