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的“休克疗法”并没有为俄罗斯带来复兴，俄罗斯一相情愿向西方靠拢的努力也没有换来期待中的巨额资金与技术援助，相反却使自己的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国际声誉一落千丈，在对国际重大事务进行商讨时被排斥于决策圈外。这些因素严重伤害了俄罗斯民众的民族自尊心，使俄罗斯百姓对自由主义，对“欧洲道路”丧失了兴趣，以民主主义为核心的欧洲主义在俄罗斯也逐渐丧失了市场，不再拥有同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相抗衡的实力。
二、新斯拉夫主义思潮
几乎与欧洲主义的出现时间相同，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还兴起了一股新斯拉夫主义的思潮。俄罗斯地处欧洲和亚洲的交界处，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接点，因此“东方还是西方”一直是俄罗斯国家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面临的抉择之一。每当国家或者民族面临比较严重的危机或者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有关东西方文明选择的问题就会成为社会各界激烈争论或探讨的问题。
早在19世纪卫国战争以后，俄罗斯国内就出现过针对“俄罗斯国家的道路选择”问题而展开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争论。斯拉夫派认为俄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自己独特而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特色，它和西方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是“两个欧洲”，历史起源不同，发展规律也完全不同。在斯拉夫派看来，俄国的东正教、村社和专制制度决定了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和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因此是最值得俄罗斯民族珍视和保存的精华所在。西方化的发展道路无疑是对俄罗斯悠久历史传统的破坏。东正教注重信仰和精神，因此能够促使俄罗斯民族和国家沿着“内向”，即道德完善和精神发展的道路前进。斯拉夫派的代表学者。
基列耶夫斯基说：“基督教仅仅通过罗马教会的教义深入到西方各族人民的头脑之中，在俄罗斯则是在整个东正教会的油灯上点燃起来的；西方的神学带有伦理的抽象性，东正教世界的神学则保持了心灵的内在的完整性；那里将智慧的力量一分为二，这里则力求其有机结合。”而村社则使俄罗斯的土地具有社会化的性质，而不像西方那样社会生活是建立在财产私有权的基础之上的。彼得之前的俄罗斯社会处在完美的和谐状态，但彼得一世的改革移植了欧洲的制度，从而割断了俄罗斯民族同传统和历史之间的联系，对俄国来说这就像是一场灾难，所以应该让俄国恢复到彼得改革之前的状态。俄罗斯应该按照自己独特的道路前进，发展俄罗斯民族所固有的特殊道德品质。而西方派则拒绝承认俄国文明和命运的独特性，他们认为俄国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无法孤立于欧洲存在。近代以来因为俄罗斯自身的原因使自己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各国，因此俄国要想发展和壮大就只有沿着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前进。同时，西方派还强调俄罗斯国家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他们把国家看成是历史和社会进步最高成就的创造者，因此他们对于彼得一世给出的评价非常高，将他看成是将俄国带回欧洲家庭的引路人。“没有彼得的改革俄罗斯国家就不可能保卫自己，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尽管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在许多观点上存有分歧，但他们对于祖国的热爱和希望祖国发展的心愿是一致的，赫尔岑就说过：“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别尔嘉耶夫也说：“和斯拉夫派一样，西方派同样是俄国人，他们热爱俄罗斯，热切地期盼她富强。”只不过，斯拉夫派是将祖国看成是自己的母亲一样来爱护和捍卫，而西方派则是把祖国当做孩子一样来批评和教化。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出现的新斯拉夫主义继承和发扬了历史上的斯拉夫派的某些观点和理论，强调俄罗斯历史传统的特殊性和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他们认为俄罗斯首先在自然地理条件等方面就与西欧不同，再加上蒙古鞑靼人200多年的统治历史，欧洲的东西两个部分早已被截然分开，并日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正如西方一些学者（如G.P.Fedotov）评论的那样：“俄罗斯的不幸就在于俄罗斯和欧洲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俄罗斯有其独特的民族特点、社会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东正教、村社都是俄罗斯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历史特征。俄罗斯民族特有的精神和文化在几个世纪中独立发展，整个民族在情感、意识和灵魂上都忠于这份遗产，所以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也应该以这个传统作为基础。恰达耶夫曾经说过：“他们说俄罗斯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它是一个特殊的世界。那就让他们去说吧。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在已经被‘东方’和‘西方’的世界之外，还存有一个第三方。”可见，俄罗斯民族对于本民族的特殊性一直都是深以为傲的，而西方自由民主派只知道盲目追随和模仿西方，用激进的办法将西方文化强加于俄罗斯社会，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俄罗斯的现实状况在丧失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变得更加不堪。“全盘西化”的方式不符合俄罗斯的特色，俄罗斯应该成为强国，但应该在保有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成为强国。俄罗斯著名作家利哈乔夫就对此做出过相应的评述：“一个民族权威的确立，不是靠它坦克的数量和版图的大小，而是依靠道德的尊严和人民的文化。”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介于东西方之间的民族，“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民族所担负的“特殊历史使命”也决定了俄罗斯的历史必将有别于西方，也有别于东方。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民族—爱国主义者”和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就对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历史传统表示了赞赏。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领袖日里诺夫斯基就认为，过去西方充当牧羊人，而斯拉夫人则扮演了羊群角色，西方人对我们诸多指责，说俄罗斯一会儿是共产主义，一会儿是国家经济，一会儿又是市场经济。这种情况已经过去了，斯拉夫人自己会，也能够分析现状。如果斯拉夫人联合起来，就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拿金牌第一。
新斯拉夫派的学者认为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只会给俄罗斯国家的国家主权、经济生活和安全状况带来威胁。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俄罗斯拥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和国家利益，拥有自己独特的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因此他们主张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方向应该是在国家的影响下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即经济的发展要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要求，这一特征是由俄罗斯的村社传统所决定的。在对外政策方面，新斯拉夫主义主张要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呼吁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应该联合起来建立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斯拉夫民族共同体”。
尽管新斯拉夫主义没有成为俄罗斯国家外交决策的主流思想，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盛极一时，对俄罗斯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乃至俄罗斯的国家战略走向都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其支持者包含了普通民众、极端民族主义者、民族—爱国主义者和国内的一些未掌权但具有影响的反对派。
三、新欧亚主义思潮
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思想论争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西方思想文化和传统思想文化的交锋中，没有一方能够完全取胜，也没有一方会彻底落败。两种思想交锋的结果是往往会出现一种对两者进行综合并加以发展性继承的思想文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出现了一种新欧亚主义的思潮，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正是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欧洲主义和新斯拉夫主义进行某种程度谐调后出现的思想。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60%的经济实力。但是，从1991年开始，俄罗斯的GDP下降了60%多，因此俄罗斯现在的经济实力基本上同前苏联经济实力的24%等同。而且，苏联的经济统计学并没有将某些服务行业的价值计算在GDP的数值内，而现在的俄罗斯则将服务行业的价值（尤其是一些金融投机行为）列入了计算，且数值占到了官方GDP的50%。因此，1996年俄罗斯的实际GDP仅相当于苏联的12%”。俄罗斯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急速恶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大不如前，这些状况直接损伤了俄罗斯民族的自豪感和自尊感。再加上苏联解体前后盛行的自由化思潮已经将之前社会上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加以破坏和摧毁，整个社会已经不可能找到一个可以为大众所普遍接受的理想或者说是信念。“俄罗斯该往何处去？如何拯救祖国母亲？”
这个问题再次受到了俄罗斯国内各界人士的关注，也给欧亚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欧亚主义在俄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两次，前一次被称为古典欧亚主义，后一次被称为新欧亚主义。古典欧亚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其支持者主要是在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俄罗斯由于其与生俱来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自身的“欧亚”特性。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欧亚俄罗斯”。“只有在东西方问题的世界中俄罗斯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使命。它位于东方和西方世界的中心，可以被认为是东方—西方。”“俄罗斯代表连接欧洲和亚洲的唯一桥梁，谁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谁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俄罗斯是整个世界，是巨大的东方—西方，它联结了两个世界。”在这个国度居住的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亚洲人，而是欧亚人；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既不是欧洲文化，也不是亚洲文化，属于一种独特的欧亚文化。因此，俄罗斯既不能盲目追随西方，也不能倒向东方，而应该要坚持和寻找自己的独特道路。新欧亚主义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一种影响极大的社会政治思潮，其范围涉及到了历史、哲学、文学、国际政治等等领域。其代表学者是杜金，他是莫斯科新欧亚主义杂志《要素》的主编、报纸《明天》的主笔，是好几种古典欧亚主义文集的编选者，同时还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地缘政治学和玄学的著作。
“新欧亚主义”是对古典欧亚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鲜明的现实感和实用价值。一方面，它对主张西化改革的欧洲主义和主张复兴传统的新斯拉夫主义进行了一定的调和，克服了两者之间的巨大分歧。另一方面，它也为当前俄罗斯国家的发展提出了“第三条道路”。新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首先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思想”作为国家复兴的精神支柱。他们在“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性”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精神主义、人民政权和大国思想”新三位一体的思想。俄罗斯目前的任务不是像欧洲主义提倡的那样去模仿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模式，也不是新斯拉夫主义提倡的那样将自由民主完全抛弃。俄罗斯应该有另外一种选择，即在保持俄罗斯正统文化的基础上汲取欧洲和亚洲的文化精华，创造出“第三条道路”。在国内政策方面，新欧亚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要求建立“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针对20世纪90年代初的“休克疗法”的失败，新欧亚主义认为“私有化是对国有财产野蛮的分割，满足了一小撮人的胃口和需要”，因此应该强调强大国家的作用，只有国家强大才能帮助俄罗斯社会摆脱危机。用一句话来概括，也就是“作为一个横跨两大洲的世界大国，俄罗斯应该自由地决定并执行自己的内政外交政策，发挥自己作为一个欧—亚国家、作为独联体中最大的国家的地位和优势，并保持自己在国际组织中的独立地位和行为”。
在对外政策方面，针对西方遏制俄国，弱化俄国的做法，新欧亚主义强调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尽管前苏联已经解体，但在前苏联的领土范围内可以建立起一个以俄罗斯为核心，以欧亚意识形态为原则的欧亚共同体，从而抬升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俄罗斯因其独特的地缘性可以成为东西方之间的一种均衡因素，以中介人的身份在欧亚共同体中发挥作用，实现俄罗斯的复兴。这样一来就可以重新恢复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从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新的地缘政治作用。杜金对此评论说，“不是帝国的俄罗斯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俄罗斯的中心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俄罗斯的土地“或许是足够的，也不想同谁打仗，可是地缘政治的规律是无情的。
如果我们不是帝国，我们就将一文不值”。此外，新欧亚主义主张世界多极化，认为俄罗斯应以开放的原则把东西方各种文化的因素融合在一起，成为未来保障文化与文明平衡、保留民族与文明多样性的全球文明新秩序的基础；利用横跨欧亚大陆的历史和地理空间，吸收世界各民族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创造出“欧亚文明”，进而成为多极世界文明中的一极。新欧亚主义对俄罗斯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外交方面，新欧亚主义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影响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流地缘政治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