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事进退看人品，患难生死看骨气，利害得失看操守，预谋定计看识见。这是识人的要诀，是衡量人才的准则。
识人不容易，尧舜都承认。常人很难从一问一答中就说尽知这个人的全部，而需要长期的了解才能识人。就说以诸葛亮的贤明，竟没有预料到马谡的过失。史书记载：马谡才能出众，喜欢谈论军事理论，深得丞相诸葛亮的器重。刘备临死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能大用，请您观察他！”诸葛亮不以为然，还委任马谡为参军，有时和他研究战况都是通宵达旦。后来出师祁山，诸葛亮违背众意，提拔马谡为先锋统帅大军打头阵。在战场上，马谡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又奔诸葛亮战前拟定的作战计划于不顾，我行我素，终于被魏将张郃战败，蜀国重要的关隘街亭失守，蜀军一时陷入被动之中，在以后的几次交锋中，皆以失败告终，直接影响了诸葛亮的北伐计划。
尽管识人不易，但历史中不乏识人眼光高明之人。《资治通鉴》记载：公元644年8月11日，唐太宗向众臣下征求治国意见，长孙无忌等只是恭维。而太宗一席话，却把几个大臣的长短得失娓娓道出。他说：“长孙无忌善于避开嫌疑，应答敏捷，断事果决超过古人；然而领兵作战，并非他擅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正通达，面临危难不改气节，做官没有私结朋党；所缺乏的是直言规谏。唐俭言辞敏捷善辩，善解人意，侍奉朕三十年，却很少讲到朝政得失。杨师道性情温和，自身少有过失；而性格实怯懦，缓急之务不可依托。岑文本性情质朴敦厚，文章做的华美，然而持论多引经据典，自然与事理不甚切合。刘泊性格最坚贞，讲究功德，然而崇尚然诺信用，对朋友有私情。马周处事敏捷，性情正直，品评人物，直抒胸臆，朕以前委任他做事，多能称心如意。诸遂良年长学问大，性格也耿直坚贞，每每倾注他的忠诚，亲附于朕，如同飞鸟依人，人见了自然怜悯。”
正是因为唐太宗对这几位大臣的优点缺点了解得一清二楚，并量才而用，让他们发挥各自的特长，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可见唐太宗的识人眼光还是十分高明的。
七
[原文]
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
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①，不敢见于诸侯，礼也。”
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何也？”
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
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
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问招虞人何以？”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②。君子所履，小人所视③。’”
万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④，然则孔子非与？”
曰：“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宫召之也。”
[注释]
①传质：质同“贽”，是见面时送给对方的礼物。孙奭《孟子音义》云：“执贽请见，必由将命者传之，故谓之传贽。”
②《诗》云：此处诗句引自《诗·小雅·大东》，旧说这是首东方诸侯国臣民讥刺周室的诗歌。周道：即大路。砥：磨刀石，用以比喻道路的平坦。下文“其直如矢”之“矢”与此类似。
③视：注视。按此语是双关语，表面上是说小人看着君子在大道上往来，实际是说君子的一言一行对小人都有影响，是小人效法、关注的对象。
④不俟驾而行：此说亦见干《论语·乡党》篇。
[译文]
万章说：“请问，不去见诸侯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在都市里叫做市井之臣，在郊野叫做草莽之臣，都称为庶人。庶人不经一定的程序成为臣僚，不敢去见诸侯，是合乎礼仪的。”
万章说：“庶人，传唤他去服役就去服役；而国君要见他，传唤他却不去见，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去服役合乎义，去见国君不合乎义。而且，国君要见他是为什么呢？”
万章说：“因为他见闻广，因为他贤明。”
孟子说：“如果因为他见闻广，天子都不传唤老师，何况诸侯呢？如果因为他贤明，我从未听说过要见贤者是传唤他来的。鲁缪公屡次去见子思，说：‘古代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君结交士人，是怎样做的？’子思不高兴地说：‘古时候的人是说侍奉他，哪会说结交他呢？’子思之所以不高兴，难道不是认为，‘论地位，你是君主、我是臣仆，怎么敢和君主结交呢？论德行，那你是侍奉我的人，怎么能和我结交呢？’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君谋求与他结交都不能做到，何况传唤他呢？齐景公田猎，用旌去传唤管理山林的虞人，虞人不去，景公要处死他。孔子得知后说：‘志士不怕弃尸山沟，勇士不怕丧失头颅。’孔子赞赏什么呢？是赞赏虞人不应承不符合礼仪的传唤。”
万章说：“请问，该用什么传唤虞人呢？”
孟子说：“用皮冠。传唤庶人用旃，士人用旗，大夫用旌。用传唤大夫的礼仪传唤虞人，虞人宁死不敢去，用传唤士人的礼仪传唤庶人，庶人难道敢去吗？何况是用传唤不贤之人的礼仪传唤贤人呢？要见贤人却不遵循见他的途径，犹如要他进来却关上了大门。义是途径，礼是大门，唯有君子能沿着这途径进出这大门。《诗》说：‘大道平如磨石，直得就像箭杆。君子在上行走，小人在旁观看。’”
万章说：“孔子听说君命召唤，不等马车驾好就前去，那么孔子做得不对吗？”
孟子说：“孔子正出仕而有职位在身，国君是以他的职务传唤他。”
[延伸阅读]
君主对士人必须待之以礼，因为君主尊奉贤者为师，所以就不应该像对待仆役那样颐指气使。
曾国藩善于识人，也曾经受到“不忍欺”的欺骗。清代野史记载：金陵刚被收复时，有个人冒充校官来拜见曾国藩。这个人和曾国藩谈话时，高谈雄辩，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的气概，曾国藩心中深感惊奇。当二人谈到“用人必须杜绝欺骗”这个话题时，那个假校官一脸严肃地说：“是否受到欺骗，主要还在于个人自己！我试谈谈自己的看法。像中堂大人（指曾国藩）至诚盛德，人们不忍欺；左公（指左宗棠）一身正气，人们不敢欺。”曾国藩大喜称善，把此人当成贵客招待。饭后，他便任命这个假校官监督制造驳船。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就有人报告说，那个人裹挟着千金逃跑了。司职们要求曾国藩立即下令逮捕此人，曾国藩沉默良久后才说：“不必追捕他，他大概出去办事了。”他边说边捋着自己的胡须，还自言自语地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左右官员听到后，暗自发笑。曾国藩善于识人，仍不免受人欺骗。由此可见知人的确不容易。
凡是识人，要从各方面来观察。仕途通达时看他所尊敬的人是谁；显贵的时候看他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富有的时候看他所抚养的对象。听其言，观其行，可以知道一个人是否仁义；看一个人经常接触些什么东西就能知道他的爱好；经常接近一个人要体味他说话的涵义；一个人穷困时要看他憎恶什么东西，贫贱时要看他不爱做什么事，这样就看他有没有骨气；在一个人高兴时能检验出他是否有自制力或者是否轻浮；快乐时能检验出他的嗜好是什么或是否俭朴；让人愤怒可以考验他的本性优劣；让人悲伤能知道一个人是否仁爱，因为居心仁厚的人见别人悲哀也会与之同哀；艰难困苦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志气或是否有随遇而安的涵养。这八观六验，是知人识人的根本。
八
[原文]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①。颂其诗，读其书②，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注释]
①尚：同“上”。
②颂：同“诵”。
[译文]
孟子对万章说：“一乡中的优秀人物，和这一乡的优秀人物交朋友；一国中的优秀人物，和这一国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天下的优秀人物，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认为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不够，就又上溯历史，评论古代的人物。吟诵他们的诗，读他们的著作，（但）不了解他们的为人，行吗？所以还要研究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这就是同古人交朋友。”
[延伸阅读]
孟子在这里的本意是论述交朋友的问题。一乡中的优秀人物，和这一乡的优秀人物交朋友；一国中的优秀人物，和这一国的优秀人物交朋友，更广泛的范围，则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也就是好友遍天下了吧。如果好友遍天下还嫌不足，那就只有上溯历史，与优秀的古人交朋友了。当然，也只有神交而已。这种神交，就是诵他们的诗，读他们的书。而为了要正确理解他们的诗和他们的书，就应当要了解写诗著书的人，要了解写诗著书的人，又离不开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这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问题了。
其实，孟子这段话对后世真正发生影响的正是“知人论世”的主张。它与“以意逆志”一样，成为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也奠定了孟子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事实上，直到今天，无论现代主义以来的新兴文学批评方式方法已走得有多远、多新奇，但在我们的中小学课堂上、大学讲台上，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主要使用着的还是“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方式方法。所谓“时代背景分析”、“作者介绍”、“中心思想”“、主题”等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其实都是“知人论世”的派生物而已。
九
[原文]
齐宣王问卿。
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①，有民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乎色。
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②。”
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注释]
①贵戚之卿：指与君王同宗族的卿大夫。
②正：诚。
[译文]
齐宣王问有关公卿的问题。
孟子说：“大王问哪一种公卿呢？”
宣王问：“公卿还有不同的吗？”
孟子说：“不同。有（和国君同宗的）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宣王说：“请问贵戚之卿（应该怎样）。”
孟子说：“（作为贵戚之卿，）国君有了重大错误，就要劝谏，反复劝谏还不听，就另立国君。”
宣王一下子变了脸色。
孟子说：“大王不要奇怪。大王问我，我不敢不直话回答您。”
宣王脸色恢复了正常，然后问异姓之卿（应该怎样）。
孟子说：“（作为异姓之臣，）国君有过错，就要劝谏，反复劝谏而不听，就离开。”
[延伸阅读]
弘扬大臣的职责和权力而限制君主权力无限地膨胀，这也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内容之一，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色彩。
王室宗族的卿大夫因为与国君有亲缘关系，国君的祖先也就是他的祖先，所以既不能离去，又不能坐视政权覆亡，当国君有重大错误又不听劝谏时，就可以另立新君。孟子在这里是弘扬宗族大臣的权力而限制君主个人的权力，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但我们知道，这种另立新君，在实践上往往酿成的就是宫廷内乱。所谓“祸起萧墙之内”，弄不好还会引起旷日持久的战争。
对异姓卿大夫来说，问题就要简单得多了，他们既没有王室宗族卿大夫那么大的权力，也没有那么大的职责。所以，能劝谏就劝谏，不能劝谏就辞职而去，各走一方罢了。其实，这也是孔子“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意思。
总而言之，孔、孟都提倡臣有臣道，臣有臣的气节和人格，反对愚忠，反对一味顺从，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