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一度红红火火，势如潮涌的乡镇企业渐渐跌入了低谷。随之而来的是各类有关乡镇企业病因探讨的文字大量见诸于报端，有人认为是盲目投资造成，有人认为是企业管理不善引起，也有人认为是宏观经济不景气、政府干预太多、技术创新乏力、设备陈旧、企业负担过重使然，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诚然，站在不同的角度各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都能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找到相应的例证。譬如，管理不善、盲目投资使一批初具规模的乡镇企业折戟沉沙；宏观经济不景气、技术创新乏力又使另一批步履维艰的乡镇企业雪上加霜。但撇开这些影响乡镇企业生存的主观、客观、内部、外部、宏观、微观因素不谈，有无一种带有共性，并且是根本性的因素呢？
当其时，我也从自身的观察与思考出发，以一篇《乡镇企业与农民起义》的文章忝居于探讨的行列。我认为跟历史上绝大多数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一样，造成乡镇企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都是同一的，都在于其自身的、渊源于农耕经济的狭隘性。其主要表现有：
一、乡镇企业家的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受教育程度不高，缺少必要的现代经营管理知识，不善于理性的分析市场，筹划市场，凡事凭经验感觉决断。这样的乡镇企业家在短缺经济、卖方市场、企业规模不大时，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拍脑袋决策碰上市场上的需求巧合可以获得一时的成功，但长此以往肯定不行。企业规模一大，买方市场出现，竞争激烈，个人的经验智慧毕竟有限，难以适应。市场竞争客观上充满风险，降低风险、回避风险要靠科学的决策，要靠懂经营，会管理的人才组合。侥幸成功的乡镇企业家们不是利用点滴时间认真学习现代经营管理知识，弥补后天的不足；不是设法吸引人才，尊重人才，博采众长。而是，迷信于占卜问神，祈望神灵护佑，搞赌博式经营，盲目决策，成功于偶然，失败于必然。
二、小富即安，小胜即满。成为乡镇企业家的农民，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岁月，大多是被当作尾巴割除的对象，长期受歧视、排斥，一肚子怨气；他们智商较高，不屑于作一个地道的农民，渴望有机会通过努力来提高自身卑微的地位。由此，当他们在政策宽松的年代，以自己的大胆和勤劳拥有了一份家业，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后，最先想到的就是通过花大把大把的钞票来恢复久受压抑的心理，建洋房，养小老婆，游山玩水，吃西餐大菜，满足于乡绅土豪的温柔梦里乐哉优哉。颠来倒去还是那点产值与销售，今天称总厂厂长，明天叫集团总裁，后天不过瘾又飙升到董事局主席，就差让人三呼万岁喊陛下。这样的目光，这样的心态，假若不为市场淘汰反倒成了怪事。
三、企业管理家族化，子承父业几乎成为乡镇企业的通病。家族化管理有两个显著特点：家长制和任人唯亲。热衷于搞一言堂的乡镇企业家们把企业看成是自己的独立王国，大事小事一个人说了算，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制度形同虚设，随意性大，内部管理似一团乱麻，没有规矩，难成方圆；人事上亲近繁殖，关键岗位、有权部门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七姑八姨，外人不能涉足，在他们的心目中，自家亲戚用起来方便听话，对自己忠诚，出不了大乱子。各有所图的三亲六戚、三朋四友们凑在一起，恰似铜墙铁壁，任你多大能耐的外来人才也只能仰天长叹，外来人才在他们中间总是少数派，无法安身，久而久之，企业员工素质就始终停留在低层次上重复，无法与国有、三资企业相比，企业当然也难成气候，难上档次。
文章刊出后我陆陆续续得到了一些表示赞同的回音，这无疑给了我更多的启示，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存在于乡镇企业家身上的，渊源于农耕经济的狭隘性决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数千年传统文化糟粕的直接体现，它不仅存在于乡镇企业，而且存在于各类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不仅存在于企业老板身上，而且存在于员工、企业外部的社会公众、团体单位，差不多是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相互间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传统文化糟粕才是中国企业，乃至所有深受它影响的东方企业、华人企业的病根子。
其实，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们有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史，我们有高度发达的农耕文化，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传统农耕文化糟粕在我国社会仍有着非常肥沃的土壤，所有这些都不能不使传统文化糟粕在广大国民的灵魂深处打上厚重的印记，从而左右着他们的行为，衍生出中国企业的种种怪状、偏见，以及与之相应的外部环境。一次成功的辛亥革命可以结束连绵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却不能彻底清除它的文化糟粕，尤其是那些无形的文化理念，它们会长久地玩固地盘踞于国民的心中，成为国民与中国企业迈向现代市场社会的最大、最严重障碍。
近年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先后接触了一大批性质不同的企业。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一系列渊源于传统文化糟粕的怪状与偏见更坚定了我对中国企业病根子的诊断。由此，我内心日益形成一种强烈的愿望：用我的秃笔尽快把我对传统文化糟粕的认识以及它们在当今中国企业界的种种体现写出来告知更多的企业，以增强他们的免疫力，为他们的健康成长贡献出我的微薄之力。在历经几度春秋的笔耕不辍后，今天我终于能够如愿以偿了，我因而由衷地感到欣慰。
三年前，当我动笔之初，中国进军WTO的脚步声正紧；三年后，当我等待出版之时，中国跨入WTO的门槛已二年有余。二年多的实践证明：以中国人的勤劳智慧，中外企业在资金、人才、技术、对游戏规则的适应等上面的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深植于我们内心的，我们常常不以为错，反以为对的，与现代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农耕社会理念。理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中国企业如果不能充分意识到传统文化糟粕的巨大危害并不遗余力地加以克服，则不论眼前能从加入WTO中获得多少机遇，从长远看，这等企业的前景一定不容乐观。所以，我真切的希望本书的出版发行能引起成长中的中国企业对传统文化糟粕些许警惕，些许思考。若果能如此，则我愿足矣！
在本书即将付梓出版之际，我由衷地感谢我的女儿——赵倩。记得是2000年的一个仲夏之夜，我因为心仪已久的一家公司未能如约给我电告录用通知而正在寄居的楼道上黯然神伤，她一眼瞧见后便返身回屋，于一张名片的背面写下了令我怦然心动的五句话放入我的手中，那五句话依次是：“希望您镇作起来——您会拿到入厂通知——您会办起工厂（或公司）——您成功了——您终于露出了笑容！”
那年她11岁。从此，这张烙上爱女稚嫩笔迹的名片便一直珍藏在我的身边，她在给了我太多感动的同时无疑也给了我太多的激励！
谢谢我的女儿，亲亲我的宝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