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它为整个童年社会学特别是对于理解儿童劳动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它开启了将学校劳动和儿童的其他形式的劳动重新进行理论联结的可能性，使得在任何时刻超越不同形式的儿童劳动的分离成为可能。它认识到我们在本章中指出的这种越来越不让人信服的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但在分析上却没有重复这种差异。它让我们看到，各个社会中的儿童既从事体力劳动也学习学校功课，既对家庭经济作出贡献，也对国家经济作出贡献———只是在不同社会中贡献的比例、意义和重要性不同。因此，维崔普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按照这种思路，儿童的劳动（即使是隐形的劳动）可以根据理论上一致的类别而非按照随意的或政策驱动的类别进行有效的比较。
劳动的意义
迄今为止，我们在本章的讨论大多采用了一开始我们所提出的新童年社会学研究的结构化方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讨论儿童在工作的进行和完成的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和这些工作可能具有的意义的研究相对较少。这种状况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儿童劳动隐形的一种表现———或仅将儿童劳动作为问题看待的表现。正如格林特（Grint，1991，第32页）所指出的，对于什么样的活动算是劳动这一问题一直都存在争议，将某些活动贴上劳动的标签总是体现出它所处的社会关系：
当主体对活动的自我描述意味着他们将自己的活动视为劳动时，我们就应该记录下来，但重点实际上并不是这项活动是否真的是劳动，而是这种活动的内容是什么，谁对此活动的解释最有分量，以及为什么是这样。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家务劳动不属于劳动社会学的研究范畴，认为儿童所做的不是真正的劳动的（成人？）观点明显仍然主导这一研究领域。工业经济中合法就业儿童的健康和安全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严肃的关注，因为人们认为这些活动更像是休闲或有利无弊的品格塑造的努力。在关于学校教育的社会学研究中，这种观念也很普遍。普鲁特指出（1992，第137页），儿童在学校中的活动符合几乎任何劳动（包含有薪就业的劳动）的定义。当然，儿童自己把它视为劳动更是再平常不过了。但关于学校教育的研究一般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例如，夏普（Sharp）和格林（Green，1975）的研究系统地对“工作”（儿童将来所从事的事）和“功课”（儿童在学校中所从事的像工作一样但却不等同于工作的事）作了区分。
关于儿童自身如何理解他们所参与的不同活动，我们的研究证据非常少：他们如何掌握和使用劳动的类别；哪种活动被他们理解为劳动，这种理解如何在不同环境中发生转变；他们参与不同劳动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对劳动的参与如何影响他们的亲属和其他社会关系，又如何被他们的亲属和其他社会关系所影响，等等。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是想表明，儿童劳动的研究可以更多地关注儿童劳动是如何参与到整体儿童生活的建构中去的。例如，怀特（1995，第4—5页）强调了作为劳动者的儿童和作为消费者的儿童之间的联系：
目前生活方式的观念在世界上的传播非常之快，它们不仅传播到大都市和精英阶层，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传播到世界上的小镇和村庄的穷人中。在全世界范围内……仅仅拥有充足的食物和衣物是不够的……还要拥有特定类型（非传统的）的衣服……享用特定类型的食物和饮料，参与特定类型的娱乐活动，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正常”人所具有的特征，这一点对儿童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全世界大多数的儿童……都无法享受这些事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这些事物或不需要钱。这越来越成为……导致儿童决定进入劳动力市场（无论是否获得了父母的同意）的重要原因……在那些广为人知的父母或不择手段的招工者强迫儿童劳动的案例之外———全世界还有许多儿童，仅仅是因为需要挣钱而进入劳动力市场。
这种视角表明，我们需要拓展对儿童劳动动机多样性的理解———超越目前宏大结构的或历史趋势性的一般概括，开始对儿童如何在与同伴和成人社会的关系中建构起他们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进行具体研究。
作为为数不多的这种研究之一，索尔贝格（Solberg，1994）关注的是儿童劳动之于年龄及其意义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她对挪威渔业中儿童的每日工作进行了观察，那里的儿童跟着成人一起从事安装长长的钓鱼线的临时工作，她注意到，“儿童”的身份常常被他们临时获得的工人身份所取代。这不是一个儿童被强迫从事劳动的问题———参与工作是由每个人自由决定的，但一旦进入工作场景，儿童的年龄就无法用来作为减轻工作量的理由了。她指出，在这种情况之下儿童的社会性得到“发展”，获得了有时在其他情况下被否认的能力和其他心理特征。相反，宋（1996）对英国的中国家庭的外卖业中儿童劳工的研究揭示出了儿童的劳动是如何嵌入家庭和善意的话语中，这些话语以“帮忙”的名义要求儿童参加劳动。
莫罗（Morrow，1994）关于儿童为什么要参加工作的研究更为明确地考察了工作对于儿童的意义。她引用证据表明英国大多数工作的儿童都是来自相对富裕的家庭，由此她认为，儿童工作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与家庭贫困相关，尽管在西欧和北美一些家庭中儿童对家庭收入所作出的贡献和那些发展中国家中儿童对家庭收入作出的贡献一样重要（Nieuwenhuys，1994）。但是，正如莫罗所指出的，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儿童的工作机会较少而非较多：他们难以往返于工作地点，而本地能提供给儿童的保姆、洗车、送报等工作又非常少。莫罗认为，儿童工作的原因要从儿童自身来寻找。她指出，儿童参与新的青少年消费市场可能是一个压倒性的因素。尽管一些儿童将工作视为得到自信和为将来成年后的工作积累经验，但对大多数儿童来说，工作提供了购买那些父母不资助的奢侈物品的机会，这些物品就是对他们工作的回报。
结语
这些研究说明，我们有必要对工作影响儿童和成人协商与再协商他们的身份和关系的方式进行更为广泛的探讨。同样，工作的作用需要在生命历程中进行理解。例如，儿童自身认为工作的代价和收益是什么？显然儿童（父母和其他成人也是如此）有时将工作视为发展有助于未来生活的技能的方式。在之前的例子中，那些反对自己被解雇的孟加拉国纺织业童工就如此看到了将工作和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收益。而在处于优势地位的另一端，艾兰特（Allatt，1993）指出，英国中产阶级儿童在上学的同时也参加兼职工作，这被他们自己和父母视为积累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方式———他们让自己进入社会和经济网络，开展社交，学习交往技巧等———这些都会在其后的生活中转化为经济回报。
像儿童和劳动这样刚刚在社会科学中找到位置的研究领域，将重点放在对其研究对象的分类和量化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仅仅对其进行统计，会使研究状况停留在静止的状态。对儿童劳动进行测量无疑有其优点，但也会造成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无法体现儿童的劳动过程。这些在克罗泽（Glauser）对巴拉圭的亚松森的一些离开家庭到街头谋生的儿童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他观察到，这种情况几乎不是突然发生的，其发生有一系列的阶段：一个孩子可能某一天来到城市待了一段较短的时间，例如，来卖家里自种的蔬菜；他们可能随后发现傍晚或晚上的销售情况要比白天好；他们错过了回家的车只好在街头过夜，并且在街头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克罗泽指出，这里存在一个理论阈值，一旦超过了这个阈值，儿童就会越来越重新和家庭建立联系：“超过理论阈值的发生很少是因为一个突然的清醒的决定，而通常是一段较长的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包括儿童自己，都努力想要维持下去。牵涉其中的人对事情将要如何发展都没有充分的认识”（Glauser，1990，第153页）。这不仅对理解儿童生活的这些过程和其他局部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而且对于思考如何帮助儿童避免最糟和最不利的结果也有帮助。
鉴于其复杂性，对于这种有问题的道德化分类（如前文讨论的劳工／劳工分类）就有混淆而非澄清的风险。许多测量和量化儿童劳动的努力都出于减少它、控制它和消除它的动机。这种努力背后的政治方式通常是发动一个道德批判的过程，政府、雇主、消费者等都迫于压力而努力使自己看起来比别人更高尚。这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或许是值得的（但情况通常比其倡议者所承认的更为复杂），但它对理解这一现象并没有帮助。就像我们看到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产生一个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缺乏与那些关注儿童劳动的敏感的本地研究建立良好关系所必需的理论高度和广度。因此，建立能达到这一标准的结构性理论框架———维崔普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研究的真正进步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同时，关注劳动意义的研究———它们是多元的且包括了它们对于儿童自身的意义———对于理解的进步而言也是基本条件。这两种情况的关键在于，儿童被看作社会行动者，他们不仅被环境所塑造，更重要的是，他们和环境共同塑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