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银行的警觉
2005年，上海陆家嘴金融区交通银行上海浦东分行
一名男子每天都不厌其烦地多次排队办理汇款业务，而且办理的汇款业务量很大，为了方便，柜员提议让其办理VIP卡，这样就不用每次都排队了。
按理说，VIP卡对很多人都是有吸引力的。一来是有门槛，不是普通人就能享受的，好歹也算个身份象征；二来确实是随到随办，不用排队，旁边还有衣冠楚楚的工作人员端茶送水。但是，这哥们儿居然一口回绝银行职员的好意，继续乐此不疲地排队办理。
银行也不是吃素的，有自己的逻辑：VIP卡对咱们双方都方便，上杆子让你当很多人都艳羡的VIP卡，你不干，那我就觉得你反常。于是，职员开始警觉，随即将此舆情通报上级的反洗钱中心。反洗钱中心局要求交行的职员对于这些情况再进行仔细地核查和落实。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银行职员假装无意地询问此男人做什么生意，为什么每天都要进行汇款,而此男子回答说是做外贸进出口生意，每天进出的都是业务上的货款。
不过，银行不是警觉嘛，这人更警觉。在银行询问后，他神秘消失了！
而同样频繁办理的汇款业务开始由另外一名陌生男人进行。银行在进行资料的审核中发现，此人的联系电话和住址居然与以前那位反对办理VIP卡的男子是一样的。
这一情况立即引起了上级反洗钱中心的重视，调阅以前男子的汇款资料和录像，查证全市各家银行的存取款、汇款业务，一趟下来，收获颇丰，竟发现其在全市11家商业银行都有账户，不但进款业务和汇款业务频繁，而且一样数额巨大。
反洗钱局兴奋了。
马上对此立案。在对各银行同一名字账户操作者进行录像核查后，专案组确定此人是一名新加坡籍人士。在随后的跟踪侦查中，反洗钱局发现，这是一个由四名新加坡人操作的地下钱庄。
在经过严密的查证和取证后，反洗钱局决定批捕这伙人。
2006年4月28日，公安人员逮捕了这些经营地下钱庄的新加坡人，在对这些新加坡人的住址进行搜查时，搜出了几百张银行卡和几十张存折。
2007年8月7日，上海地区最大的一起“地下钱庄”洗钱案一审宣判，受雇于新加坡某公司的4名被告人，于2004年1月开始进驻上海经营地下钱庄业务，每天在境外收取外币，然后再通过11家银行的68个储蓄账户兑出人民币。至被捕时，检察机关核算其洗钱金额为53.54亿元。罗怀韬、莫国基、李启荣、陈培祥均以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至9年不等，其中新加坡籍被告人罗怀韬、莫国基、李启荣同时被处驱逐出境。
一个小小的四人组织，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能完成如此巨量的交易额，看来，地下钱庄的能量不容小觑。
2 钱庄女王落网
2007年6月26日，深圳罗湖区宝安南路的大信大厦
杜玲，正坐在办公室忙着给身边的几个人布置事情，天兵突降--警方已然秘密包围大信大厦，正门、后门、角门、消防门，门门把守；电梯、步梯、天梯、消防梯，梯梯不漏。
面对万无一失的布防，队长冲着对讲机喊了一句：行动！
于是，警员们直达22楼，迅速冲进杜玲的办公室，前台的把风小妹刚拿起电话，就被一把按了下来！
当一向比较稳重但又相当警觉的杜玲听见了外面的急促脚步声，正要拿起电话问前台时，门开了，外面一片威武雄壮。
当场，以杜玲为首的6名嫌犯被控制起来，从办公室查获各种银行卡90张，网银密钥40个，存折67张，用于转账的身份证11个，现金3万多。
之后，警方又冻结涉案账户55个，涉及金额约420万元。
事后，警方公布消息，这是一次由内部结怨或嫉恨进而检举揭发出来的地下钱庄案件。带头人深圳杜氏贸易公司的总经理杜玲，就是赫赫有名的钱庄女王。
审讯室里的杜玲一脸无辜的淡定。
然而，审讯人员对这样的人早就司空见惯了：“告诉你，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早就指示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科对你所谓的深圳杜氏贸易公司涉嫌地下钱庄的事件进行立案侦查，光是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分局协同摸底，就搞了两个多月，杜氏地下钱庄的来龙去脉，我们早就一清二楚了。用不用我替你说说看？”
杜玲招了。
事后统计，仅仅几个人的杜氏钱庄，从2006年年初至2007年5月，光是深圳窝点的流动涉案金额就高达43亿元。
看看她的“业绩”，就知道这个女人着实不简单。
她能坐地而动，轻松操控如此巨量的资金，使大量非法资金流入股市、楼市。其中，与房地产有关的交易资金达1.3亿元，与资本市场有关的交易资金达1.05亿元，金额最大的是贸易、销售等行业，达4.53亿元。加上她广州分舵的涉案金额22亿元，总共就是65亿元的非法流动资金！
问题是，这还只是近两年的统计，事实上，杜玲也说了，杜氏地下钱庄早在七八年前就开始“营运”了。总共玩过多少钱，估计她自己都说不清。
杜玲其实也是个苦孩子。
20世纪60年代，她出生在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由于家境清贫，一度差点连学都上不起。后来，父亲省吃俭用东凑西借，弄点本钱开了个小卖部。这样，总算凑合着读到初中毕业。看着父亲一天天的操劳，杜玲有点于心不忍，就干脆辍学，在自家小卖部里帮忙。到了90年代，父亲的小买卖做得还算有点起色，举家搬到佛山发展。而她，则只身来到深圳，经人介绍在罗湖口岸附近的港币兑换店找了个工作。
其实，直到现在，关于杜玲的发迹史，无论是在她的家乡还是在深圳，都是个谜。但也有一些流传甚广的传说，其中大同小异的情节就是，杜玲在这个店一干就是十多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长期从事港币兑换工作使杜玲已经对此业务相当纯熟，可以说即使睡着了都比别人明白其中的奥秘。就这样，虽然仍旧是打工，但积累的客户资源慢慢地已经足够她另立门户了。
正当她心里开始琢磨自己的小九九的时候，“馅饼”再次砸在她头上--一个偶然机会，她结识了在香港地区经营人民币兑换行的邓国良。两人如同干柴烈火，迅速结合--杜玲做了香港媳妇儿。殊不知，这条通往温情的婚姻大路，却也通往迷雾重重的地下。
移居香港后，杜玲和老公几乎顾不上新婚宴尔，放下小酌，迅速办了一家中港人民币兑换店，杜玲一举从一个打工小妹上升为董事长，而其夫老邓，则当上了二把手--总经理。
事实上，开办货币兑换店在香港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可以说是相当的合法。而且，和开个小卖铺差不了多少，当时的香港，少说也有几千家。最初的杜玲，也学着她曾经打工时的那家店，一五一十地踏踏实实经营着，虽然小铺成色不错，但在香港也算不上知名。
然而，杜玲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很多和她一样的港店，都纷纷开进内地搞驻深办、驻广办甚至是驻京办，为两地货币买卖提供方便。
难道内地这种换币需求会强过香港？还是内地有其他门道？杜玲开始问自己这个问题。
杜玲就是这么一个雷厉风行的人，抛给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办法回答的时候，她早已一头扎进深圳，也搞了一家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