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可以这样说，围绕煤炭和房地产两个高速发展的高利润行业，正是依靠当地人地下钱庄的高利贷方式而得以形成，行业、钱庄、居民，都分享到了经济发展成果。于是，“鄂尔多斯，十人九贷”、“家家房地产、人人典当行”的城市名片就此形成！
回头再看钱庄老大姐石小红，从2006年涉足高利贷行业，到2010年落网之前，她累计吸收民间资金达7.4亿多元。随着石小红业务范围也越做越大，她已经不满足于单一地向企业放贷，开始把目光瞄向其他投资领域。
起初，她投资出租车、货车等小项目的经营，但后来送钱的老百姓太多了，滚滚而来的资金，让她的投资手笔也越来越大。比如，她投资约300万元在东胜区购买了70亩土地，后来一倒手，就获利700余万元。除此之外，她相继在北京、呼和浩特等全国各地购置了43处房产，光是在北京朝阳区、海淀区等地，就有9处豪宅，面积从146平方米至299平方米不等。另外还有位于东胜区鲍鱼先生酒店房地产、铭泰房地产开发公司股权和债权、达旗凯信至诚商务酒店房地产、呼市东岸国际、威海等地房地产的拍卖所得。
但是，链条越长、滚动资金越多，风险越大。光是鄂尔多斯正式挂牌的典当行、投资公司、担保公司，据统计就有上千家，这还不包括真正在地下活动的借贷网络。关于鄂尔多斯地下钱庄的规模，一时之间，也成了一个钱庄业的谜，据说，最低的是300亿元，最高的达到上千亿元。
回顾鄂尔多斯的城市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地下钱庄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这些民间资本的参与，这里的建设规模不可能这么大，速度也不可能这么快，鄂尔多斯的发展，基本上就是靠本地资本的内循环。
当然，资本驱动的城市发展让鄂尔多斯的整个经济处于高位运行，事实上，这种规模和高利模式不只是鄂尔多斯地下钱庄的写照，也是中国整个地下钱庄发展的真实写照。近年来，不光是国内很多缺钱的企业纷纷像奔向纳斯达克那样奔向鄂尔多斯，就连国际热钱也纷纷染指。如果不能降温，叠加的风险会越来越大，对下游产业的暴利依赖会更强。
但我们回头梳理这个缔造神话的城市时，也会看到，与江浙民间资本高利贷支撑中小企业发展不同，鄂尔多斯的民间信贷流向的煤矿和房地产业，都与当地政府的政策和规划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鄂尔多斯政府的财政收入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2004年前后开启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和房地产业又为日益壮大的地下信贷队伍提供了庞大的市场。这些钱源自煤矿，然后流进地下钱庄，再流进楼市。
从地下到地上的资本循环，是鄂尔多斯经济的一大特色。
但是，对能源的要求让这座城市面临着“成长的烦恼”。对于今天提倡的低碳经济与产业转型，鄂尔多斯当然也想努力，可是，面对目前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政府与资本的抗衡有点力不从心，如何可持续，真是块心病。
鄂尔多斯不是富二代，但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拥有了巨额财富，这财富背后却是一系列的原罪，资本横行、环境破坏、物质暴发、精神贫困、暴富与炫富，是这座城市刻意掩饰却又难以抹掉的硬伤。
鄂尔多斯，这座依赖中国十年来特色产业结构和资源匮乏而暴发的城市，绝不仅仅是个特例。反观正行驶在高铁上的整个中国，莫不如此。如果没有痛入骨髓的调整，或许我们只能用“暮光之城”来形容鄂尔多斯今日的繁华，或许我们只能用后继乏力来形容当今中国的崛起。
5 各有各下场
出来骗，总有一天要还的。一个人的姓名，好也罢，臭也罢，只要有大动静，就可以永载史册，但利益江湖，却没有永远，不懂及时收手，最终必然身败！
许志远的下场第一次在地下钱庄领域印证了这一铁律。
虽然云浮外管局已被他的好伙伴杨炳昆控制，但这不代表广东省外管局就是吃素的！
他们在一次按照惯例举行的外汇收支大检查中，抽取了云浮外管局的将近300多份报关单，送到相关的签发海关进行核对。结果不比不要紧，这一比，在场人都冒汗了--263份报关单根本没有入海关的数据库！
问题是，事情有败露的苗头，杨炳昆已经没有选择，两条路，一是及时自首，一是死扛到底。让人震撼的是，无论是许志远、杨炳昆还是伍老板，三个人还真是“铁汉”，无一例外地选择死撑。
于是，云浮市外管局和云浮中行在杨炳昆的动员和强硬手腕下，居然开始密谋最后一搏：把省检查组检查出来的有问题的单证抽调出来，连夜加班加点变造单证，予以更换。
但是，广东省外管局和公安厅技高一筹，先于他们造假之前，就取回了171份委托海关鉴定的假报关单，留下的那些有问题的单据，就是为了引蛇出洞！
蛇果然就动了，事情就很明了了。于是，云浮市紧急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准备彻底击垮这个骗汇组织。然而，事情的交织远比每个人料想的复杂，谁也不会想到，专案组的领导杨炳昆就是该骗汇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事实上，专案组成员中的另外三人也曾在杨炳昆的糖衣炮弹下，间接为骗汇开了绿灯！
贼老大负责捉贼，贼们当然很是坦然。于是，案件一度没了眉目，搞来搞去，都毫无进展。
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女人改变了案件进程，也改变了所有犯罪者的结局。
这个女人是伍老板的女人。
伍老板通过和其他人勾结，总算在“事业”上“大展宏图”。和大部分男人一样，有钱就变坏，变坏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女人。只不过他找女人的方法，一度被他自诩为战略经典。
事情是这样的，一次伍老板到赫赫有名的晶都开房，接待一个客户。偶然机会，他发现总台有一个叫黄芸的女孩儿，相当的漂亮性感。财大气粗的伍老板便心生勾引的念头。可是，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研究之后，发现黄芸已有男友，而且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这让伍老板欷歔不已，罢手吧，又有点难以割舍。于是，心生一计，他故意接近黄芸，有意无意透露他是搞进出口贸易，现在公司需要一个出纳，希望黄芸能给介绍一个可以胜任的，月工资可以达到5000元的水平。
黄芸也就是个毕业不久的深圳打工女，没日没月的加班也只能拿一千多元的工资，5000这个数字对她来说，显然比伊甸园的苹果还有诱惑力。肥水哪能流到外人田，黄芸根本就没想着给他介绍别人，就说自己就是学财务的，不知能不能试试。
伍老板要的就是这句话，于是，黄芸就到伍老板的公司上班了。
这样，伍老板的第二步战略就开始了。
他每天去银行提取几十万或者是一百多万的现金，然后拿到公司，交给黄芸。而黄芸在公司的唯一工作，就是数钱。数完之后，伍老板再派会计与她一起到银行入账存钱。
偶然见大钱，还能撑得住，问题是架不住天天数大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黄芸就彻底瘫软了--这伍老板得有多少钱呀，天天好几十万进账，再纯洁的女人也禁不住诱惑。加上伍老板的言语挑逗，一来二去，看在钱的面子，黄芸也就半推半就，最终两个人苟且了。
这一战例是伍老板一生的荣耀，每每三五狐朋七八狗友聚在一起的时候，伍老板总是到处宣讲自己的手段。大家渐渐听腻了，也都一笑而过。问题是，伍老板对黄芸也渐渐玩腻了，就要一甩而过。
黄芸当然不干了，大好青春玉女就这么说玩就玩，说扔就扔？天下哪有这么简单的事？
黄芸开口：除非给200万，否则，她就把她掌握的伍老板的事抖出来。
事情就这么凑巧，正在这个当口，许志远他们开始被调查，伍老板忙于应对这件事，就拖着没有给黄芸答复，更没有给她200万。
于是，结局可想而知。
许志远和一帮同伙锒铛入狱，曾经的“辉煌”变成了恓惶。
记得2010年《新周刊》发表一篇肖锋署名的文章“谁在中国过好日子”，里面有句话让人至今记忆犹新：“反腐靠二奶造反、小偷行窃、内部互掐。”伍老板一手营造的黄芸事件，确实是这句话的最好佐证。
许志远集团骗汇，好歹还是要花本钱的，仅仅是通过关系和不法手续用自己的人民币换取外汇。而宋汇贤和李梅夫妇情节就恶劣了，弄些假证，直接就能骗钱，根本不花成本，归根结底，玩的是空手套。尽管李梅适可而止，及时收手，用“攒”下的钱一本正经地做“正当”的套汇生意，但没几年，旧案底终于被翻了出来，李梅被以诈骗罪宣判，其结局和本书开头提到的杜玲几乎一模一样。
与前两派地下人士相比，陆兆维和闻化明的最终结局显得更加杯具。
2008年6月8日上午，熬夜看完欧洲杯（兼赌球）的陆兆维刚从床上爬起来，手机响了，一个噩耗传来：闻化明死了！
原来，闻化明放贷玩得太高傲，根本没注意到风险，在金融风暴已经开始波及亚洲的时候，国内企业也开始有点悲鸿。闻化明一条几千万的放贷链条突然随着其中一个企业的倒闭而断裂，梦中的利润上了黄粱，一根绳子从黄粱垂下，吊着只剩下死债附身的闻化明。
本来参与赌球就输了几百万，再加上此消息，历经风雨而屹立不倒的陆兆维也终于崩塌了。让他感到彻底悲催的不只是他和闻化明平时的兄弟之情，更痛彻心扉的是，闻化明自挂东南枝，所有的难言之隐都随着一挂而了之，极乐去了，而把大部分死债却留给了自己。任他是久经风霜血雨，光是东岭创投的千万资金，如何还付？一辈子猎鹰，没想到让小鸟拖下水！一急之下，自己也干脆躲到医院，不想没过几天，便含“冤”而逝了！
同样是放贷，石小红也没有逃过资金断链的结局，只是后果没有陆兆维那么悲催。民间放贷的实质就是地下钱庄充当普通储户与资金使用者之间的桥梁，获取低于储户的利息，靠规模获取暴利。规模一大，压力自然就大。地下钱庄承担向储户发放利息和向资金使用者催缴贷款的双重压力，最为关键的是，贷款能否顺利收回，则取决于下游资金使用者的获利情况。
在2009年之前，鄂尔多斯的钱庄根本就不会去为能否收回贷款而无谓的担心，因为他们都知道，只要是钱投向煤矿，就没有理由不赚钱。因为按照当时中小企业开采的成本来说，只有每吨区区的50元上下，但煤炭的坑口价格则达到每吨550元，利润是10倍！
然而，随着国家对煤炭等基础资源的严厉调控以及企业对资金需求的逐渐萎缩，钱庄的风险日渐显现。终于，2009年，石小红的链条戛然断裂。第一个反目的钉子户恰恰就是石小红的最大下线曹丽琴，她给石小红的资金额度达到6700万元，她的下线多达220多人。
于是，整个沉溺的钱庄浮出水面，2009年7月，石小红被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彻底控制，并最终于2010年1月移交至鄂尔多斯警方侦结。
随着石小红的陷落，整个鄂尔多斯也付出了成长的代价--信贷的基础，信用摇摇欲坠，大部分还在活动的人都在担心，一旦基础“户子”信心动摇，发生恐慌，一起来要钱，那么整个地下信贷的链条也就彻底崩断了。
好在，出于对稳定的考虑，在地上与地下的一起努力下，这种情况没有出现。但是，没出现，不代表不存在。
其实，这只不过是地下钱庄放贷业务所暴露出来的一点点风险而已。事实上，很多投资者还通过所谓的信贷类信托、理财产品等形式，不断刷新着民间高利借贷的模式和规模，这种影子银行体系，才是监管之外的最大盲区。
回头再说高建明，随着身边一系列和钱庄有关的人的结局的出现，高建明彻底惊醒了。这让他心生了及时隐退的念头，两年以后，高建明最终全身而退，邱国建也不吝啬，拿出500万给高建明当“退休金”，加上高建明这些年自己积攒下来的资金，一个身家2000多万的富豪渐渐淡出了钱庄业的视线。高建明也从单位辞职，利用这2000多万资金，和几个朋友在广西防城港以及陕西一带搞了几个小厂子，顺带帮一些地方政府兼做金融方面的咨询工作。
就在高建明功成身退的两年之后，邱国建终于也像他自己预料的那样，出事了。原因是陈某在大陆落网，牵扯出其麾下数家大陆地区的地下钱庄全部被查抄。后来，不得不说，陈某的能量奇大无比，在自己被羁押的时候，还能幕后指挥一系列的打捞行动，最终，陈某被解返香港，而邱国建则远走南非，至今和高建明再无联络。
当然，高建明也不忘当初的誓言，经常回深圳探望邱国建的一家老小，生活上关护得无微不至。
本来，我们的记录到此本该结束，但是，随着2008以后经济形式的变化，地下钱庄也有了不同寻常的变化，他们开始频频接触国际热钱，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不过遗憾的是，政府和金融部门，始终无法彻底解开地下钱庄的新的运行模式，相应的对策也有些不太对味。因此，接下来，我们还需花费一章的篇幅来彻底解开地下钱庄对经济秩序到底是如何影响的。
